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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四小龙”经济中，也就只有一家堪称腾飞式经济，那就是：台湾。韩国是日本模式的翻版：它建立大型综合集团，以日本战前的经连会金融集团以及其演化出来的工业集团为样板，既不在乎欠债，也不考虑市场需求，而一味地扩大生产能力。新加坡邀请西方以及日本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香港沿用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台湾相反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国民经济体，一种富有灵活性核心的小型的父权式家庭企业。
90年代末，台湾有120万中、小企业，而台湾就业人口80％工作于此。中国人的想法是：与其到别人的企业去干，还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企业中。每18个台湾人中，就有一个是企业家。一个笑话就是：“往街上扔一块砖头，准砸着一个董事长”。《经济学家》杂志曾经这样描述说：台湾的经济是“一种蚂蚁兵团”式经济。这个蚂蚁兵团在90年代占领了世界计算机市场。
台湾计算机工业的主要成品（在世界市场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台北市场情报中心，技术、信息研究所，2001年1月。
我们现在看一看这“蚂蚁战”：以洪先生创立的建准公司为例。在80年代手提电脑的奔腾处理器迅速提高时，高温问题出现了，像日本的大公司美蓓亚（Minebea）一样，建准公司集中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研发出了一种很小的冷却排风扇，它甚至比奔腾的芯片还要小。现在，几乎世界上1/3以上的手提电脑都使用这种排风扇。
90年代末，台湾上升为世界第三大计算机硬件生产地，仅仅小于美国、日本。在计算机的许多零部件方面，世界市场的50％～80％都为台湾所占有。
台湾的企业是在埋头苦干，但是他们的眼睛却盯着世界市场。在这个世界上，谁认识第一流的国际计算机，也就是认识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转换电路板生产商？谁认识光宝技术，也就是台湾80家计算机显示器生产商中最大的那家？谁认识家庭企业家昆盈公司（Kye），即第三大鼠标生产商？谁认识世界上最大的小计算器、台湾最大的传真机生产商光宝公司（Cal－p）？
形成所有这些现象的唯一原因就在于，台湾企业供应零部件，并把它们发往组装整机的地方，也就是零部件规模委托加工，他们的产品不是直接给予终极用户，而是销售给了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计算机生产企业，而这些企业把零部件组装起来，并且以自己的商标对外销售。譬如在2000年，世界上半数以上的手提电脑都是由台湾生产的，然而这些电脑却都是以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计算机公司如康柏公司等的名称对外销售。2000年初，据经济报介绍，也就只有手提电脑的世界名牌东芝公司在台湾整机生产。世界著名的大型集团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IBM）、康柏公司、东芝公司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这些零部件供货商，依赖于数千家中、小型台湾企业的委托加工。日本的卡西欧公司小型计算器的80％来自于光宝公司。只有少数的台湾公司如计算机生产商宏基在世界市场上打出了自己的牌子。如果台湾突然消失在海洋中的话，那么世界计算机市场也就将随之而陷入混乱。
有这样的说法：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家，前提是，只要把企业产权的自主性给了他们。对此，台湾人是活生生的例子。那最初把希望寄托在大型国有企业上的台湾当局所做的决策是相当明智的。他们对于这场高技术奇迹所做的只是一点儿经济上的资助，然而却是关键性的：当局为这场奇迹投入了基本设施建设；筹建了一个官方实验室：“工业技术研究所”，如同美国的史丹佛大学那样，这个研究所使许多富有成效的高技术企业得以腾飞。围绕着这个研究所，当局修建了一个很大的高科技工业园：新竹园；还鼓励那些风险资本企业的形成；而当局却在它们形成之际止步了：它为高技术企业创造基本设施，但是并不去指挥这些企业的发展。那么，台湾就不会发生那些在日本所发生的，因为日本政府和计算机工业界为了“打垮国际商用机器”，集全部精力于大型计算机集团的建设。可是当年轻的硅谷公司在90年代实施全新的计算机模式时，即网络计算机模式转化时，整个日本计算机企业遇到了技术老化的打击。
