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
那些身处大革命风潮中的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样的流行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比禽兽的暴政，建立起宗教法庭一样的审判台，干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来。
在上面的例子中，时间促成了词意的变化，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种族因素，我们就会看到，在同一个时期，在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中间，相同的词也经常会代表着不同的观念。比如说今天使用如此频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拿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说，在前者看来，民主是说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
这就是说，代表了民众的国家要支配一切，控制一切，要集中权力，要垄断并制造一切。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下，不论你是激进派，还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铁杆的保皇派，一切党派一概要服从国家。
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尤其在美国人看来，民主说的却是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这种发展是超越一切的，国家要尽可能服从这一发展，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
这样看来，同样的一个词，在这个民族就代表着个人服从国家，而在另一个民族，却是指国家对个人的彻底服从。
我们现在知道了，词语唤起的形象往往独立于它们的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而异，也因民族而异。不过套话并没有改变，有些暂时的形象是和一定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就像是用来唤醒它们的电铃按钮。
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
因此，无论这些词汇和套话是否荒谬，只要我们用这些东西把自己武装起来，就再也不会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于是，我们便拥有了做出暴行的一切条件。
（4）第三：幻觉
自从有了文明，群体便开始被幻觉包围着。
最早的幻觉，来自于对自然的敬畏，于是人们捏造出神灵，开始崇拜偶像，沉迷在宗教幻觉里。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不再相信神灵，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人文科学的领域里，无数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诠释出来，又促使无数民众把它们当成信念来恪守，于是哲学幻觉就成为了那一时代的风潮。
进入近代之后，关于社会制度的讨论又甚嚣尘上。当民众对现实感到不满时，所有的弊病就被归结到制度上，于是民众展开憧憬，甚至是动乱来满足他们的社会幻觉。
不论是这些幻觉中的哪一种，都拥有牢不可破而又至高无上的力量，它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找到。
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是因为它们而建！
一个世纪以前震撼全欧洲的那场大动荡，是因为它们而发动！
我们的所有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全都难逃它们的强大影响！
有的时候，人类以可怕的动乱为代价，似乎暂时消除了这些幻觉，然而这种动乱，却注定了还会让它们死而复生。
没有了这些东西，人类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没有它们，人类似乎很快就会重新回到那种野蛮状态。毫无疑问，它们不过是些无用的幻影，但是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却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
假如有人把博物馆和图书馆一把火烧毁；假如有人冲上教堂前的石板路，把那些雕像推倒，把因宗教鼓舞而创作的艺术品统统撕毁，那么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
人类只有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否则就无法活下去。而这就是诸神、英雄和诗人得以存在的原因。在五十年之前，科学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既不敢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也做不到像幻想一样撒谎。
在整个19世纪里，哲学家们热情地投身于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的破坏，全然不顾我们的祖辈已在这种幻想中生活了许多世纪。他们毁灭了这些幻想，使得希望和顺从的源泉随之枯竭。
在幻想遭到扼杀之后，哲学家与民众就要直面着盲目而无声无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对软弱和慈悲心肠一概无动于衷。
无论哲学取得了多大进步，它迄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能够让他们着迷的理想。这恰恰与群众的本能不相符，群众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便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
可以这样说，推动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永远不是真理，而是谬误。
今天，社会主义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后的幻想。尽管有许多证据来证明它的荒谬，但它依然继续发展。
它具有这样的生机，都是因为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无视现实，因而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如今，这种社会主义幻想肆虐于过去大量的废墟之上，未来是属于它的。
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
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想破灭的，最终都将沦为他们的牺牲品。
（5）第四：经验
经验是真理的传播手段，也是幻想的敌人。
可以说，经验是唯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的方法，也是唯一让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
然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经验必须是积累了许多代的，并且可以随时被验证的。
通常，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是没多少用处的。这就是一些被当做证据引用的历史事实达不到目的的原因。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证明了一种广泛的经验即使仅仅想成功地动摇、或是压制那些牢固根植于群众头脑中的错误观点，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复出现。
比这些更令人感到难过的，是经验的获取过程，它们通常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在19世纪以及稍早几年的时代，充斥着大量奇异的经验，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没有做过如此多的试验。
最宏伟的试验要算法国大革命。从这次试验中，我们知道了一个社会必须要遵照理性的指导。如果从下而上地革新一遍，至少要牺牲上百万人的生命，让整个欧洲陷入长达20年的动荡。
为了用经验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拥戴他们的民族损失惨重，法国民众在50年里进行了两次破坏性试验。
民众在第一次试验中拥戴了暴君拿破仑，结果付出了三百万人的生命和一次被侵作为代价。第二次试验则拥戴了拿破仑三世，以割让阿尔萨斯与洛林来证明常备军有多么必要。尽管这两次试验都准确无误，但从现在来看，好像仍然不能令民众信服，此后估计还要来第三次试验。恐怕说不准哪天它肯定会发生。
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经验，而它们的代价可能同样让我们伤痛欲绝。
