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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们接受到有益的教育，让它帮助孩子们获得正确的观念呢？
要知道，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
因此，我们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
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孩子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
而我们的年轻人，却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
毫不客气地说，在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为了考试而活着，然后被残酷地淘汰掉。
另外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或是绝对正确。
然后，甚至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个筋疲力尽的人。
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分，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
（8）关于应试教育的题外话（下）
在教育青年人的方面，英国人与美国人明显做得更好。
英国并没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
比如说，英国人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学出来的，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
如果他是个平庸的人，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的话，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他在19岁时一次几小时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的好处也更多。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那些十【文】分年轻【人】便开始学【书】业的学【屋】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一些一般性的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逐渐把自己充实成为一个全面而健康的人。
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因为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
正因为如此，英国和美国的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变成了一部发动机。
我们不妨看一下笛福的小说主人公鲁宾逊，尽管他只是一个文学形象，却反映了英国教育的成功。当鲁宾逊流落于荒岛上时，他发挥了自己的全部能力，像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那样，白手创立了一番事业，而这正和英美两国的教育目标相一致。
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还能够接受，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脱节的趋势却令人着实难以忍受。
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即使是采用的方法也糟糕透顶，以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严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
为此，我们不妨看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都做了些什么。
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培养懒汉的寄宿制度、过多的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繁重的功课、对今后的时代完全没有考虑、对人的职业缺乏安排、对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装聋作哑、不考虑学生如何适应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教给学生如何保持坚强意志……
反过来呢？所有必要的准备、所有最重要的学习、那些丰富的常识、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凡是该赋予年轻人的东西，我们的学校一样也没有教。
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教育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生存能力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们的这种素质。
正因为该准备的没有准备，才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一旦走入社会，进入他的活动领域，就开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与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
可以说，这样的教育制度，对年轻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存在着难于恢复的可能，
在年轻人的心目中，那种在学校中形成的幻想与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地破灭了，这种强烈的欺骗感、强烈的失望感，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完备的青年人绝对难以承受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上对于教育制度的批判，已经严重脱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然而可曾有人想过，那些今日正在群体中酝酿，明日就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产生的土壤又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更有理由知道，那些被恶化的群众头脑，究竟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
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还任由我们的学校培养一批批狂热的暴徒、无知的民众，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必将是我们的学校。
第二章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1）那些直捣人心的东西
我们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诱发群众运动的间接因素相当于长时间的虫啃蚁噬，而直接因素则是强烈的地震、台风。
按照我们的理论，那些间接因素赋予了群体心理以特定属性，使某些感情和观念得以发展；而直接因素的作用是完成最后的工作，对民众的心理造成最后一击。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研究过集体的感情、观念和推理方式，根据这些知识，显然可以从影响他们心理的方法中，归纳出一些一般性的原理。
