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一位博览群书的学者，在群体中会表现得极度无知，甚至会昧于简单的常识。
一位最富理性的长者，在群体中会变得盲目、轻信而易于狂乱。
一位富于经验的专家，在群体中会丧失其独有领域中的判断力与处理能力，甚至比不上一位独立的新手。
一位善于独辟蹊径的智者，在群体中会变得盲从而混乱，成为一个人云亦云、不知因果的平庸之辈。
在1678年的英国，在理性彻底屈服于疯狂之后，许多报告被送到了当时的首相那里。有的报告称：在与议院相邻的某些地下室里，听到了“巨大的敲击声和刨地声”。这使得伦敦人即使出国也还留心着国内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在多赛特地区，许多人甚至向上帝宣誓，称法国军队已经在陆柏伯岛，军队队列整齐，军官还走在队列前面。于是，一位伯爵带着一名陆军中尉策马狂奔向海德公园，他们的手中握着短剑，要求每个人都拿起武器，因为法国人就要来了。
到了第二天，事情才真相大白，但是真相却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刺激。显然，发誓法国人已经登陆的人不是喝醉了，就是疯了。所谓的法国军队队列，原来是一排排的树篱笆桩，而那些所谓的军官，也只不过是些正在草地上吃草的马。
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数不清的例子，毋庸赘言，然而我们必须再认识到一点，那就是这种集体性的智力品质泯灭，会带来一种怎样的后果。
（6）群体的谎言（上）
集体撒谎的例证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最荒唐的事情要算是中世纪欧洲的圣物崇拜。这一风潮的起源，大概开始于十字军东征前不久。当时，第一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信徒把种类繁多的圣物带回了欧洲，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范围的群体性谎言。
在这些圣物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真正的十字架”上的木头，之所以被如此重视，是因为耶稣曾经在上面慷慨赴死。这样的木头在全欧洲随时随地皆有涌现，其数量毫无止境，似乎永远不会减少，最为荣耀者甚至出现在罗马教廷。
在当时的整个欧洲，无论教堂宏大与否，皆以拥有一块这样的圣物为至尊荣耀。于是这种碎木片如野草般在各大教堂铺陈开来，持有者皆声称其来源于“真正的十字架”。这种“圣物”数量之多，如果能够集中到一处，几乎可以承担起建造一座教堂的木料。
尽管这样的事实听上去荒谬至极，却毫无疑问地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信任。不仅神职人员如此，甚至于普通民众都对它们顶礼膜拜，认为这些木头可以辟邪，而且能够治愈多年的顽症。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往各大教堂去朝拜这些碎木片。
事实上，只要稍微具备理性与常识的个人，都会认清这事情本身的荒谬程度。然而几乎没有人对此保持丝毫的诚实与警醒，原因并非所有人都要故意撒谎，而是当个体集结到一起之后，群体的谎言就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关于它的形成机制，我们将会通过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进行揭示。
（7）群体的谎言（下）
就在此书写作的同时，巴黎正在被女童的溺水事件搅扰得沸反盈天。事情的起因是两个女童从家里走失，不久后在巴黎的塞纳河中发现了两具尸体。五六个目击证人言之凿凿地证明了一点——这两具尸体毫无疑问就是那两个可怜孩子的。
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即使是严谨的预审法官也没办法不相信，于是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这两个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孩子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事实上，一些细节要比事件本身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那就是这两个孩子与溺水而死的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最缺乏观察能力的人也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蒙骗了大多数人的眼睛。
假如我们对整个事件进行复盘还原，就会发现谎言的传播会经历如下的一套机制。
第一个阶段是谎言的制造阶段。
它产生于第一个目击者，这个人被心理暗示所影响，成为了幻觉的牺牲品。他相信自己的眼睛，也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一些微不足道的相似处——譬如一块伤疤、或是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逐渐地演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
个人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他开始把这种暗示传播给其他人的时候，就必然会引起群体内部的大范围传染。证词便开始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不可原谅的后果。关于这一后果，我们还会在后面的分析中继续讨论。
