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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任何想法都无法阻止他们赞成那些已经把他们冲昏了头脑的建议。
这种无意识状态的到来，往往是极度突然的，议员们前一天还在极力谴责的东西，很可能在第二天就被通过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是他们的混沌头脑，再也没有其他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情绪激昂的议会上，都会出现同样的无意识现象，尤其以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最为严重。
这些革命党人组成的议会，批准并下令执行一些他们引以为荣的措施。而那些措施不只愚蠢透顶，简直就是犯罪。
他们杀害无辜，杀害他们的朋友。在右派的支持下，左派全体一致，在热烈的掌声中提议将丹东定性为人民公敌，于是这位革命党人的天然首领，这场革命的伟大发动者和领袖，就这样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左派的支持下，右派又全部一致，在最响亮的掌声中表决通过了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议会全体一致，在一片热烈叫喊的赞扬声中，在对德布瓦、库车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热烈的赞扬声中，不由自主地一再举行改选，使杀人成性的政府留在台上，让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刽子手主导法兰西民族的命运。
在牧月22日，整个议会通过决议，决定由刽子手来对议会进行“全面的清洁”。
在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的最后一次发言结束后，议会又抛弃了他，将这位新时代的暴君送上了断头台。
这幅画面看起来昏天黑地，但它却十分准确地表述了当时的历史画面。议会若是兴奋和头脑发昏到一定程度，就会表现出极端的特点。它会变成不稳定的流体，受制于一切刺激。
在1848年，议会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极端多变性，一刻不停地从一种感情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感情。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次的动荡中，议会多次因为自己的分裂、嫉妒和猜疑，也因为它的盲信和无节制的愿望而坠入地狱。
当议员们聚集在一起，议会的质朴和天真与它的普遍怀疑不相上下。与毫无法律意识、不知纪律为何物的表现相伴的，是放肆的恐怖和幻想。在这些方面，即使是乡下人和孩子也比他们强。
他们的冷酷和他们的缺乏耐心一样严重，他们的残暴与驯顺不相上下。这种状态是性格不成熟以及缺乏教养的自然结果。没有什么事情能让这种人吃惊，但任何事情都会让他们慌乱。出于恐惧或出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既能赴汤蹈火，也会胆小如鼠。
他们不管原因和后果，不在乎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忽而灰心丧气，忽而斗志昂扬。
他们很容易受惊慌情绪的影响，不是过于紧张就是过于沮丧，从来不会处在环境所要求的心境或状态中。他们甚至比流水还易变，头脑混乱、行为无常。像这样的议会，我们又能指望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呢？
幸运的是，上述这些在议会中看到的特点，并非经常出现。议会只是在某些时刻才会成为一个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仍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解释了议会为何能够制定出十分出色的法律。
其实，这些法律的作者都是极富学识的专家，他们是在自己安静的书房里拟订草稿的。因此，表决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个人而不是集体的产物，于是这些法律当然就代表着最好、最健全的法律。只有当一系列修正案把它们变成集体努力的产物时，它们才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群体的产品不管性质如何，与孤立的个人的产品相比，总是品质低劣的。专家阻止着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全或行不通的政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专家是群体暂时的领袖。议会影响不到他，他却可以影响到议会。
（9）议会的两大险情（上）
现在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既然我们了解到议会是如此的愚蠢，那么它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议会必须存在，而且要永远地存在下去。
尽管议会的运作要面对所有这些困难，但它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人类已经找到的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方式。不管是对于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还是有教养的人，一句话，对于所有构成文明主流的人，议会无疑是理想的统治。
不过，在现实中，我们的议会制度极有可能导致两大严重的危险，这都是由群体的特性所导致的。我们需要在这里将它们指出来。
第一大危险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它是各种紧迫问题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的必然产物。
假设有个议员提出一项显然符合民主理念的政策，比如说，在议案中建议保证使所有的工人能得到养老津贴，或建议为所有级别的国家雇员加薪，那么，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呢？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其他众议员因为害怕失去自己的选民，就立即会成为这一提议的牺牲品，他们绝不敢无视后者的利益，反对这种提议中的政策。虽然他们清楚这是在为预算增加新的负担，必然造成新税种的设立。但他们不可能在投票时迟疑不决，因为增加开支的后果属于遥远的未来，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如果投了反对票，当他们为连选连任而露面时，其后果就会清楚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除了这第一个扩大开支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投票赞成一切为了地方目的的补助金。一名众议员没办法反对这种补助，因为它们同样反映着选民的迫切需要，也因为每个众议员只有同意自己同僚的类似要求，才有条件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这种补助金。
（10）议会的两大险情（下）
议会将会导致的第二大危险，是对个人自由不断增加的限制。
这方面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但是却是十分真实的。议会总是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是由于眼光短浅，它在很大程度上对其结果茫然无知。
这种危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通行的议会体制、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国家，也没有逃脱这种危险。
我们必须要指出一点：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
首先，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对一些过去公民行为完全自由的事务进行限制，强迫他做一些过去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公共负担，通过减少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额，增加公共权力取之于他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花销的份额，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
