蛄�50块钱的彩票，回家交给媳妇保管，说准保中奖，结果到头来又是一分没中。我听完，一时间以为他修炼的是如何买彩票保证不中的秘籍。
朱知碌大怒，更加闭门不出，潜心研究起来。每隔几周，就出去实践，结果总是惨不忍睹。偶有斩获，也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他想要的是：我这一张纸递过去，过两天一开奖，必中其中一条，且是大奖。他说他那时以为自己已经摸透了彩票的规律，太轻敌了。
当然，我说这个故事悲惨，并不是关于彩票，而是关于他的人生。他连续这么搞了几个月之后，媳妇急了，说你不出去上班，不挣钱也就罢了，还花钱买彩票！买也罢了，能中也行啊，老娘随便买买都比你中得多！朱知碌说，你行你上啊！媳妇摔门而出，买了10块钱的彩票回来，转天中了50块，两人相对无语。
说到这里，需要先补充一些关于数字的事。这是因为后面的故事太容易猜到了。有关数字的天赋，朱知碌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来了。比方说，他走到电影院里，能够立刻知道有多少椅子，坐了多少人。他不是数，也不是计算，而是直接看到了数字。他站在路边看一会儿汽车，不需要动脑子，过了多少辆车都自动印在他脑子里。如果他的视网膜不小心接收到了其中一部分车牌号，他也能记下来。他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对电话号码的超强记忆能力，简直过目不忘。有一次，长辈问他，你是怎么记住电话号码的？他说不用记，看见就不会忘，比方说二大爷家的电话是×××××××，这七位加起来是25，相乘是0，因为中间有个0，如果不算那个0是6480。反着算也行……
所有人都推测他上学的时候数学一定次次满分，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他对几何不太上道儿，尤其是立体几何，所以最终总是损失小一半的分数。考过试的人都知道，你一份卷子得了60分，所得的分数那部分再精彩，你也是一个刚刚及格的成绩。譬如说，如果考语文，你的作文写出了诺贝尔奖的水平，但前面的古诗都没背下来，就没有用，这才叫考试。所以朱知碌最后没能上大学。
从学校出来以后，他干过不少工作，但并没有什么直接跟数字相关的。他要是能像开头那个笑话里讲的一样，去做收银员，现在说不定过着平实的生活，而不是从尘世上消失。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消失，说不定只是故意让人找不着而已。总之，这依然算得上一个悲剧。现在回头说说彩票的事。
朱知碌的媳妇买了10块钱的彩票，中了50块，这令朱知碌大为振奋。这并不是因为他没见过50块钱，而是因为他发现了之前自己犯的错误所在。他拿着媳妇机选的数字，在自己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上寻寻觅觅，熬了好几个通宵，画了好些图形，最后没有纸，就画在墙上。媳妇起床一看，当场就哭了。她说：你把墙整这样，房东知道了咱赔得起吗？朱知碌说，有啥赔不起？很快咱就可以买自己的房子了。说罢翻出10块钱，扬长而去。
等他再回来，媳妇走了。他俩一共就租了一居室，里外一找，媳妇的衣服都没了，看来是真走了。当然，时间仓促，并没有收拾得太干净，也没有留下字条什么的。朱知碌跑出去找了好几圈，找到天黑没找到，只得作罢。过了几天，一开奖，中了。
这回，朱知碌中了个10万。
领了奖，他连像样的衣服都没买，坐上火车就回老家了。到老丈人家，敲完门，往门口一跪。老丈人一开门，差点儿吓出心脏病。只见朱知碌双手捧着一个大信封，举过头顶，口中念念有词。其中过程，朱知碌没有多讲，总之，有了10万块钱，一切恩怨瓦解冰消，不就是几个礼拜没上班吗？这下几年不上班都没关系啦！媳妇开开心心地跟他回了北京。对此，朱知碌特地解释道：俺们乡下人都很淳朴。
一回北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朱知碌和媳妇两家四支儿十里八乡的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北京了。借钱的借钱，看病的看病，开买卖的开买卖。这种故事，我听得太多，请他跳过了这一段，直接讲后来的事。我还替他补充道，甭问，后来一个还钱的都没有。媳妇让朱知碌去学个车本，拿剩下的钱去办个体出租执照，拉活儿养家。要是听了媳妇的，现在至少不用捡烟屁。朱知碌推三阻四就是不去学，到最后实在瞒不过，只好招认，他把剩下的钱陆陆续续都买了彩票，一分钱都没中。