第二个阶段是谎言的被肯定阶段。
在这一阶段，说谎者的数量会更多。我们会发现，总有那么少数几个人会当即附和谎言，有的人和第一个人一样，牺牲于自己的心理暗示，但更多的则是完全没有主见的糊涂虫。
第三个阶段是全幅度的谎言扩散，这时整个群体都将会成为说谎者。
当第一个目击者依靠模糊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得到了肯定后，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就在一瞬间被征服了，所有的判断力都被窒息。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
于是，消息被以讹传讹地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的证人加入了说谎的行列之中。说谎者终于被成批量地制造出来，所有人都无比坚信第一份证词，更加坚信自己的观察力。这两种观察结果互相作用，最终演变成了一套彻头彻尾的群体谎言。
（8）妇孺言论不可轻信
这样的例子绝不仅仅是偶然，几乎完全相同的事件也曾见诸报端。与女童溺水事件相比，它对于我们的分析更具典型意义，同时也能够为我们揭示出一个新的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妇女和儿童是群体谎言的最有力坚持者，他们的话往往不可轻信。
曾经在法国的拉弗莱特发现过一具男童的尸体，一个孩子凭借着自己的模糊记忆，认出了他是自己的同学。于是一场缺乏根据的辨认过程开始了。
在这个孩子辨认后的第二天，一个姓夏凡德雷的妇女出现在尸体所在地，情绪激动地认定这是她的儿子；当她走近尸体，观察他的衣服，又查看了他额头上的伤疤后，这个结论被她坚信不疑。这个住在福尔街、以看门为业的女人最终还信誓旦旦地声称这个男孩于前一年的七月失踪，并自行认定男孩死于拐卖后的他杀。
这一场荒谬的辨认到此还没有结束，孩子的舅舅也应召前来，再一次确认了这个男童是他的外甥小费利贝·夏凡德雷。接下来，又是几个邻居凭借他们若有若无的印象，一位同学凭借男童身上的一枚徽章。
所有的人证、物证齐备，每个人的证词都显得那样有说服力，但是真实的结果呢？恐怕全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不仅仅是邻居，就连表舅、同学，甚至是当妈的全都搞错了。
在这件弃尸案案发六周之后，孩子的身份就重新得到了确认。这个孩子的籍贯是波尔多，在那里被人杀害，在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后弃尸。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我们可以证实自己的结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因为她们最缺乏主见。
像这样的目击者，在法庭上又有何价值可言呢？尤其是那些儿童，他们的证词绝对不可当真。
常言道童言无忌。但是只要我们稍微具备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素养，只要我们对于前文的分析能稍微记住一星半点，都会知道事情是完全相反的。
儿童只会撒谎，而且从始至终都只会撒谎。
尽管他们的谎言是那样无辜、无目的，但却仍然是谎言，决不能被相信的谎言。如果真的要用一个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或是决定事态该朝哪个方向发展，那么还不如掷硬币来得可靠一些。
（9）群体只会撒谎
在群体观察力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的例证来确定它极不可靠，这种集体观察力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会出错。如果说它能够表达什么含义，那么也只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
各种事实都证明，应当明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事实上，即使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在此方面也会犯下严重的错误。
发生在拿破仑三世时代的色当战役，有数千人参与了那场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如果我们向他们质询答案，向他们询问究竟是谁指挥了那场战役的时候，答案的数量可能会和人数一样多。这些答案彼此矛盾，根本无从分清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推及时间相距更远的滑铁卢战役也是一样，在那场关键性战役中的重要细节，至今一直有人在犯最严重的错误事实。
普鲁士人声称在法军的后方曾经出现过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携带着为数众多的大炮。但事实又是如何呢？从后来的历史研究中看，假如有这么一支军队，拿破仑也不至于输得如此之快。所谓的增援部队，只不过是一队惊慌失措的溃兵，误打误撞地又折回了前线；所谓的大炮，则是他们的行李车而已。
又如1806年的英国利兹地区，当一只老母鸡开始不停下出印有“末日将至”的怪蛋后，许多人专程来参观老母鸡。这些处于惊涛骇浪般恐惧的信徒来到这里，为的就是得出世界末日将至的结论，关于世界末日的谣言便播散开来。
尽管这些谣言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但是关于怪蛋的描述却花样百出，有一千个前来参观的人，就有一千种各式外形的怪蛋。而真实的情况则是，这蛋只是普通的鸡蛋，上面用腐蚀墨水涂写了“末日将至”的字迹而已。