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工业也使台湾人在90年代引发了半导体工业。在此，他们也发现了一个“小空间”，而今它却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即：“芯片铸造业”。台湾的半导体生产商并不自己设计转换电路，而是接受台湾人以及日本人和西方企业的委托加工，半导体转换电路按照委托方的设计进行加工生产。现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芯片铸造商是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也就是位于新竹园的台湾半导体元器件公司。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芯片生产厂家之一。因为台北的新竹园已经没有地方了，当局因此在台南建立了第二个高科技园。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信息技术岛，变成一个巨大的硅谷。在此方面作出了实质性贡献的当属那些从美国回来的海归派：美国精英大学的台湾毕业生和那些多年在美国高技术企业从事研、发的富有经验的台湾人。
■经济大中国正在实现中
如果没有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出口以及管理知识，大陆经济在80和90年代腾飞的现象是不可想像的。
1。香港投资者
1979年，当邓小平通过在广东、福建建立四个经济开发区对境外直接投资敞开大门时，他所想的首先是吸引港台的投资者。事实上，香港企业从一开始就蜂拥而来。中国大陆给它们所发出的邀请恰到好处。在香港，由于土地和人工的价格猛涨，那么相对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进入世界市场前列的东南亚几只老虎来说，老的工业已经失却了自己的竞争力。此刻，正好出现了邓的开放。
香港企业把劳动密集型生产线迁往中国大陆那些人力和土地比较便宜的地区。它们先是迁到紧邻香港的经济特区深圳，随着大陆开放的不断发展，这些投资者逐渐发展到整个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随后发展到整个大陆。今天，几乎香港的整个制造业都迁到了大陆，仅有很小的一部分迁往东南亚。仅仅在大陆的南部，就有40万家香港企业，工人达到500万人。珠江三角洲的村、镇都成了香港生产厂家的集中地。而留在香港的，也就只是研究开发、设计、包装以及推向世界的销售部。整个生产都在中国大陆。以香港最大的玩具生产企业港陆实业公司为例：1992年，该企业在广东有7家工厂、1万中国工人，而在香港的总公司相反只有400名员工。
对于大陆的农村企业发展来说，香港企业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与农村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或者合作关系，以便为出口加工、生产。就农村工业的出口奇迹以及中国出口的奇迹来说，香港是有功的。
香港企业向中国大陆所开放的，就是廉价但接受过较好教育的、技术相对熟练的工人，而且这些工人没有受到自由工会的保护。在大陆的香港出口加工厂，也包括台湾以及韩国的厂家中，笼罩着一种这样的气氛，一种让人回想起早期英国原始资本主义的情景。90年代初期，当一家香港的布娃娃生产厂家使80余名年轻女工被烧伤后，世界新闻媒体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工厂的大门被锁着，理由是防止这些女工偷拿布娃娃。一连串的此类丑闻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干预。从此，这些工厂里的情况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是按西方的标准来看，仍然是相当糟糕的。在生气的时候也不能忽略的是，这些工厂里工人的生活，远比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处在生存边缘的中国人要好多了。工厂外面还站着许多失业者，他们等待着这家企业下一个空位子尽快出现。
80年代末期，香港的大型资本家也出现在大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像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集团、恒隆地产、恒基兆地产、合和实业等。由于劳动密集型工业某个生产厂所需要的资金相对比较小，故此流入大陆的资本也就几十个亿。而香港房地产界修建收费高速公路和桥梁，并且在以写字楼、高级宾馆、商业大楼、别墅区使中国显示出大城市的形象。香港的宾馆饭店集团、商业集团以及其他的高级连锁网络也随着它们进入了中国大陆。香港改变了中国的城市面貌。【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80年代时，中国3/4的境外直接投资都来自于香港，那时它还是英国领地。90年代时，尽管各国的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但是在投资数目上，香港仍然遥遥领先，尽管香港的投资额在2001年时下降到整个境外年投资总额的36％。从1979年到2001年，香港投向大陆的总资金达1920亿美金，相当于整个境外在华投资总额的半数。并非所有这1920个亿都是香港资本，其中的一部分是出自于外国企业在香港的分公司，它们由香港向大陆投资的。另外的一股，而且不可忽视的资本来自于大陆自身，也就是中国企业，其中有些是高干子女，搞一个“曲线救国”，他们先把钱弄到香港，然后转投到深圳和其他城市，以便获得减免税以及其他吸引外资的优惠待遇。
