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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曾有两位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曾有许多部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日本，却根本没有在文化方面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危害（无论是给别国还是给本国）进行过任何像点样儿的反省。在日本，几乎每一个试图唤起那种反省的日本人，都反而会遭到他的同胞的敌视，“英雄式的战败国”、“日本近代史上的悲壮一页”——这就是日本这个国家通过它的文化一再灌输给一代代日本人的总的历史印象。大多数日本政客不但欣赏以上那一种日本的文化现象，而且支持。
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曾一度与中国相安无事。那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令日本人肃然。令日本人跪服的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服了，这使日本不得不重新看待中国。中日建交后，双方关系几无摩擦。在外交方面，日本对中国变得特别谨小慎微。
中越边境冲突以后，又有一个不短的时期，日本对中国另眼相看。倘事关中日关系，日本也是不敢轻易造次的。
事实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对日本的不友善表现每每极为克制，似乎绝不应该出现目前的倒退。然而事实是倒退了，责任全在日本。
欺软怕硬，凌弱畏强——日本这一民族的劣根性，变相地体现在一代代政客身上。相比之下，日本的青年们倒是变得可爱多了。起码，他们总体上断不会再以“弱者是虫豸”这样一种反人性的眼光来看世界了。
对于某一些政治心理阴暗的日本政客，以及视中国的克制为中国之懦弱的日本反华右翼人士，一般的外交艺术是不够了。他们差不多是与台湾地区的陈水扁一丘之貉的——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日关系将对中国的外交风格提出极其严峻的考验。
对于一个实际上拒绝历史反省的国家，我是既无好感也绝无信任感可言的。一个国家的反省意识无非体现于两方面——对国内行为的反省和对国际行为的反省。前一种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决定一个国家自身文明进步的节奏；而后一种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将带给周边国家安全或不安。
进一步说，倘德国乃是一个亚洲国家，它的存在再强也不至于又使我这一个中国人不安。
但日本在亚洲。我想亚洲未来的和平，几乎必然地又将笼罩了阴影。
我所依据的是这样的一条规律——看来，由一个好战的国家而真正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它仅仅经历一次战败国的教训是不够的。当然，经历三次也太多了。或许，经历两次是正常的情况，比如德国。
“一战”失败——反而滋生出法西斯主义；“二战”再败，这才深痛反省，于是脱胎换骨。
这是德国的过程。
日本绝不是一个比德国反省力强的国家。
我想，它现在肯定还不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因为掌控它的方向的政客们基本上还是一帮信奉胜王败寇的政客。
它要养精蓄锐到什么时候再发起战争？以什么借口发起战争？对哪一个别国发起战争？多大规模的战争？
现在作出判断还为时尚早。哪一国使它再败，也难估料。但总不会再是欧洲国家了，再不会是美国了。
有一点将是肯定的——日本，它只有再成为一次战败国，它才会有真反省。它才会真的脱胎换骨，亚洲才多一分永久的安全……
是以为亚洲、为中国忧患！
二、轻重取决于日本——从小泉到安倍
据我看来，中日关系现状如何，前景怎样，利弊实不由我中国，轻重全然决于日本，亦即日本站在国家意识的态度之上，究竟如何看待侵华罪恶，怎样端正态度。
由日中关系，联想到了非洲往事。那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倘我没记错的话，大约是在去年，由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频道播报。电视新闻资料，估计是由英国方面提供的。
究竟是一桩什么非洲往事呢？不，用往事一词，行文太过轻佻了，那是一桩悲惨恐怖的事件。
七八十年前，一名英国传教士只身来到非洲。在英国，其教绩卓然，颇得美名，到非洲，仅为神职而已。他去拜见一位土著部落的酋长。在那过程中，他犯了一个微小的礼节上的错误——将自己的宽边帽从头上摘下，放在膝上了。
结果是地球上一切文明国度的人们都想不到的——那时世界已经迈入二十世纪。
他被杀死。
