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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宗大胆儿捐钱这件事是黑八组织的。这人脑袋不太好使，朋友又不多，所以进展极慢，两三个月过去了，我愣没去看过他。等黑八组织好几个要好的朋友去他家的时候，已经春暖花开了。路上，黑八跟我说：他父母都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别给说漏了。我说，干吗不告诉他们？黑八说：宗大胆儿醒来的头一句话就是别跟我家里人说。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结果我们到了宗大胆儿家，拿出凑的钱来，宗大胆儿的爸爸连连摇手：不不不，再也不用钱了。我们一听这话，吓得魂飞魄散，差点儿就跪下了。他爸爸又说：现在不缺钱了，安心养伤就行了。我跟黑八面面相觑。黑八这人比较愣，当场问道：之前不是说还要做两三次手术，缺十来万吗？叔，您可别跟我们客气，我们都是好哥们儿。我窘得双手扶额。好在宗大胆儿的爸爸并不在意。
“这事儿挺怪的，唉。”他把茶壶往桌上一放，挠了挠头，“这不头几天吗，来了一个男的，挺胖，南方口音，拿来一个小铝箱子，非得要给东东。让他进来，他也不进。我进去跟东东一说，他就乐了，说东西留下，人送走吧！我就照办了。回头一看那个箱子里，全是一捆儿一捆儿的钱哪！”
真是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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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之王吕连贵
吕连贵这个名字不太好念，有没有？同样的韵脚，“兴盛厚”掌柜的李连贵就没有这么难念。有一次我跟吕连贵说，你这个名字仅次于吕留良，对我们北京人来说难度太大了。吕连贵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仰着脖在小声地连着念“吕连贵”，念了十几次，果然没有出错。我就不行。吕连贵自己闷头乐了一会儿，又仰头连着念了十次“吕留良”，念到第六次就不知道念的什么玩意儿了。他又做出了一个委屈的表情。他的话很少，但表情很丰富。
据说历史上的吕留良，中年早衰，头发胡子都是花白的，牙齿也掉得差不多了。吕连贵这点跟吕留良很像，他的头发也是花白的。他在地铁里抱着吉他摇头晃脑地唱歌，头发在灯下一晃一晃的，银光闪闪，还挺好看。后来我问了问，据说要染成他那个效果需要两千多块钱，他绝对没有这个闲钱，一定是天生的。他还缺一颗牙。据说那原本是一颗锋利的虎牙，被打掉的时候差点儿顺道把嘴唇戳穿了，结果长了一个病程长达三个月的口疮，苦不堪言。有关这颗牙，是有一些事要讲，不久我们就会说到。
吕连贵现在已经不在地铁里唱歌了。起先他在地铁里唱歌，那是出于无奈，并且也有几分天注定。如果不是在地铁里遇见了贵人，吕连贵也过不上舒服日子。后来他在酒吧里唱歌，而且不是天天唱，一个星期只需要唱三场。如果天天唱，当然能挣两倍的钱，但是他不乐意。他愿意用剩下的时间睡觉、练琴、做饭给自己吃。或是一圈圈地坐地铁。我们这种坐办公室的上班族理解不了这种生活。白天不用上班，晚上只需要唱三四个小时的歌，空闲时间还不够多吗？吕连贵对钱不太在意。他有口吃的就得。
现在吕连贵在酒吧圈有了一些名气，他的上一个老板给他起了个花名儿，叫Louis。圈里人都知道有个Louis，以歌路宽广、什么都能唱著称，且唱得极好。那个老板姓马，有一阵子我常去他那儿喝酒，慢慢就认识了。吕连贵也是在那个店里认识的。吕连贵有一手绝活，叫作“看人识歌”：他只要看你一眼，就能准确地判断你的审听情趣，然后弹起你喜欢的歌来。基本上，他以靠近吧台的那几个客人的品味为准，先弹一段前奏。酒吧里乌漆麻黑的，也看不清脸，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判断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有时候弹完前奏，就像水流改道一样无比自然地换上一首，不熟的话根本听不出来。有时候就继续弹下去。