比如说，要想让整个民族相信，庞大的德国军队并不像30年前我们认为的那样，只是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就必须来上一次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战争，也许可能是两次。
再比如，想要让人认识到，推行闭关锁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会毁掉实行这种制度的民族，这就至少需要20年国家的灾难来作为试验周期。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在鞑靼王朝统治下的中国，那个东方的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甚至要比这更多。
（6）第五：理性
我们必须要提到一点，群众从不受理性的影响，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
正因为如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它们的感情而不是它们的理性，因为群体从来也不会遵循正常的逻辑。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善于鼓动群众的演说家，是如何把握分寸的。
第一，如果想要让群众相信什么，就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甚至要带着群众振臂高呼、大喊口号。
第二，演说家要以一种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它们的看法。比如说捏造场景、追忆往昔、或是憧憬未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带着群众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
第三：在这个演讲的过程中，演说家一定要密切注意群众的情绪变化，看清楚他们是高兴还是沮丧，是悲痛还是愤怒。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知道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言辞，把群众的情绪引到自己需要的轨道上来。
说到底，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演说家，或者至少做一次成功的演讲，都必须把握这样一条原则：演讲者必须要遵循听众的思路，而不是自己的思路，否则他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影响。
许多演说家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他们希望以精密的逻辑来引导听众，或是用严谨的推理来牵制听众。因此在向群众讲话的时候，总是会借助一系列大体严密的论证步骤，而当这种手法不起作用，他们又会感到万分困惑。
曾经有一位逻辑学家在遭受失败后愤怒地说：“我的逻辑毫无谬误，我建立在三段论法上的推理公式是不可更改的。就算是无机物，只要它能来推演这组公式，也会不得不表示同意。”
这位大学者的话再正确不过，不过他在愤怒中也没弄清楚一点，群体不比无机物更聪明，它甚至没有理解的能力。
你只要尝试着用推理来说服原始的头脑，比如说服一个野蛮人或是儿童，你就知道推理是多么的不值钱。
事实上，不要说野蛮人或是儿童，即使是对付几百年前的那些宗教狂，理性也抵挡不过感情。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最清醒的天才也不得不在群体的感情面前俯首称臣。
直到现代，它们的真实性才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战。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也有不少开明之士，但没有一个人通过理性思考认识到自己的迷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面，或者对魔鬼的罪行或烧死巫师的必要性表示过丝毫的怀疑。
不过，对于群体不受理性引导这件事情，我们倒不必过于遗憾。
毫无疑问，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反倒没有多大用处，它既不能带来音乐，也不能带来美术。这样看来，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力量，这些幻觉无疑是必要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每个民族都拥有其独特的民族性格。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个民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携带着它命运的定律，它简直等同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就像是那种使橡果长成橡树或让行星在自己轨道上运行的力量一样。
如果我们要对这种力量有所认识，就必须研究一个民族的整个进化过程，而不是这一进化过程不时出现的一些孤立的事实。
如果只考虑这些事实，历史就会变得仿佛是一连串不可能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的上帝，如果不是犹太民族的坚信，耶稣也不可能由一个木匠之子变成一个持续两千年之久的全能的神，使最重要的文明以他为基础形成。
再比如说伊斯兰教的创立，假如不是阿拉伯民族那种无与伦比的虔诚，一小撮从沙漠里冒出来的阿拉伯人，也不可能征服希腊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一个比马其顿王国领土还大的国家。
还有，如果不是法兰西民族对民主与自由的狂信，以拿破仑这样一个区区的炮兵中尉，又如何能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征服几乎全欧洲的民族与国王。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了，尽管理性永远存在，但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就像是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这些东西。
正因为如此，还是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学家，不要过于强烈地坚持让它插手对人的统治吧。
现在，我们的结论是：群体永远不欢迎理性，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也并不是理性。
对于群体来说，理性除了反面的影响，什么作用也无法施加，他们接触到的理性越多，就越是憎恶理性，也就变得更加狂热。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1）群体的领袖
有群体的地方，就有领袖。
不管组成群体的是人还是动物，也不管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只要他们组成了群体，就会弄出一个头领，并且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他的统治之下。
对于人类来说，这个头领被称做领袖。有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个小头目或煽风点火的人，但即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
这个人的意志帮助群体形成意见，再将意见汇成一致，可以说，他是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
这个人为群众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假如没有这个人，一群人就像是失去了头羊的温顺羊群，变得茫然而不知所措。
这个人让精神力量在群体中产生影响，然后把它有效地转变成实践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可能意味着破坏、杀戮，甚至是毁灭。
现在，就让我们展开新一轮的研究，看一看这个对群体至关重要的人，究竟是如何产生，又有着怎样的特征，以及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2）领袖是如何炼成的
只有最极端的人，才能成为领袖。
在最初的时候，领袖可能和你我一样，混杂在芸芸众生之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接下来，他本人被一些观念所迷惑，然后变成了它的使徒。然而在这个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点变化，就是他对这些观念十分着迷，以至除此之外的一切事情都消失了。
正是这一点区别，才赋予了这个人成为领袖的条件。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相反的意见都是谬论或迷信。
当这样的人出现后，他就成为了群体中最极端的那个，而群体偏偏又最欢迎这样的人。于是，群体越是欢迎，他就越是极端；而他越极端，群众就越是欢迎他。当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戴时，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