不仅被杀死，还被剥皮、剔肉、烧烤、煮汤，最后，敲骨吸髓，被吃得仅剩一个头骨，成为酋长家族代代相传的摆设。
我要提出的问题是：作为那英国传教士的后人，他们能够从心灵上轻易忘掉那一件事吗？对于人类，应该不应该是一回事，能够不能够是另一回事。他们的先人的头骨，还在别人家里成为摆设啊！忘记和铭记，这是人类之人性的两个显著特征。有时忘记更符合人性；有时铭记更符合人性，这是人性的真相。对于英国传教士的后代，铭记更符合人性。能否使从前之事成为过去之事呢？这分明不是单方面取决于他们的问题。它取决于那土著部落的酋长的后代们——他们正一代代做着新酋长。
二零零四年，事隔七八十年以后，那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位酋长，做出了一个他的几代前任酋长没有做出过的决定——诚挚邀请英国传教士的后人到非洲去，当面请罪；当面归还对方们的先人的头骨；当面以本部落习俗的最高方式，超度对方先人的灵魂。
五分多钟的电视新闻，便是记录二零零四年的那一过程的。
试问——如果没有那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长的诚意作为大前提，那英国传教士的后人们会与对方促膝而坐，谈什么弃仇去憎修玉帛之好的话吗？那后者的人性不是太不正常了吗？
我将当今之日本好有一比，恰比作那非洲的土著部落；我将当今之日本政客小泉也好有一比，恰比作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长。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这里主要比的是，有资格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部落的人对本国家或本部落之历史行为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日本政客们的意识远在那一位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长之下。后者的意识是与时俱进的，是愿意向全人类的文明共识靠拢的。而日本右翼政客们的言行却是相反的。
至于当年的日军，我除了没有接触过他们当年吃中国人的记载，其他一概残忍罪恶，他们是全部犯下了。将那一非洲之恐怖事件扩大十倍，不足以相提并论；扩大百倍，也不足以；扩大千倍，还是不足以；也许扩大万倍几万倍才能相比。
从小泉到安倍，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一国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所遵循的不外是两点：其一，人死了，灵魂都是平等的；其二，尊孔，中国的孔子曾曰：“仁者爱人。”
在某些日本人的意识之中，进一步说，在小泉首相的意识之中，人死了，灵魂果然是平等的吗？倘果然是，又为什么只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呢？为什么不曾也经常到日本的平民公墓去祭奠那些普普通通的亡灵呢？倘果然是，他们那靖国神社里，为什么只供奉名人贵族及所谓“英烈”的灵牌？对不起得很，事实上我认为，靖国神社之中定有日本人的真英烈的灵牌配摆放在那里受日本人敬仰的。但连国际法西斯战犯的灵牌也供奉在了那里，则我就不得不将他们的“英烈”也用引号括上了。倘一概日本人的灵牌都是可以供奉在靖国神社的，还则罢了。但世人皆知，日本的普通人的灵魂，是断不会被忝置于那靖国神社的。而战犯的灵魂却配。平等在他们那儿，说穿了，乃是——战犯与英烈平等！倘不，南京大屠杀之纪念日，他们何不也在日本替那些惨遭本国兽军野蛮杀害的中国黎民百姓和战俘们的亡灵祈祷祈祷呢？——既然人死后，灵魂都是平等的！再试问一问：近一两年，他们参拜供奉着法西斯战争罪犯的灵牌的靖国神社的次数大约比祭奠自己祖先的次数还多吧？而这，叫如丧考妣。
说到“仁者爱人”，他们实是孤陋寡闻。在中国，岂止孔子说过这样的话！百千年来，反反复复宣传同一思想的中华先贤，多了。那话的本意——博爱之人，首先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别人的生命。爱人之心爱人命。不知珍惜别人生命，“爱人”岂非伪装吗？希特勒之所以是全世界人民痛恨的法西斯战犯，乃因他视别国人民生命如粪土。在这一点上，日本的东条英机们与希特勒无区别！
他们想必知道中国除了孔子，还有一位孟子，同样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
孟子曾说过这样的话：“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他们对战犯们的亡灵的恻隐，已反复向世人证明看了。但作为当事国的首相，对死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亡灵的恻隐又究竟体现在哪儿了呢？倘无后一种恻隐之心，其“仁”不“端”也。不“端”便是不正。不正是斜。在中国字中，“斜”与“邪”有同义。对于这等样人，中国古人还有什么说法么？有。仍是孟子。他又曾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已说得明明白白了，我就不再往下说了吧！