他这个看人识歌太绝了，简直是超自然现象。那家酒吧开着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去，一直坐在吧台尽头最靠近唱台的地方，头顶上恰好有一盏小小的射灯。吕连贵第一次来唱歌时，老板把酒递给我，说：“今天这个歌手厉害。你听听！”然后吕连贵就慢悠悠地坐在那把高高的椅子上，调了调琴，然后抬头看了看我。他头上也有一盏射灯，灯光昏黄，感觉颇像是一大群快要死了的萤火虫聚在一起所发出来的。灯光把他的银发照成了金色的，他的吉他也是金色的，琴弦闪着金光。我已经忘了我那天穿的什么，总之他看了我一会儿，就弹起一首《快要枯竭的水》（Water Runs Dry，Boyz Ⅱ Men的一首歌曲）的前奏来。我猛地抬起头，一口酒差点儿没把我呛死。这不光是因为这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歌。我从没有听过用吉他弹的这首歌，它的伴奏本来是像流水一样低沉柔顺的小提琴。可怕的是，吕连贵的琴声里还伴着一种像远处的滴水声一样的打击乐。这一段前奏听得我都要疯了。他一个人弹琴，听起来简直像是一支简单的小乐队在演奏。这支乐队一定已经合作了一辈子——就是那种即便船要沉了也能默契和谐地演奏，并在间奏时互道永别的乐队。间奏的最后一个小节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好像笑了笑，又好像没笑，接着他开始唱歌了。
他的嗓音没什么特殊的。但是他的演唱技巧无比纯熟，情绪温和饱满，像在讲一个每天晚上都要给爱人讲一遍的故事，不厌其烦，娓娓道来。当然，我不是要表达我爱上了这小子的意思。他的演唱里有着丰富的情感，并且能够把细小的转音用得炉火纯青，就像你在春天的晚上骑车出去遛胡同，在每一个熟悉的转角拐弯，没有犹豫，也不必担心。一曲终了，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鼓起掌来。酒吧里的外国人都像服用了某种违禁药物一样尖叫起来。他们这么一叫我才想到，眼前这个白头发的小伙子是我见过的英文发音最棒的酒吧歌手，比我以前遇到的菲律宾歌手强多了。
在我后来听过的无数次演出里，吕连贵唱过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没有歌词的歌——也不能说没有歌词，那歌词都是些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听不明白的，据说这叫自由爵士什么的。我在店里时，他唱的歌总能得我欢心，要不是因为我是个穷鬼，简直想包养他。而且，他每次唱的歌都不一样。最多的是Boyz Ⅱ Men（美国著名R&B演唱组合）和同时代歌手的歌，也有更老的，比如埃里克·克拉普顿（Eric Clapton），英国音乐人、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流行音乐人物一类的。有时候我在店里待到很晚，把客人都耗没了。店里安静下来，只有老板收拾杯子的声音时，他还会唱查特·贝克（Chet Baker，美国著名爵士乐歌手），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人是谁，只觉得非常好听。也就是说，他不但能唱你喜欢的歌，还能唱你没听过但保证喜欢的歌。总之，他根据客人的品味选歌，其库存之大、演唱之纯熟、选歌之精确，简直匪夷所思。选歌精确这件事，听是听不出来的，但你可以注意观察坐在前排那几桌客人的反应：第一首的前奏起来，他们保准立即僵住不动，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就像一个点穴高手，其认穴之准，出手之凌厉，武学之渊博，都可以成为江湖传说。他跟传说的区别就是你只要花上35块钱买一杯酒就可以亲眼得见。后来我问马老板，这孩子叫什么？老板说叫吕连贵。这个马老板是北京人，说话极快，嗓门极大，我们都叫他马克沁（注13）。他说了一遍，因为太快，我没听清楚。我说吕什么？他又说了一遍：吕！连！贵！我一口酒喷了出来。我说：这什么名儿啊，这能红吗？马克沁说：人家就叫这个，我给起了个英文名字，他不乐意用。
后来我换了工作，也换了喝酒的地方，很久没再去了。不过此时我跟吕连贵已经算是认识了。我跟他认识的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他唱完歌，收拾琴箱准备走了。他唱完歌后，马克沁就会放CD，直到结束营业。他的CD非常糟糕。那天我正好拿到一笔稿费，十分开心，就请吕连贵喝了一杯。我们谈音乐，相见恨晚，于是我又请他喝了一杯。现在想来，我能跟他聊得这么开心，是因为他的音乐储备完全覆盖了我的。基本上，他可以跟任何人在音乐上谈一个晚上。两杯喝完，他打开琴箱，又走上唱台去。店里仅剩的三四个客人叫起好来。吕连贵想了半天，唱了一首《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The Girl from Ipanema）＇萨克斯风手斯坦·盖茨（Stan Getz）演唱歌曲＇。这歌非常好听，也非常难，并且不适合男人唱，适合小姑娘。我还是第一次听中国人唱。吕连贵自己弹，自己唱，唱得既投入又开心。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但你却不会因此讨厌他。这之后，我们就算是认识了，见面会打招呼，有时会请对方喝一杯。有一回我甚至上台唱了一首，他给我伴奏。那是我第一次享受乐手的现场伴奏，实在太爽了。