讲到此处，变成了一个哲学命题。之前的10万是偶然还是必然？如果是必然，何以后来一分不中？如果是偶然，为什么偏偏发生在他这种数学天才身上，并且在计算了那么久、最终从媳妇身上发现了方法论之后才中？当然，偶然可以解释很多事情，这种东西无法深究。比方说，后来朱知碌的媳妇跟一个跟他们借过钱的老乡跑了这种事，是偶然还是必然？在实践中，要证明一件事并非偶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明确方法的指导下复现它。朱知碌经过努力，没能复现他媳妇跟别人跑了这件事，现在，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复现另一件事上：中10万。
讲完，朱知碌从兜里掏出一根烟，拿出镀金打火机慢悠悠地点上。吐了一口烟之后，他仰头往烟圈中望去。然后他说：“对面这个大厦有32层，咱们能看见的这部分有96个窗户。你说，我能干这些事，有什么用？能在哪行混碗饭吃？”我本待认真帮他想一想，但看他那耷拉眼角，似乎并没有期待什么答案。索性不想了。
朱知碌说，离了婚之后，他也曾经想过戒彩。“戒彩”这个词真是太出彩了。但是最后他没戒成，因为他思来想去，没有什么工作是既能挣钱，又能跟他深爱的数字们在一起的。唯有彩票，他又爱又恨的彩票。他说彩票的数学模型一直在变化，背后有很高的高人坐镇，不是他这么个肉脑子能算明白的。他只能偶尔钻个空子。几年里，他钻了不少空子，日子过得起起落落。有时候中个一万，有时候赔个八千。你很难想象一个对数字这么敏感的人不会理财，朱知碌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很清楚自己有多少钱，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但他不会管钱。他花每一分钱时，脑子里都图形化地呈现出自己一共有多少钱、有多大一块飞出去了、剩下多少钱。他起初也买几件衣服，买喜欢的镀金打火机，买了当年混中关村时就一直想要但买不起的MP3和昂贵的耳机，还给自己买了个银戒指。他无论怎样清楚自己的财务状况，都总是把钱花秃噜。一开始，他靠预留出一部分锁在抽屉里的方式，还能租得起房，吃得起饭。但一个数学模型攻破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想实战一下，而模型级别的实战不是拿两块钱机选一注那么简单的，他需要规模化的投入，才能带来更大规模的产出。10块钱中巨奖那种事，后来只重现过一次。在他脑子里，每一个模型都像是一件新生产出来的、全身闪着摄人心魄的阴森森的光、肩膀上的一排镀金的铜管子喷着蒸汽、关节泛着机油味儿的复杂而凶残的重型武器。去买彩票，就像带着这些武器上阵打仗一样，令人全身肌肉紧绷，喉头忍不住发出低吼。
他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孤独的骑士，不断地挑战更大的风车。我有心说，别扯淡啦，人家再惨的骑士，好歹也有头驴呀！您都捡烟屁了。但这话太伤人了，我怕他揍我，没敢说。听完故事，我无以为报，但觉得给钱不太合适，就又给了他半盒烟。这回他没客气，全拿走了。我觉得故事听到这儿，差不多了，我并不喜欢这个人，当时。我觉得一个人买彩票买得都捡烟屁了，这种人还是离他远点儿吧。但是一分钟之后我就在想，已临深秋，朱知碌住在什么地方，怎样过冬？现在想来，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朱知碌的武器博物馆里，摆满了各种各样凶残威猛的数学模型。他凭借这些武器，风光过，也落魄过。落魄的时候多。我见过一次他风光的时候。他风光的样子，跟落魄的样子，唯一的差别就是精神面貌特别好，喜欢说笑，说话的时候，腿总是颠颠颠，走路较快。外观上没有任何改变，还是那一套西部行头。那回我去吃早饭，还没进肯德基呢，他就早早地等在那儿了。见我来了，霍地站起，挥手说道：“嗨！”我以手掩面，从手指头缝里看周围的人，果然大家都在看我。
除了“嗨”之外，朱知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咱中了！”说了不知道多少次，不过相对于他中的金额来说，中多少次也不算稀奇。他还给我看一份报纸，报上不但写了他中奖的金额，还有张照片。照片上，他穿着翻毛儿破皮衣，脖子上挂着耳机，对着记者的麦克风不知道在说什么蠢话。报上的标题匪夷所思：《外来务工人员最后十元买彩票独中大奖》，下面的金额吓死人。当时已经是一或一一年，但是他的这笔奖金扣完税，依然可以去六环边上买套不大的房子。说实话，我也十分震惊，只是故作不震惊而已，因为我如果表现出震惊，怎么想都是正中朱知碌的下怀。他双脚总是一颠一颠的，抑制不住兴奋，像个欠揍的熊孩子，但无论怎样兴奋，眼角眉梢还是耷拉的，此乃浑然天成。他说要求我办件事。“你不是搞电脑的吗？”他问，“我现在想买台电脑，再买个手机，你带我去中关村吧！”我啐了一口，说老子要上班，就走了。
