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醇酒美人，而毅然选择“叛徒”的身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呢？
有关心灵的奥秘，是难于言说的。谭嗣同曾经跟随父亲在陕西赈济灾民，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见难民作种种状，悚然忆及去年家乡之灾。幸有人焉以维持之，不然，大乱一作，惨毒当不止此。办赈者真功德无量哉！又自念幸生丰厚，不被此苦，有何优劣，致尔悬绝？犹曰优游，颜之厚矣！遂复发大心：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这里，谭嗣同隐然具有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在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苦难对比中产生严重的“不安”心理，从而开始反思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我享有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应该承担的责任究竟有那些？这时候，一扇一扇的门次第打开了，光芒射得人睁不开眼睛。这也是一种“觉”和“悟”，与当年佛祖在菩提树下的顿悟相似。谭嗣同推开了大夫第的窗户，也推开了自己心灵的窗户。有一种等待是上苍专门为自己设定的，人的命运便是欣喜地向它奔跑过去。正像后来的黄花冈烈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谭嗣同也是用生命实践了他的誓言。
漫步在大夫第内，徘徊在石菊影庐前，寝具、书桌和笔墨犹在，而主人早已离去。老杜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谭嗣同不属于“朱门”，只有路上行人的饥寒，才让他感同身受。他与父亲的关系是微妙的，父亲忠于传统，忠于僵硬的专制秩序，却清楚地知道儿子惊世骇俗的才华和冰清玉洁的人格。谭嗣同虽然拒绝了父亲给他安排的平坦的仕途，却依然对父亲拥有那一份天生的血缘之爱。在他决定为失败的变法事业献身的时候，并没有忘记父亲。他模仿父亲的口吻，写了一封痛斥自己“不忠不孝”的信件，借以让朝廷日后在清查家属时，不至于连累父亲。这真是“怜父如何不丈夫”。而父亲呢？在儿子遇难以后，谭继洵被从轻处罚，提前退休回到浏阳，回到大夫第。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说明谭继洵的内心是雪亮的：一天，谭嗣同的遗孀李闰因为想念死去的丈夫，禁不在房中哭泣。谭继洵经过门外，听见哭声便止步劝说道：“媳妇不必悲伤，别看我是朝廷的一品大员，但我儿日后在青史上的地位，不知道比我要高多少倍呢！”
阳光透过窗框，投射到青石板铺就的光滑的地面上，宛如顽童涂抹的小方格。多少人脚步，沉重或者轻盈，在这块地板上走过。许多年前，一个坚定的叛逆者，走过长长的天井，鞋底带着天井里的青苔。
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侠之大者
金庸的武侠小说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但是其中堪称“侠之大者”的唯有萧峰、郭靖两人而已。萧郭二人舍身取义，让人击节赞叹，尽管他们都是虚构的人物。而在血泪交加的中国近代史上，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此类“侠之大者”风起云涌、英才辈出。正因为有了大批英雄的出现，这一历史时期乃成为民族精神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时期。两千年专制体制严苛的压迫，两千年奴性文化持续的灌输，两千年阴谋权术深刻的熏染，将我们整个民族的人格、精神和质素都降到了一个低谷。到了清末民初这一王纲解钮的关键时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最黑暗的乌云之中窥见一道凌厉的闪电。谭嗣同正是这个时代走在前面的“侠之大者”之一。
当年谭嗣同纪念馆所在的偏僻小街，今天已经扩建成为浏阳一条著名的街道。这条街道以同样是殉身于近代民主变革的烈士唐才常的名字，命名为“才常路”。当年，谭嗣同与唐才常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一起在浏阳兴办算学馆，以教育、启蒙为使命，开湘楚大地近代教育之先河。后来，谭嗣同在戊戌政变中殉难，唐才常悲痛异常，以更大的热情和更激进的姿态投入到自立军起义之中。不幸因叛徒告密，唐才常被捕后英勇就义。可以想象，两位大侠相逢于地下，他们将不再孤独，他们该是何等地快意恩仇。谭嗣同纪念馆位于才常路的核心地带，这可能仅仅是个巧合，却又仿佛是命中注定。我想，在如同彗星般掠过天际的英雄与英雄之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们在此世以一杯浊酒告别，匆匆上路；而在不可预测的来世，总有再次相逢的时刻。