前一段时间，马克沁把店卖了，准备环球旅行，我祝他一路顺风。但是这么一来，吕连贵就没地方唱歌了，作为老板，马克沁当然得给自己的兄弟先找个出路。连自己店里的调酒师和服务员的后路都安排好了，更别提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歌手了。马克沁纵横酒吧圈十几年，江湖关系硬得很。依我看，开酒吧的都不是好惹的，这些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另当别论，但他们都认识一些不得了的人物。这种背景下，想给吕连贵安排个演出场子真是太容易了，马克沁想道。事实上确实如此，可惜他事先没有摸清楚吕连贵的背景和事情的来龙去脉。可见沟通的重要性！这回惹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这里要说一段倒笔书，是关于吕连贵遇到的第一个贵人的。这人姓施，也是歌手，比我的年纪还大，已经唱了二十年了。由于其体格魁伟，说话唱歌都是沙哑派，又快又猛，与马克沁堪可配对，所以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施潘道（注14）。施潘道早年间在北京的各种广场、地下通道和地铁站唱歌，很有些名气。他的演奏和演唱都十足的接地气，以流行歌曲、过时摇滚乐和充满脏字的不知名流派音乐闻名，演唱时霸气十足。在酒吧演出时，他带一个助手，专门管换琴弦，因为他发明了一种技法，能够在弹琴的同时打出类似于镲的打击乐声，听起来十分痛快，但基本上每弹两三首就得换一套琴弦。有一回我问他，你干吗不准备两把琴？这样就可以随便找个Bartender（酒吧男招待）给你换弦了。他说：不行，助理多有面子？其人大概如此。
吕连贵刚进北京时，在地铁站里唱歌，被施潘道发现了。施潘道认为他是可造之材，就收他为徒——据说还举行了很正式的仪式，烧香摆支拜祖师爷什么的。地铁歌手的祖师爷是谁，莫不是周庄王？此事不知其详，反正施潘道请了不少道上兄弟、圈里朋友来喝酒，其中就有马克沁。施潘道跟马克沁是多年的朋友，交情说不上多厚，但足够长。这两个名字放一块儿也真够吓人的。
施潘道在酒吧圈里已经闯下万儿来，年纪也大了，甚至有个酒吧老板拉他入伙经营。他完全可以不做歌手这行了。但是他不但唱，还经常去地铁站里唱，这是他的爱好，而不是职业。这件事听起来非常牛×：某某事是我的爱好，而不是我的职业。我也想要有这样的事做。施潘道这么干已经很久了。多年以前，一个冬天的晚上，他在地铁站唱着玩。有人驻足听一会儿，有人往吉他盒里扔钱。他唱《花房姑娘》，来来往往的许多人都不由自主地边走边唱着《花房姑娘》。这时跑来个男孩儿，十七八岁，等他唱完这首，告诉他有呛行的。这孩子算是施潘道的半个徒弟，其实根本没正经收过，只是到处追着施潘道听他唱歌，缠着要学琴。用现在的话来说，这种人莫如叫“脑残粉”更合适。关于呛行，一般来说，地铁站唱歌不怎么划地盘，因为没什么黄金位置可言，哪哪都是人。施潘道本身又是玩儿，不在乎有人抢什么生意。他只是奇怪，他嗓门这么大，有人能在左近唱歌吗？那孩子说，并不很近，在地铁站的另一头。施潘道凿了他的后脑勺一下说，那你跑来跟我说个屁？那孩子挠着头说，我觉得他唱得挺牛逼的，准能抢您生意。
施潘道摸着胡子想了一会儿，说道：给我看着盒子！然后弯腰从琴盒里捡出两枚别人施舍的硬币，拎着琴就走了。据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街头流行“茬琴”，此乃音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俩字。大意就是说，一对文艺青年相遇了，便抽出吉他弹唱一番，比个你死我活。这个好时代我没有赶上，据我爸说，更多的情况都是动手打起来了。施潘道经历过这个时代，所以他习惯到哪儿都手不离琴，尤其是这种场合。他也不绕路，花钱买了张地铁票，下去再上来，就到了另一头。站在通道的岔口听了听，果然听见吉他声，只是听不见唱，循声而往，就这么遇见了吕连贵。后来我们都说，吕连贵这个名字就一点好：他总是遇见贵人。之所以说施潘道是他的贵人，完全是因为他初遇施潘道时正是一副人生中最落魄的样子。
据当事人施先生描述，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只见一个满脸愁容的青年，十冬腊月穿着一件薄外套，抱着一把一看就是小号儿练习琴的破吉他，靠坐在斑驳的墙壁下；一盏忽亮忽暗的灯投下惨白的颜色，也不知道他的头发是当时就那么白，还是灯照的。总之，惨极了。施潘道提琴而立，胸中那团一心想大战一场的火一下子灭了。此时，该青年弹完一曲，周围驻足的人都有些神情恍惚，有几个人鼓起掌来；有个女孩子双手捧着脸，一副快要晕倒的样子；另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男孩子手持一瓶雪碧，意犹未尽地在墙上敲着拍子。施潘道没听着琴，也不打算听了，因为他觉得那把练习琴实在太破，用这种琴的一看就不懂琴，显然没什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