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事情会刺激群体的想象力，也了解了暗示，特别是那些以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暗示的力量和传染过程。然而，正像暗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来源一样，能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也相当不同，因此必须对它们分别给予研究。
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是有益的。群体就像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司，必须对它的心理学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不然我们就会被它毁掉。
（2）第一：形象
我们知道，群体容易被鲜明的形象所打动。
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面证明了。然而鲜明的形象不是随时都有，也不可能遍地皆是。在它们不存在的时候，可以利用一些词语或套话，巧妙地把它们从民众心中激活。
在1718年的苏格兰，大部分地区对巫术的错误观念已经被根除，然而在一个叫开斯尼斯的偏僻小镇里，仍然有人存留着这些愚昧观念。
一个木匠很讨厌猫，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猫总是喜欢聚集在他的后院里，木匠对此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受到骚扰的总是他？他思考再三，得出结论：折磨他的不是猫，而是女巫。他的女仆对此表示同意，还补充说，她亲耳听见那些猫在一起说人话。
后来这些猫又聚在后院时，木匠冲出去砍杀它们，群猫四散逃命，其中一只猫背部受了伤，一只屁股上挨了一刀，还有一只腿部受伤。
几天后，这个地区有两个老妇人去世，她们的尸体被抬出来，人们发现一位的背部有伤，另一位臀部有新疤痕。木匠和女仆很高兴，认定她们就是那三只受伤的猫中的两只。这个消息传遍了全国，所有人都加入了搜寻女巫的队伍。
很快，一个老太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摔断了腿躺在床上，而且面目可憎，一看就是女巫。大家公认她就是受伤的第三只母猫。有人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木匠，木匠说，他记得很清楚，他用刀砍伤了一只猫的腿。人们听完了这话，立即就把老太婆从床上拉起来关进监狱，第二天，她在监狱里被折磨而死。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经过一番艺术化处理的形象，毫无疑问具有神奇的力量，它们能够在群众心里激起最可怕的风暴；反过来说，它们也能平息风暴。在历史上，因为各种词语和套话的力量而死去的人，他们的尸骨甚至可以重新建造一座胡夫大金字塔。
事实上，即使是说理与论证，也战胜不了那些鲜明的形象。因为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看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而立。
许多人把它们当做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的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鲜明的形象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
（3）第二：词语和套话
在第一点中，我们谈到了语言的作用，谈到了它可以激活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或是让它变得更鲜明，我们也初步见识了它的威力。
事实上，语言的作用还远远不止于此。除了诱发其他形象之外，有一些词语本身就是某种形象的代表。
民众往往会把自己潜意识中的希望，寄托在几个似是而非的词语上。有的时候，那些最不明确的词语，引起的反响反而最大。
比如说，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搞不清它们究竟在说什么。然而，正是这区区几个词语，却蕴含着神奇的威力，它们被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如果我们对历史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些热门的词汇，已经和它们原来的意义完全是两码事。
让我们先来说说“共和”这个词。它是古希腊人创造出来的，而古希腊人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团结一致的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构成的制度。
说到底，希腊的共和只是几个贵族的共和，却建立在民众的奴隶制之上。没了这种奴隶制，这种所谓的“共和”一天也不能存在。
接下来是“自由”，这个词同样诞生于古希腊，然而在那个国家里，民众从来也没有过思想上的自由。如果谁敢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那么他就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类似这样的自由，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又怎么能画等号呢？
再比如说“祖国”，对于古希腊的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来说，他只崇拜自己的雅典城和斯巴达城，拒绝把对方认作自己的同胞。而其他的城邦也是一样，它们互相敌视，彼此征伐不断，甚至从未曾统一在希腊的名义下。
而在西欧地区，是许多相互敌视的部落和种族组成了高卢，它们有着不同的语言和宗教，凯撒能够轻易征服它们，正是因为他总是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盟友。罗马人缔造了一个高卢人的国家，是因为他们使这个国家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统一。
即使在两百年前，人们也不存在什么“祖国”的概念。过去跑到外国去的法国保皇党人，他们认为自己反对法国是在恪守气节。他们认为法国已经变节，因为封建制度的法律规定，诸侯要效忠自己的君主，而不是某一块土地，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国在。可见，祖国对于他们的意义，不是与现代人大不相同吗？
可见，词语的意义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对于人类来说，它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
因此，我们若想以它们为手段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搞清楚某个时候群体赋予它们的含义，而不是它们过去具有的含义，或精神状态有所不同的个人给予它们的含义。
在这方面，历代的政治家都颇为精通。
假如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发生了变化，开始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而有些东西又实在没办法改变，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这些词换个说法，用新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
比如说，在大革命之后，执政府把令人生厌的“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换成了“盐税”，过去的“徭役”改成了“间接摊派”，而商号与店铺的税款，也被起了个新名字叫做“执照税”。
这些新名词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有效地防止群众产生反感。
可见，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
那些身处大革命风潮中的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样的流行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