这些铁一样的事实只向我们证明了一点：群体的证词毫无意义，他们只会撒谎。
于是，根据我们的结论，被越多的人证明的事件，往往错误得最荒谬。那些受到最严重怀疑的事情，往往就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反过来，如果说一件事情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所证实，这通常也就是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相去甚远。
（10）群众杜撰的历史（上）
群体的证词在如此程度上背叛了事实的真相，以至于我们无法再对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事情做出准确的判断。
这样看来，无论发生过怎样的历史事件，总会因为群体的以讹传讹而变得众说纷纭。当时间推移，当历史传承到需要记载下来的哪一刻时，就会早已丧失了它的本来面貌。像这样的历史被记载下来的时候，恐怕只能是一种纯粹想象的产物。
这样的历史书籍，只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
于是，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结论：那些被记载进史书，业已成为史实的历史事件，也未必是有价值的产物。而那些皓首穷经的所谓智者，也远非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秉笔直书。
记录这样的虚假历史，几乎是在虚度光阴。假如没有文学作品保留下来，假如没有音乐、绘画一脉相承，假如没有那些流传千年的不朽作品，那么我们可能对过去的时代的真相一无所知。
我们不了解赫拉克利特，不清楚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的生平，关于他们，我们不曾拥有过一句真实的记录。所有能够打动群众的，能够在群众范围内得以流传并保留下来的，只是这些伟人大众在神话中的形象。
他们的生平对于群众来说无关紧要，群体想要的只是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打动他们心灵的伟人。
于是，关于他们的谎言被一再编造，直到和我们今日所知的形象毫无出入为止。
（11）群众杜撰的历史（中）
历史书是那样的不可信赖，事实上，即使是这些已被记载在书上的虚假历史，也很难保证它们保持长久稳定。
我们知道，群体通常是以形象来思维的，这就使得群体的想象力超乎寻常。
想象力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必需的，但是无边且狂妄的想象力则会越界发挥作用，它会歪曲事实的真相，甚至是已经记载在史书上的虚假历史。
这些神话虽然被清楚地记录在书中，它们本身却无稳定性可言。许多原因会促成群体的想象力造成这种改变。
比如说时间，在圣经的《旧约全书》中，耶和华标志着一个嗜血好杀的形象，而随着时光推移，在《新约全书》中出现的上帝，则演变成了一位博爱仁慈的化身。
又比如说种族，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种族的基本特点会决定性地影响着群体的无意识。
佛教诞生于印度，昌盛于中国，但是假如我们将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与中国人所信奉的佛祖作一比较，就会发现这两者并无太多的共同之处，甚至相当于两种完全不同宗教的偶像。
所以说，群体的想象力会改变一切，不论这件事是真实还是虚构。
正因为这样，历史才会最大程度地背离它的本原，呈现出光怪陆离的面貌。
群体依靠想象和杜撰来创造英雄，这也就是说，群体也能够凭借这种本领来毁灭英雄，或是让英雄离人们而去。这种事情不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转变甚至只发生在几年、几个月，甚至同一天之内。
（12）群众杜撰的历史（下）
在十九世纪的前半个五十年里，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多次。拿破仑曾经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人之一，当法国人身处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时，这位年龄尚轻的军人，成为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卑贱者的朋友。在那些幻想民主的游吟诗人眼中，拿破仑注定将会在社会底层民众的心目中永存。
然而时间仅仅过了三十年，这位步态安详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并毁灭了自由之后，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便让300万人命丧黄泉。
事态并未有任何一刻停止，当法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之后，法国人便开始尝试着回忆往昔的辉煌，怀念拿破仑曾经的赫赫军功，于是这个神话就再次发生变化。也许再过几年，结论又会有所不同。
更极端的例子发生在十六世纪的那不勒斯。一个名叫马萨尼罗的渔夫被暴乱者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胡作非为，残暴无比。后来被如同疯狗一样打死在路上�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