那天中午我们没去中关村，我带他去了百脑汇。以他现在的身家，实在不用在乎百十块钱的差价，何况中关村鱼龙混杂，我这种老江湖也不免失手。其实我当时忘了，我车上坐的这个货不但是人肉计算机，还是真正的中关村老江湖。去的路上我问他，平时住什么地方？他说通惠河边儿上的一个棚子里，还问我想不想去看看。我平时开车从通惠河北路过，曾经俯瞰过那个棚户区，挨着铁道，真是难以想象，一河之隔就是北京最发达的CBD。他见我不说话，就开心地给我讲他家的样子，绘声绘色。他说现在没媳妇管了，墙上随便写随便画，最近攻破的几个大型模型都是在墙上画出来的。
买完电脑，我把他送回通惠河畔，没有去看他的窝棚就告别了。此一别总有一年余，再见面时，也就是前一阵子，又是刚刚入秋。他还是穿那么一身，在肯德基门口等我。见我来了，他摘下耳机，耷拉着眉眼，看不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沉默了一会儿，递上一盒烟，问他：“是中了一个亿还是又穷×了？”他接过烟，抽出一半，把盒还给我，不说话。点烟的时候用的是一个一次性打火机，快没油了。好容易点上，他说，你有打火机吗？给我一个。我俩在门口抽烟，没话可说，这时间里我一直在想打火机对于捡烟抽的人的重要性。抽了几根烟，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写满了数字，破破烂烂的，似有玄机。“这个我早就想给你了。前一阵子做出来的模型，全买下来需要三万多。我已经没有三万多了。而且，我隐约觉得这是犯罪了，现在。”我说，你这意思是要犯罪就让我先犯吗？他摇头说，要犯罪的话，他早就犯了无数回了。好在没犯过什么滔天大罪。我问他现在住哪儿，他说延庆山里的一个小院子。他用黑炭一样的手指戳了戳那张纸的背面，上面写着地址。我一看，去过，我有个同事辞职去养兔子了，租的院子就在那儿附近。我说这可真够偏的。他听罢一笑，问我：“你知道我的钱都怎么花了吗？”我摇头不语等他说。他也摇头不语。末了，他仰头叹道：“穷在长街无人问，富隐深山有远亲。我不玩了，给你玩吧，回见。”说罢，趿拉着哗啦作响的靴子，走了。
后来有一次，我在听评书的时候听到他说的这句话了。我想起朱知碌，猛然觉得我一直站在一个错误的立场上看朱知碌，他身边的其他人也是一样。在我这等凡人眼里，如果一个人只身来到北京，凭自己的过人的商业头脑，从打零工开始，到贷款开小公司，最后做大，挣个几百万，这是一个很好的励志故事。而一个人把所有的钱都花了，弄得自己无家可归，媳妇也跑了，成天捡烟屁抽，只为了买彩票中大奖，这就是一个傻×。至于这个傻×是不是只身来到北京、凭自己的过人天赋和不懈努力最后挣到了几百万；而他的朋友和爱人在他努力时嘲笑他、唾弃他、背叛他，在他成功后又找他借钱，且不还——只要他买了彩票，这些好像就不重要了。想到这里，我觉得我的普通逻辑真是白学了。
捷达之王冯如庸
我读高中的时候，学校周末不让进。学校这地方就是让你进的时候你不想进，你想进的时候不让进。我周末之所以想进学校，当然不是想念书，而是为了打篮球。既然中学不让进，我就想到了大学。我去打球的那个大学现在好像已经没了，过去它在八十中对面，好像叫机械什么什么来的。我当年只关心球场。八十中附近有条街，当时我们叫它“修车一条街”，皆因为这条街从南到北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汽车修理厂和零配件门市部。现在回想起来，就跟如今的汽配城差不多，只是门脸儿大多没有那么气派，都是一间黑漆漆的小屋，地上挖一道深槽，让人一看无法不联想到刘文彩。没有生意的时候，老板带着年轻的师傅就在门口喝茶聊天，有时候也拉着街坊打牌。夏天和冬天，他们生意好起来，街上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引擎声、喇叭声、吆喝声、吵架声、工具敲击的打铁般的叮叮当当声不绝于耳，整条街跟《清明上河图》似的。你如果不从那儿过，就无法想象九十年代北京有那么多汽车。尤其是夏天，有头脑的店主还会在门口支个摊儿，卖冰镇饮料和烟。那时候管这事儿的不叫城管，叫市容科，听起来没什么威慑力，修车师傅都不怕他们。他们来了，师傅们就举着冰棍儿企图行贿。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现在这条街叫三里屯南街，一家修车的都没了。前些年，在街角一直停着一辆白色的破捷达，车身和后玻璃上刷满了字。那字都是红漆刷成，笔走龙蛇，一股反动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