至于中国在“二战”结束以后未对日本提出战争索赔，乃是因为考虑到——日本当年也由于美国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而水深火热，哀鸿遍野；日本人民，也成了本国发动法西斯战争的代罪羔羊。
此考虑，义之端也。
世界各国，文化历史的长短不同，发展阶段的先后不同，民族传统不同，民俗内容不同，现代与传统结合的程度不同……总而言之，有许许多多的不同，因而有多种多样的区别。
这是文化常识。
但十八世纪以后，全世界在文化方面都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文化的人文原则的共识，简称“人文主义”。
起初的人文主义之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精神）。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人文主义又理所当然地包含了和平主张。
至今，人文主义还充实了环保思想。
是谓新人文主义。
联合国的大会上，讨论什么，通过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一言以蔽之，高于各成员国利益之上的原则，便是人文主义的原则。代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要人物的言行，倘与世界人文主义原则的共识相违背，必须遭到谴责。
在每一个国家自身的文化权利之上，乃是世界人文主义思想原则的唯一权威。全世界各国都要共同遵守的。
一个国家将国际战犯的亡灵与自己民族的英烈的亡灵并列陈设；一个国家的首相参拜这样的神社，并以“文化区别”为借口，除了说明其首相所代表的国家是多么蔑视世界人文主义的思想原则，还能另外说明些什么呢？
倘是我前边所举的那一个非洲土著民族的部落与其酋长，中国人倒也无话可说。吃人还要边吃边歌边舞，那自也是文化，吃的文化。落后若此，理论也白理论。
可今天的日本不是从前的非洲土著部落啊！
日本是站在世界现代化前列的国家啊！
那非洲的代表部落赔礼道歉的酋长，人家也皈依了世界人文主义的原则了啊！倘不，会道歉吗？人家没拿“文化区别”当借口啊。用孟子的话说，人家已有“是非之心”了。
日本首相及某些政客头脑中的人文思想，比一位非洲酋长多些少些？
三、我看日本人
同是“二战”的祸首国，日本的结局与德国有所区别。与意大利尤其有所区别。意大利的法西斯头目，是被他的本国人民吊死的。墨索里尼成为希特勒的“生死弟兄”，在最大程度上并不能代表他的国民们。他自己要上希特勒的法西斯战车，于是也将意大利人民拖在了法西斯战车后。他们吊死他，意味着是对他的惩处。一个国家的人民以最严厉的方式惩处了他们的元首，证明了他们与他“划清界限”的态度是极为鲜明的。
某些德国将军预见到了德国必败，企图暗中与盟军议和，但是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另一些人企图暗杀他，为德国争取到一个较体面的投降机会，却一次次都没成功。尽管希特勒对他的国民不断采取欺骗手段，德国必败的心理阴影，却早已在苏美两军攻克柏林之前，就扩散于军队和民众之间了。可以这样说──德国人对于德国必败是有所心理准备的。对于德国人，保卫柏林不过是垂死挣扎。军队明白这一点。民众也明白这一点。挣扎也败，不挣扎也败，总之注定了必败，也就只有由希特勒做最后的谢幕人。
日本的战败，却是五十年前的普遍的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在中国的东北，他们还有几乎整整一百万精锐的关东军啊！这一尚未受挫的军事实力，使日本只为自己保留了两种选择──或者较量到底，或者，以势均力敌的不屈不辱的姿态，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至于投降，天皇根本没想过。东条英机根本没想过。普遍的“大日本皇军”的将士们根本没想过。普遍的日本人也根本没想过……五十年前，在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前，政客也罢，军中首脑也罢，普遍的日本民众也罢，有哪一个日本人的头脑中，暗暗相信过日本会战败吗？
由于深受军国主义宣传的影响，五十年前普遍的日本人，他们的军队，即使有厌战情绪，也绝无反战心理。他们又怎么会反对他们的“子弟兵”所进行的“东亚圣战”呢？父母们当然会巴望他们的儿子回到身边。妻子们当然也会那样巴望。但是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的儿子或丈夫，应该是“解甲荣归”。在政客和军中首脑们的想象中，如果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落笔之前，日本是要与苏美坚决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