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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以后他还真去了茶水间。我一阵狂喜，蹑手蹑脚地跟进去偷听，结果他单手弹了几个不成调的音之后，头也不回地问我：“师父，你说我要在两周之内学会一首别的，有戏吗？”我十分狼狈，干咳了两声，正色道：“当然有戏，我们来弹一个《快乐的农夫》吧！”杨百城摇摇头：“这不行，得弹一首有格调的，还得好学。”我说，那《月光》第一乐章怎么样？他想了想说，应该不难学会，但是只要弹了这个，人家肯定会起哄让我弹二、三吧？我倚门不语。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一双浓眉皱在一起，叹道：“我做梦都梦见我在她和朋友面前，弹《月光》三，像巴克豪斯那样弹，弹得通身是汗，头发上都挂着汗珠，随着身体四面八方地飞舞。”我说，你试试，没准儿你牛逼的肌肉记忆能突然掌握《月光》。他低下头，手放在键盘上，琢磨了半天，弹起《天鹅》来。
后来几天，我听见他下班和午休的时候在练习一些小夜曲之类听起来简单的东西，简直没法听。我想，这如果也是表演给我看的话，那他不但表演过关，还懂编剧，知道怎样的有效细节能够塑造一个悲剧人物。此时，我已经倾向于相信他真的只会一首《天鹅》了，但是我依然不信什么“肌肉记忆”那些狗屎。两周以后，他不再练别的曲子了。又过了一周，他连茶水间都不进了，这差不多也是我听《天鹅》而不呕吐的极限了。周五我问他，你还准备去丢人吗？
他抬起头，发了一会儿呆，然后问我：“师父你读书多，你知道有什么书里，或者历史上，有这种第二天就上阵，头天晚上还没准备好的例子吗？”我歪头想了想，一砸手心道：“有！我读过一本书里讲道，一个玉雕师傅，第二天就要交一座耗时三年的大型玉雕，结果头一天死了，死的时候还把玉雕给撞坏了。”杨百城忙问，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说，后来他们家倒闭啦。杨百城怒道：“你甭激我，去就去！”说罢摔门而去。我一脸错愕，心说你这到底是怎样理解的啊。
前辈告诉我们，带好一个徒弟，重要的是阻止他干蠢事，而不是跟他一起干。我不是一个好师父，我跟他一起去了。那是个秋天的午后，干燥凉爽，太阳很高，云流得很快，天气令人联想到上学时没有作业的星期六。琴房里除了乐队的女孩外，还有四五个姑娘。早知道都是女孩我就不去了。进门的时候，一旁的女孩竖起食指，示意我们小声点，有人正在弹琴。杨百城摸了把椅子坐下，就再也不动了。他完全被弹琴的姑娘吸引住了。姑娘那天穿了一身黑，结束整齐，干净利落，正在弹一首很快、很华丽也很难的曲子。旁边的女孩把头凑在一起低声聊天，或吃葡萄。我傻站着没敢动，手脚没地方放。一曲终了，姑娘回头看见我们来了，眯着眼睛笑起来。“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天才！”她介绍着，身子转了一圈，像在跳一种调皮的舞蹈。我向大家微笑点头，没人看我，都看杨百城。这厮满脸通红，挠了挠头，不知道说啥。
“来，咱们弹琴吧！”姑娘拉了拉琴凳，拍了拍。其他女孩笑着鼓起掌来，说些半生不熟的玩笑话。我跟杨百城根本没听进去，杨百城一语不发地坐了过去。我替他捏一把汗，然后他开始弹《天鹅》。其实那个场合如果弹圣桑的其他任何一首作品，跟杨百城那张绷得五官移位的脸配起来都棒极了。乐队的姑娘对朋友悄声说：“上次弹的就是这首，你仔细听啊，那画面感，嗯——神了！”这话不巧被我听见了，我心情复杂，捂住眼睛不敢看。
《天鹅》顺利弹完了，弹得流畅、理智而又情绪饱满。也许这真是肌肉记忆，单曲之王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我祈祷着：快站起来，笑一笑，或者拱一拱手说声“承让了”，然后给我滚一边去！结果事与愿违，杨百城腰杆笔挺，就跟来面试的时候一模一样，坐在那里老僧入定。半晌，他哆里哆嗦地回头看了看我，说道：“师……师父！”我用口型无声而缓慢地怒道：“滚蛋！”然后冲女孩子们咧嘴笑了笑。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笑，我太紧张了，不知道怎么办。要命的是，那姑娘终于还是说了那句话：
“弹得真好！再弹一首，好不好？弹什么呢？”