香港投资的绝大部分进入广东，因为它是与香港接壤的省，而且还是许多香港人的故乡。在广东，他们讲相同的方言，也有许多亲戚关系。在中国开放前，广东还是一个贫穷的农业为主的省份。通过与香港的合作，广东成了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最富的省，而且成了市场经济的“领头省”。
广东在中国整个出口额中占到了40％的份额。广东出口的大部分是出口加工：在成千上万的小工厂里，年轻的中国女孩子在缝制销往世界的衬衣、服装；来自农村的工人制作着玩具、运动器材、粘接运动鞋、校对电子电器、加工时髦的礼物和圣诞节装饰品，等等。广东的珠江三角洲至今依然是一个世界轻工业中心，它以低价商品养育着这片土地上富有起来的人们。
在毛去世时，深圳还是一个仅有2。5万居民的荒凉的边境城市，而居民靠种稻子和捕鱼为生。1980年提升为经济特区使这个小城变成了淘金城，来自香港和外国的企业家、商人、投资者以及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房地产开发商、冒险家、骗子和卖淫者纷纷涌入这里。80年代中期，几个极端的革命派代表访问深圳，他们伤心地说道：“就连市府大楼上都没有了五星红旗，还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吗？”
自特区建立以来的20年中，深圳的经济以31％的年增长率持续发展。今天的深圳作为400万人口的城市，以其耀眼的摩天大楼与香港竞相媲美。它依然属于中国一个充满发展潜力的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城市。1990年，深圳已经成为继上海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出口城市，并且在进口自行车、钟表、照相机和家用电器方面跃为中国第一号。此时，深圳已经发展成为中国高技术城市的先导。90年代末，它拥有1500家计算机及其零部件生产企业，500余家软件开发公司和200家研究、发展中心。在此，两家颇有成就的国内通讯设备生产企业已经落户，那就是：华为和中兴。深圳还有中国最大的生物企业天达。国际商用机器的大中国集团在四家工厂组织生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深圳大学一起在深圳建成了一个科学、技术中心，并把它作为科研成果市场化的基地。1999年，高技术企业的总产值达到本市社会总产值的45％，同时也在出口方面占到了出口总值的1/3。
以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金使深圳成为大陆最富的城市。深圳修建了一个新港口和新机场。它从香港的乳儿变成了竞争对手，尤其是对于香港的高技术化设想来说。深圳在地价和人力方面是那样的便宜，而科技人员的数量却又是那么富有；香港人在美英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学习企业管理、经济、法律，希望通过投资银行或者律师而富有起来。大陆人相反，半数以上学习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精英大学如清华，每年把近万名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输送给经济界。这就是香港的高技术企业何以在深圳建立分公司的缘故。香港转过头来，以便发挥其从全球吸引人才的策略，从美国以及大陆的精英大学吸收中国的信息专业技术人才。
2。台湾投资的两个高峰阶段
如同香港一样，台湾在80年代时人力和地价剧增。也像香港一样，台湾需求把劳动密集型生产迁移出去的可能，以便面对东南亚经济老虎之国保持竞争力。如果把这些加工线就近放到台湾海峡对面的福建，也就是当年的故乡，那会如何呢？可是台湾当局却竭力反对此举，禁止台湾人与大陆人之间的接触。1987年，当局解除旅游禁令，台湾投资一下子蜂拥般的前往对面的海滨。
台湾带给这片土地上的首先是鞋子制造业，并且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鞋子出口国。一个万人的制鞋厂对于小小的台湾来说，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但是地价和人力都比较便宜的大陆，给予台湾制鞋业提供了进军和占领世界运动鞋和普通鞋市场的可能性。台湾的制鞋企业保晨公司（音译）借助于大陆的劳动力成了世界最大的制鞋企业，它以1。2万名工人承担了耐克和锐步运动鞋的生产任务。
在起初的那些岁月里，台湾投资者的名言是：“把你那过时的机器运到大陆去，换得世界市场的出口合同和份额”。90年代中期，第一阶段的低技术含量投资的浪潮被第二阶段的高技术投资浪潮所取代。台湾的计算机和电子企业在大陆修建现代化的生产线。复制甚至大于其在台湾的母公司的复制线：台湾大型跨国计算机公司宏基在苏州建立了一个有6000名员工的生产厂。在几公里路处，声宝集团公司建立了一家计算机显示屏生产厂，而且同巨（Yageo）是为宏基、菲力浦、国际商用机器以及其他公司生产电阻的厂家。在珠江三角洲，普玛斯（Promax）在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