这种对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每个国家都存在着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大量的限制性法令的通过，才大大增加了负责实施它们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每增加一条限制性法令，就需要增加一批公务员负责执行它，或是让那些从前的公务员权力更大，议会不断地增加限制法令，就意味着对公务员势力的不断培养。
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些公务员就会成为一个新兴的贵族阶层，最终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
这样的前景殊为可怖，即使是一场革命，也很难动摇公务员的力量，因为在政府不断更换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到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也不需要个性，因此才能永久地存在，永远地保存着他们手中的权力。
当一个人既不需要承担责任，也不需要个性，还能保有永远的权力时，那么他和那些实施压迫性专制的皇帝，又有何区别呢？不幸的是，就目前的形势看来，我们的公务员阶层，正在成为这样的专制力量。
如果议会不断制定一些限制性法规，用最复＇文＇杂的条＇人＇条框框把＇书＇最微不足＇屋＇道的生活行为包围起来，那么就意味着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公民的自由越来越压缩，整个国家又将重回旧日的一片死气沉沉之中。
在世界各国的政界与学界看来，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多多地制定法律，因此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束缚。
它们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那时他们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如果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的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
因此它们必须表现出私人所没有的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最后就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也不十分强大。
在许多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
结束章 民族存亡的关头
（1）历史的发展规律（上）
我们必须在这里下一断言，那就是我们的民族，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死关头。
根据历史的教训，以及各方面都触目惊心的那些先兆判断，我们的一些现代文明已经到达了衰败期之前。这个阶段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而所有的民族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同样的生存阶段，因为看起来历史是在不断地重复它的过程。
如果我们查看历史，根据它的主要线索，对我们之前那些文明的伟大与衰败的原因加以评价，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首先，在文明诞生之初，一群来源不同的人，因为移民、入侵或占领等原因聚集在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同。使这些人结为整体的唯一共同的纽带，是没有完全得到某个头领承认的法律。
这些混乱的人群有着十分突出的群体特征。他们有短暂的团结，既表现出英雄主义，也有种种弱点，易冲动而性情狂狷，没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他们是最野蛮的原始人。
随后，漫长的岁月开始造就自己的作品，环境的一致、种族间不断出现的通婚和共同生活的必要性发挥它的作用。
许多不同的小群体开始融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种族，即一个有着共同的特征和感情的群体，它们在遗传的作用下日益稳固。这群人变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又有能力摆脱它的野蛮状态。
但是，只有在经过长期的努力、必然不断重复的斗争以及无数次的反复，从而使它获得了某种理想之后，它才能够完全形成一个民族。这个理想具有什么性质并不十分重要，不管是对罗马的崇拜、雅典的强盛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都足以让一个种族中的每个人在感情和思想上形成完全的统一。
随着民族的形成，一种包含着各种制度、信念和艺术的新文明便诞生了。
这个民族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会逐渐得到某些它建立丰功伟业所不可缺少的素质。然而我们必须要说，在许多时候，它仍然是乌合之众，但是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的背后，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基础，即一个种族的禀性，它决定着一个民族在狭小的范围内变化，支配着机遇的作用。
比如说，曾经持续了几代的十字军东征，所有这些战争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看到，一小撮喧闹不已的骑士，断断续续地占领了巴勒斯坦大约一百年，整个欧洲为此付出了无数的财富和两百多万人生命的代价。为了这样一丁点所谓的权利，却付出了这样高昂的代价，实在是不值得。
不过，虽然十字军做了这么多蠢事，却也不能说它一无是处，正如我们所说，这是一个追求理想的过程，并且由于和更先进的亚洲文明相接触，欧洲的封建诸侯们开始变得更加理智，民众也因此获得了一些权利。
更重要的是，惨痛的经历与代价，让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愚昧，从罗马教廷的长期禁锢之中醒悟过来，开始孕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种子。
这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观点，神圣的自然规律总是如此，它让民众得以从坏事之中得到教训。
（2）历史的发展规律（下）
当时间做完其创造性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不管是神仙还是人，一概无法逃出它的手掌。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程度之后，它便会止步不前，而一旦止步不前，它注定会进入衰落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期便降临了。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总是以作为种族支柱的理想的衰弱为特点。同这种理想的衰弱相对应，在它的激励下建立起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动摇。
随着这个种族的理想不断消亡，它也日益失去了使自己团结强盛的品质。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是这个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取代，同时伴随着性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减少。
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
正是在这个阶段，被个人利益和愿望搞得四分五裂的人，已失去了治理自己的能力，因此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
随着古老理想的丧失，这个种族的才华也完全消失了。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因而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
这群乌合之众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未来，只有乌合之众那些一时的特性。它的文明现在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民众就是至上的权力，野蛮风气盛行。文明也许仍然华丽，因为久远的历史赋予它的外表尚存，其实它已成了一座岌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