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壑党�300亿。”
其实账并不难算。不用计算机，有一个算盘即可。
如果三门峡景观与中流砥柱还在，其旅游经济效益，就会超过今天的三门峡工程经济的收益。他说，如三门峡景区一年游客按100万人计算，人均门票100元，一年就是1亿的收入，而且还可以永续利用。
因此，即使建三门峡工程的理由充分，意义重大，决策没有任何失误，水库非建不可，那么为什么对三门峡奇观的本身价值视而不见？为何不能把坝址西移？甚至大坝设计时只要挪开几公里——几千米又能增加多少造价——就能使黄水咆哮过三门的奇景得以保存！
因此，我又不免想起，一些声称算大账的人，有战略眼光，向前看的人，无须遮掩，其实还是目光如豆啊。
即使大的项目，伟大的工程，也往往细节决定成败。
三、永远消失的唐中都
三门峡水库的败笔远还不止于此。
让我们溯黄河而上，走得更远一些，去寻找和潼关、陕州同遭浩劫的蒲州古城吧。
这几乎是无人不晓的王之焕的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历史上的鹳雀楼建在蒲州城边。一首诗，成就了一个著名诗人。一首诗，定格了一座名楼——这就是蒲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坐标。
在上中学时，便知道横贯山西的“同蒲铁路”。同是大同，晋北的煤都，蒲就是黄河边上的蒲州。但后来，出版的地图上再也找不到蒲州了。
蒲州城是怎样抹去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两位日本学者写的《山西古迹志》上的一段文字：
“蒲州是山西省西南隅的黄河大转弯处发展起来的城市，县名永济。所谓蒲州，是清代以前以此县为中心统辖着邻近5县的府名。这里南距黄河大转弯处约20公里。在中条山脉北侧，位于中条山脉所构成的盆地的西端”。“进入汾水流域，可以由此窥视平阳和太原。如果想要从北方进据中原，这里也是必需首先要占据的要地”。“黄河和渭水文化是首先进入这里再渐渐北上的。这里被视为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有其道理的。传说帝舜以前在这里建都，尧也在这一带活动过。帝舜烧造陶器的所谓‘陶器’和他从事耕作的历山，也从很早以来被认为是在此地。”
1940年，水野清一和日比野丈夫还是年轻的学者，随侵华日军穿过连天的风雪与战火，在日军刺刀的保护下窜至山西考察。1941元旦那天，抵达蒲州，在枯草丛中隔河窥望了风陵渡与潼关城。滚滚的黄浪永远令这两个日本人畏惧。这片焦黄、广阔土地上的村镇、城市和人民是永远不能征服的。
这两个日本人当年肯定还有其他目的，就是为侵略战争服务。——这从他们对蒲州的战略军事定位就可以看出。
值得尊敬的是，战败后，他们一直没有中断对带回的大量资料的研究。考察山西17年后，即1956年，《山西古迹志》在日本文部省的资助下在日本出版。
他们为什么能“脱胎”成为名副其实的学者？是执着于中国河东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古迹和文化以及对它的反醒与回望？
今天，读着这两个日本人写下的文字，我还是深深地、沉重地感慨。《山西古迹志》在日本出版的时候，当时正是三门峡水库进入决策阶段，红笔圈入了潼关、蒲州、朝邑、陕州等等沿黄古城。次年4月，三门峡水库正式动工。现在，我寻找这些千年古城相关的资料时，还不得不买来这本书。
写到这里，真是百感交集。
盛夏，汽车在河东的原野上疾驰。永济县是以普救寺、《西厢记》、张生、崔莺莺与红娘闻名的地方。普救寺在导游的小册子中被称为“爱情圣地”。——此外，还有近年来重建的鹳雀楼。
普救寺、鹳雀楼、蒲津渡和蒲州古城的地理方位，在我的心中早已记得娴熟。当公路边掠过几个大土墩和一大片水湾时。我的眼前顿时一亮，连喊：“停！停！”
我下车大步奔去，果然是蒲州古城址。那一大片水洼即护城河。照相，观察和记录，城墙的夯土、高度与宽度。我找到了立在此处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蒲州故城”的石碑。
我总觉得一个人的兴趣、关注、知识和执着，与职业和所学的专业无关。今天的我是一个政府官员，不再是技术员和记者，奔波数千里，就是为了求证一段今人毫不感兴趣的真实吗？
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写出来。图片1－06
蒲州城始建于元魏时期。春秋时属魏，其城濒临黄河，“控据亲河，山川会要”，西卫京师，东保三晋，历代为兵家必争。唐代与古都西安、洛阳齐名。唐朝的行政建制中，府是一个特别的概念，即中央直辖政区。唐开元元年，升首都雍州，即今天的西安为京兆府、东都洛阳为河南府。唐开元九年（721年）升河蒲州置河中府。两年后，即开元十一年，升并州置太原府。至此，唐代形成了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北京（太原）和中都（蒲州）的格局，直至安史之乱以后。蒲州的地位极其重要，首任府尹姜师度由皇上直接任命。著名政治家和书法家颜真卿安史之乱后也曾任蒲州太守。