谭嗣同纪念馆的牌门，高大而简洁，青灰色的大方砖历经岁月的磨洗，变得像砚台一样沉寂而凝重。牌门呈现尖塔状，中间的尖塔直指苍穹，仿佛是烈士生前悲壮的追问。整幢建＇奇。书＇筑笼罩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之中，其风格类似于西方的教堂。圆形拱门上面镶嵌着竖立的汉白玉门匾，上书“谭烈士专祠”五个大字。门匾的上方悬挂一大钟表。奇怪的是，表的时针、分针、秒针都凝固不动。讲解员告诉我，表上所指示的时间恰恰就是谭烈士就义的时刻，这是建筑师精心的设计，让后人牢牢记住烈士的风范。时间像流水一样无情，不同的人却能够赋予时间以不同的意义，这使我想起法国学者路易？加迪在《文化与时间》中所说的：“因天地影响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人类在其间凭借天赋理性代表着光明的一面——只是对种种变化的描述。每种变化犹如昙花一现，但合起来却形成永久的整体。”时间的意义是活动于其间的人赋予的，没有人，也就没有时间了。这个凝固的时钟将一个历史的断面抽取出来，它所呈现的是极其丰富的元素，是彷徨、是呐喊，是浓浓的血腥、是高昂的头颅。对于谭嗣同来说，他不必像帝王将相们那样访仙炼丹、期望长生不老，他在刀锋临近头颅的一刹那，就已经把死亡置换成永恒，置换成如浮士德所描述的“最高瞬间”。
1913年，湖南省代督军兼民政长刘人熙，呈请北洋政府褒扬谭嗣同，兴建纪念祠。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大臣唐绍仪公布褒扬令，与此同时，当地政府拨500平方尺地，于1914年，由谭氏族人自费兴建，次年竣工。今天，纪念馆内还收藏着袁世凯签名的褒扬令以及题词。阴险毒辣的袁氏在题字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尽管根据近年来历史学家的考证，认为谭嗣同并没有亲身进入袁氏的军营游说，而袁氏也并没有向慈禧太后告密，但是袁氏显然是参与镇压戊戌维新的保守派干将之一。谭嗣同的死亡，无论如何他都脱不了干系。袁大头会恐惧吗？会惭愧吗？这样揣度他，未免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谭嗣同与袁世凯之间的差别，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远远超过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
谭嗣同就义五十年之后，当时著名的新闻记者张慧剑在笔记中专门记载了“谭壮飞被害五十年”一则。他充满敬畏之情地写道：“壮飞之胸襟、抱负、胆略、品质，求之历史上殆不可多得似者。人仅盛称其与大刀王五缔交一事，而不知其本身即为第一等之大侠。”又一个五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我读到这段话，真有起死人而肉白骨之感。倘若时间倒流，谭嗣同与张慧剑都起死回生，我能够与他们一起举杯邀明月，虽然不胜酒力，也要一醉方休。大部分的生命都是灰暗的，但是只要拥有一两个闪亮的瞬间，生命就有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谭嗣同有《感怀》诗，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溟蒙。桐花院落乌头白，芳草汀州雁泪红。再世金环弹指过，结空为色又俄空。”
谭嗣同不是风流公子、不是潇洒文人，而是义薄云天的大侠。他的武功也许比不上大刀王五，但在骨子里他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侠士。侠之大者，正如张氏所说，大在“胸襟、抱负、胆略、品质”上，武功倒在其次。张氏继续写道：“吾十余岁时读《仁学》，至‘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驱除，死无恨焉。若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诸语，辄感激下泪。其时去壮飞遇害已三十年，民国建造且十年矣，史境大异而犹能中吾如此，则‘侠烈’之气有以致之也。”有人不相信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感召，而只相信权力的魔力和金钱的吸引，他们会嘲笑谭嗣同的“迂腐”和“单纯”。这一分歧，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远远超过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不管怎样，在此后任何一个时代里，谭嗣同都能够找到他的知音。知音不在乎多，二三子足矣。
历史上的许多此革命和改革，最后都沦落为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而老百姓永远是刀俎上的鱼肉。戊戌变法与此前的政治斗争之间划上了一道深刻的鸿沟，这道鸿沟是谭嗣同和与他同时就义的五位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划出的。确如卡夫卡所说：“没有殉道者，任何运动都会蜕变为廉价投机的利益集团”，作为殉道者之一的谭嗣同，从精神的层面上提升了戊戌变法的价值。他以自己的死亡完成了“救死扶生”的大愿，从而在人类文明的天幕上，成为与布鲁诺、贞德、卡斯特利奥、甘地一样闪烁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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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卷 读书