杨百城举起双手，落下，又举起，然后颓然垂在身体两旁，低头不语。一会儿，他抬起手，放在G调上，又放下了。一会儿放在D调上又垂下去了。我的心提起来又放下。我安慰自己，就算他弹《快乐的农夫》，以我之深厚功力也能插科打诨地给圆过去，不至于太丢人。可别弹《月光》啊！我正想着，音符从钢琴里跳了出来。
先是几个小节低音区的前奏，鲜明、强壮、力道十足，接着是主旋律。非常熟的旋律。主旋律起来的时候，杨百城放下了左手，只用右手弹着，右手弹起极高，落下极有力，每一下都直击在心脏上，但很快又变得像在轻柔地叙事。同时他扭过头，露出了一个奇怪的表情，那是一种错愕和惊恐与庆幸和兴奋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表情。以上是修辞手法。其实当时我根本看不出那个怪脸是什么意思，只觉得他神经病犯了。然后，他一边弹一边说了一句蠢话。
“师父，”他右手时而节奏鲜明、时而起伏连绵地弹着，“这啥啊？！”
这句话把所有人都弄糊涂了。
然后他扭回头，加上左手，专心致志地盯着键盘弹起来。女孩们开始低声叫起来：“这是四手的《军队进行曲》啊！”“对啊，这右手的颗粒感也太强了！”“哎，你快去弹四手啊！”乐队的姑娘开心地“嗯”了一声，跑过去坐在琴凳上。杨百城往右挪了挪，手里的琴声丝毫没有中断。他好像已经不那么惊慌了。他闭着眼，眼前大概浮现着梦里自己弹《月光》的样子。他穿着一件短西服，白衬衫袖子整齐地露出一截，灵巧的十指在前面飞舞，时而温柔地爱抚黑键，时而果决地敲击白键。那旋律极干净、极清冽、极冷静，但又不冰冷，不晦暗。那种跳跃和起伏，让人联想到弹跳的玻璃珠、从袋子里成堆滚落的钻石和杯子里的冰。A段结束时，姑娘抬起右手，杨百城的左手来到低音区，两人的手臂像两只天鹅一般优美地交叉了一会儿，表现出惊人的默契。主旋律回来了，两只右手在两个键区上跳着一样的舞步。一个短而有力的休止符，两人同时把手从键盘上移开，放在腿上，又同时回到键盘上继续跳舞。在那个休止符上，所有的人都眉毛一挑，除了没看出其中妙处的我。我没看懂，只觉得太帅了，坐在那儿的要是我就好了。
这首曲子弹完，没有人鼓掌，所有人都发出低而悠长的“噢”的一声赞美。姑娘站起来，漂亮的大眼睛里放着兴奋的光，她等着拥抱杨百城。结果谁也没想到——包括我——杨百城一步跨过琴凳，噌噌噌跑到门口，一把抱住我，大吼起来：“师父啊！这是啥啊！吓死我啦！”涕泪交流。我两眼上翻，双手摊开，活像托着一口看不见的大锅。
关于“肌肉记忆”，我曾经找各个专业的人求证过，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可能我找的人不对。比如前面提到过一个神经学博士，他是这么说的：那不是肌肉的记忆，记忆在大脑皮层里。大脑的特定区域受到刺激，有时会发生远久的记忆突然恢复的情况；具体到杨百城的情况，他小时候头摔伤过，可能颞叶（注4）受到了损伤。但这依然无法解释一个学龄前儿童拥有这等水平，还能在场面马上就要不可收拾的时候，恰到好处地恢复出一首四手联弹来。
博士说，这可能还是颞叶的问题，颞叶受伤或存在肿瘤的病例中，确实有一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音乐创造力。有些音乐天才患有颞叶癫痫。据说拉赫玛尼诺夫的颞叶附近有一块弹片，他一歪头，音乐就自己冒出来。这件事我在别的书里读到过。权当它是真事，但能解释杨百城的四手联弹吗？我想不清楚。
婚礼上，杨百城继续介绍说：“要没有我师父的冷嘲热讽和坚不可摧的怀疑精神，没有他陪我去赴一次重要的约会，没有他站在那儿给我底气，我也不会娶到这么美丽的新娘。”我捂着耳朵不忍听这些肉麻话。这些话不仅肉麻，还很麻烦，因为大家马上就要来追问我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了。再往后都是些陈词滥调，海誓山盟，更加肉麻，我没有记住。不过，我确实觉得这件事里我的功劳还是挺大的，大概可以排第二位，仅次于颞叶。