在古城废墟边青葱的麦田中走着，对照着《山西古迹志》中照片，我研究蒲州城的型制与规模。据记载，蒲州原有大城和子城，大城周围20里。我认定这个大土城的遗址，应该是位于蒲州城东的子城遗存。
纵目眺望，天地一片寥廓。图片1－10
宋代在此设河中府河东郡护国军节度。金末，元军进攻中原，大军压境下，金主完颜迁都蒲州死守。蒙古骑兵攻占了山西的平阳、绛州和陕西渭南后，多次攻打蒲州，展开惨烈的反复争夺。1231年，元太宗亲自率军来攻，金守将因兵力不足，退守城内子城，而元人则建起200尺高的松楼，并挖地道百条，全力进攻。无限辉煌的鹳雀楼就在此时毁于战火。明代，蒲州城重建，但规模小得多，周围约8里。但城内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有7庙、2府、2署、2治、2楼”，有文庙、玄武庙等等著名的建筑。
古代，位于河东要津蒲州的文化和商业一样昌盛繁荣，千年不绝。捡一两残碑断片就可资证明。
名重天下的《张黑女墓志》是我临写过多遍的魏碑。此碑为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刻，原石已不知所在，传世仅一原拓孤本。从志文看，出土地点就在蒲坂。北朝的刻石书法，以奇肆雄强、古拙质朴的风格为主调，《张黑女墓志》却是难得的清丽秀美，艺术上熔灵秀与古朴为一体。清道光年间，著名书法家何绍基得《张黑女墓志》于山东济南，爱不释手。清末著名收藏家和书家为这一拓本一跋再跋，推崇备至。此外，蒲州还出土过唐代大书法李邕的《李元靖碑》。这些都是书法史上的名篇。
蒲州城西紧临黄河，与陕西的朝邑古城隔黄河相望。
黄河出禹门口后，河床展宽。水流经常摆动。“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即指这里。隔河的朝邑，也有14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曾名河西县，也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如隋长喜宫遗址、唐代金龙高塔等等。
国际排洪委员会荣誉主席舒尔茨（B art Schuitz）说，“洪水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浇水管理的理念，要依据与洪水和谐相处的原则，采取综合的洪水管理措施，包括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要恢复河道，给洪水让路，增加河道蓄洪能力。”（《中国水利》总第543期）——与洪水和谐相处，经历千载，先人们对黄河性格的认识，对黄河水文的了解，可以说远胜于今人。河床保持一定的宽度，两岸又有大片的沼泽湿地调节洪水流量，无须高坝堤防，蒲州与朝邑两城即可安然无恙。
1942年初，两个日本专家战乱中到达蒲州时，黄河主河道东移，蒲州的古城墙基本完整，只是西北角受到黄河浊流冲刷，城墙失修，已经坍塌。城内部分地面积水，西城有一些沼泽，但城内还住着数千居民。
上个世纪50年代，黄河又改道河西岸。蒲州城不再受河水侵蚀，开始复苏、兴盛。
1959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一声令下，政府机关及百姓全部迁出蒲州城。当时亦动用了民兵，强行搬迁移民，进行毁城——即所谓的清库，不在水库淹没区留下建筑物。离开世代居住万劫不复的家园，多少百姓流下了辛酸泪。此后，蒲州与隔河朝邑古城彻底废弃。像沿用千年的蒲州名弃之不用一样，与古城永诀的永济县城，是迁至蒲州以东大约15公里处新建的。
“古往今来，蒲州孕育了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科学家。5000年里，这里一直涵养着华夏文化的血脉之根，演绎着不朽的历史故事……”当我在蒲州残缺古城墙下徘徊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这一段文字。我真的难以相信，柳宗元、王维、王之涣、聂夷中、卢伦、司空图、柳中庸、吕温等等都是从这长满衰草的城门下走出来的。
大唐之盛今已远矣，而明清繁华，人烟稠密，甲宅连云，楼台崔巍，货列队分，百贾骈臻的景象亦荡然无存！
繁华了千年的蒲州已无处追寻，更真实更丰满的古城已无从抵达。
走进空空荡荡的荒城，只有百米的一截小街，如同一个小村。
在原十字街中心，还残存一个高台，我想，这应该是鼓楼遗址。而史书中记载的明清时期城南，是别墅幽营，贵家池馆，绮带霞映。如今是一片青葱麦田，当日繁华已了无痕迹。唐朝书生元稹的才华最高，如果今天再游蒲州，落脚在车马店中，面对断墙残壁，天边冷月，我想是断然写不出温柔绮丽的《会真记》来了。
在晋南沿黄河奔波调查时，经常有人提起，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原位于三门峡库区的永乐宫及其珍贵的元代壁画，如何被整体搬迁到芮城。这只是幸运的孤例。不过是在大厦或者城市的毁灭中，抢救出了一件“家具”而已。家具不能代表一个失落家园的全部价值。
时光也许真能抹去一切——一滴水能照见太阳的光辉，但水中的闪烁毕竟不是太阳的全貌。
与潼关、陕州、蒲州遭遇的灭顶之灾相同，朝邑也是被错误的虚高水位线“淹没”的！