锯木皇帝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说乡间老农妇设想颐和园里的慈禧太后每天是怎么过日子的。终日辛劳的老太太对老头说：“太后的园子里一定种满了绿油油的庄稼，有丫头帮她收获，她只需要站在田埂上指挥。每天吃饭的时候，太后吃着又大又香的肉包子。”人们大多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笑，我听了后却觉得非常心酸：这就算是老太太想象力的极致了，她对天堂般的幸福生活的期望也就仅此而已。而宫廷中太后奢华的生活，早已经超过了奴隶社会时期商纣王“肉林酒池”的架式。大太监李莲英头上的一顶缀满珠宝的帽子，价值就抵得上一个州县一年的赋税。可怜的老百姓，最好对皇帝们的生活“不思”、“不议”、“不言”、“不说”。皇帝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一旦冒冒失失地去思议、去言说，出丑的只会是自己。
偶尔翻民国的史料笔记丛刊，在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记者张慧剑的《辰子说林》中，发现了一则名为《锯木皇帝》的材料，信手拈来，颇值玩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发生革命，皇帝威廉二世逃到荷兰。战后协约国开巴黎和会，许多国家都希望审判威廉。尤其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为了获得选民的欢心，公开以“缢杀恺撒”为口号，日日叫嚣于各个演讲会上。在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协约国准备成立特别法庭，审判战争元凶之一的威廉。最后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审判终于不了了之。
于是，前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便在荷兰安静地度过了二十三年的余生。当年政务繁忙，今日闲暇无事，如何打发漫长的日子？放心，皇帝自有皇帝的办法。威廉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以后，人们只是从报纸上得知他新的娱乐方式乃是“锯木”。皇帝亲自披挂上阵，操刀砍伐树木，二十多年间一共砍伐了六千六百多棵树。平均下来，不到三天就要砍伐两棵树。皇帝虽然是流亡皇帝，绝对还没有穷到亲自砍树挣饭钱的地步。因为，威廉出国前就收拾了不少民脂民膏，足以供自己和家人挥霍余生。那么，他为什么辛辛苦苦地去砍伐树木呢？难道仅仅是出于强身健体这一单纯的目的？
先不揭开谜底，再来讲讲另一个与威廉有相似爱好的皇帝的故事。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可没有威廉那么幸运了，他和家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被布尔什维克枪杀在地下室之中。在被辗转囚禁期间，这位集残酷与软弱于一身的沙皇，最大的爱好也是“锯木”。苏联崩溃后，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首次公布了若干秘密档案和文件，其中就有沙皇的日记。尼古拉有记日记的习惯，尽管文字流于简陋，但也颇为真实地透露出他监禁期间的生活情况。在1917年6月20日的日记中，尼古拉这样写道：“白天，我们砍倒了网球场另一边的四棵枯树。”6月25日：“2点钟我们去散步。下了几场雨，但没把我们淋透。我们砍倒一棵杉树，并锯成了小段。我们看我们的人如何割草。”6月26日：“我给阿列克谢（皇太子）上地理课。我们在温室另一边离篱笆墙不远的地方伐倒了一棵杉树。”6月27日：“白天，我们又在老地方伐树。我们砍倒了两棵杉树，并锯成小段。”6月28日：“又在老地方伐树，砍倒三棵杉树。”7月6日：“白天，我们在树林里干活干得不错——我们砍倒了四棵杉树，并锯成了小块。”7月11日：“早餐后，我们又在老地方干活；砍倒了两棵杉树——我们几乎已锯完六十棵树了。”……在沙皇乏味的日记中，有接近一半的时间记载了锯树的活动，而且使用的是相差无几的笔调。可以设想，假如沙皇没有遭到枪杀，而像德皇一样安享晚年，他锯树的数量应该可以跟德皇像媲美。究竟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倒是很难判断。
保皇主义者会根据这样的记载替皇帝辩解：看啊，我们的皇帝们是多么勤劳啊！他们像一名普通劳动者一样热爱劳动，凭什么说他们好逸恶劳呢？而今天的环保主义者会反驳说：皇帝们都是狂热的环境破坏分子，他们一个人就砍了如此多的树木，要是每个地球人都像他们这样破坏环境，地球早变成了不毛之地！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还是没有揭示出皇帝为何会喜欢砍树的深层原因。我倒欣赏张慧剑的说法：“锯木皇帝，无独有偶，心理学家分析此种心理，谓系人类之野蛮破坏性的遗留，盖此身已入囚奴，权力全被否定，满腔愤恨，仅有向静默之自然尽量发泄而已。”他进而画龙点睛地指出：“同此一手，前日用以签发宣战文书，置千百人于死地，今日乃只可锯木，杀一荏无言之树，真现实一严酷讽刺也！”
在专制社会里，权力如同梅毒，谁染上了它，谁就身体溃烂、心智失常。威廉是如此，尼古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