婚礼结束后，我没有直接去开车，坐电梯上楼上商场里逛了逛。在一家琴行里，我看看四下无人，就拉了把凳子坐下，把手放在钢琴键上，等着“肌肉记忆”冒出来。等了一会儿没有，本拟放弃，转而一想，会不会是调不对？换了个键位，摆了一会儿，还是不对。我翻了翻白眼，两手一分，随便往键盘上一放，脑袋里什么都不想。突然间，我觉得我应该左手如此，右手这般，往下一按，声音还挺和谐的。我还没来得及吃惊，曲子就源源不断地弹出来了，后面的事情我完全控制不了。先是四个小节递降的轻快伴奏，接着是轻松诙谐的主旋律。弹着弹着竟然还出了变奏，在里面夹了一两句《多瑙河》，一两句《拉德斯基》，一两句《欢乐颂》。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手指很软，没有力量，在这种不科学的力量下很快就疲劳了。但是我完全顾不上疲劳。我左看看，右看看，因为我完全不需要看键盘。越来越多的顾客和店员加入了围观，说说笑笑，有的还打拍子，完全都打在脚后跟上了。我头晕目眩，口干舌燥，最后用极大的力度给这首曲子划了个干脆整洁的休止符，然后双手一举，做了个乐队指挥收尾的姿势。
“我操，”我在一片掌声中，发自肺腑地大叫道，“这啥啊？”
（注3）此处指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
（注4）颞叶：大脑的一个区域，负责处理听觉、情感和一部分记忆。
一手遮天吴大拿
我认识吴大拿时，她还有两只手。严格来说，我跟她并不算认识，或者说，那时候我们村跟南边邻村的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吴大拿这个绰号也是她丢掉一条胳膊之后得到的。一般来说，在农村，有外号的人都是传奇人物。比方说，我们庄有个老头叫魏喇叭，他是吹鼓手，唢呐吹得最好。村里的老太太为了听他吹唢呐，天天咒这个死咒那个死，好让人家办白事请吹鼓手。我们南边这个庄叫南菜园儿，南菜园儿有个吴大拿，十里八乡都知道。而且，她在获得这个外号之前就驰名宇宙了。
吴大拿本名叫什么我们都忘了，在吴大拿之前，人们叫她吴大力。显然，吴大拿这个名字跟她丢了一只手有关系。关于这只手的事情，慢慢就会讲到了。现在先讲讲吴大力的事。
为了避免被这个名字误导，首先应该说明其性别——吴大力是个粗豪的莽妇。其人头如麦斗，眼赛钢铃，肩宽背厚，肚大十围；她的衣服都是买料子自己做的，因为县城里买不到她那个尺寸的衣服。她的两条胳膊像四节粗壮的毛竹接驳而成，关节处形成一对奇妙的小坑儿；末端两个拳头皮锤相仿，只要照你头上来一下，保证做个全堂水陆道场。不过这是想象，我还没听说过谁真的被这对拳头打过，而且你只要见过农村妇女打架就会知道，拳头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既然被称作吴大力，其力大自然是出了名的。过去各家的耕地还比较多的时候，秋天打了麦子或收了棒子，南菜园儿村的人总能看见一位胖大姐轻松地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堆着违背常识的巨大粮堆。如果你没推过这种车，你很难想象推一辆车能费多大的力——这种独轮车是木轮子的，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末的北京郊区竟然还有这样的生产工具，但它确实存在，且真的很沉。这种车是用一巴掌见方的实心儿木料拼接而成，我猜那个可笑的没有胶皮的木轮子就有上百斤重，空车怕不有两百余斤，否则也搭不了山一样的粮食。那时候，吴大力还有两只手，她可以轻松自如地装卸这一车的粮食，再从菜地穿过长长的大街推回自己家去。
吴大力的儿子跟我差个六七岁。我小时候，见过吴大力带着孩子下地干活，场面颇为奇特。为了不耽误干活，吴大力发明了一种充满智慧的装备，能把儿子挂在屁股后面。此人屁股极大，儿子背靠屁股坐在其上，怡然自得，常常挥舞双拳嘎嘎傻乐。据说，其灵感来自南方的一种背篓，劳动妇女可以把孩子放在里面背着干活，但仅限于摘果采茶一类。吴大力听一个走过南方的老人说，有的妇女背着孩子插秧，一弯腰，孩子扑通一声掉出来一头插在了水田里，真是太可怕了。经过改良，她就发明了这种挂在屁股上的背带。这就是死了男人的寡妇带孩子干活的方法。不过，吴大力一点儿也没表现出什么难堪来。
关于她男人的死因，我是长大以后才知道的。事发时，俩人都在地里收棒秸子。这片玉米地外面是街坊二福子家的地。二福子家有点儿钱，不知道哪儿弄来一辆小型玉米收割机。如果这是电影，此时必要给收割机前面那个布满锯齿飞镰的大滚筒一个阴森森的特写，预示着不祥之事即将发生。可惜这不是电影，彼时，大家还都用镰刀加脚踹的方法收棒子，意识不到这东西的危险。收割机开过来时，吴大力的爷们儿正背对着它弯腰干活，也不知道怎么就一屁股坐进了滚筒里，身体立刻被对折，然后被切成了乱七八糟的形状，只剩头、肩、两臂耷拉在外面。
这事儿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