在今天看来，三门峡，古潼关，以及陕州古城等等，如果得以保存，其带来的旅游产业发展等，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在难以估量。
四、在水利学名词的背后
在三门峡水库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就是“潼关高程”——这真的是纠缠不清的学术关键？
潼关高程是一个水利学上的名词，即黄河流量为每秒1000立方米时，相对应的水位高度。现在，三门峡水库修建后，潼关高程抬高，这是个不争的现实。潼关高程这几十年来大抵从323米上升到了328米。变化幅度也就是四五米。
三门峡管理局方面认为，高程的变化主要是上游来水量的减少，与水库蓄水无关。陕西方面认为，“应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
当争论不清的时候，严肃的科学探讨，常常需要回到原点。
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可以追溯到久远。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紧迫与窘迫。这时，各种因素突然的集合，其中某一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天平猛地倾斜了，便急转直下，如同飞机进入了跑道，开始了滑翔加速，势如离弦之箭，想要阻止和停下，已经不可能了。
真正需要回顾、研究和分析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的流程，是科学还是不科学。
我们先看一看“三门峡工程”上马的决策流程，这些镜头是不该被忘记的：
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他坐在邙山上，手指夹着根香烟的照片十分经典。主席说的每一句话都被纪录下来，作为指示。他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但没有具体到三门峡建不建坝。
1954年1月，苏联专家在中国专家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从山东到兰州境内的黄河。4月，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国家计委与建委联名呈报毛泽东等41位党中央领导人。
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基本通过这一方案。
7月中旬，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
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上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按照规划，黄河洪水灾害完全可以避免。一座三门峡水库就可以把设想中的黄河最大洪水流量由37000秒立方减至8000秒立方。而8000秒立方的流量是可以经过山东境内狭窄的河道安然入海的……而且，由于黄河泥沙已经被三门峡水库和三门峡以上一系列干流和支流的水库所拦截，下游的河水将变清，河身将被清水不断刷深，河槽将更加稳固。
当时大会的情景今天我们也可以想见，光是“根治黄河水害”就是空前的壮举，激动人心，何况邓子恢当时还豪情满怀地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早在周朝就有说过的一句话，‘俟水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有六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会场上，一定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同年7月30日，这份规划报告变成了《决议》，由全国人大通过。苏联电力部派出的列宁格勒设计分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被任命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完美无缺的决策流程，自上而下，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完。
1957年初，人大的决议通过了，三门峡水利枢纽才召开初步设计审查会。就在这次会上，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和水电总局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了不同意见，而黄万里是完全反对。《中国水利》杂志1957年第一期在“综合意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