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人院已经太久太久！”
［１４］堪与《文明及其不足》的阴郁结论相比较：“如果文明是一个从家庭群体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群体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那么罪感的强化……将不可分离地与文明交织在一起，直到罪感或许增长到个体无法承受的程度。”
［１５］
历史学家感到必须以精神分析学来研究历史是由于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动物中，唯有人有历史？因为，人
①黑贝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ｂｅｌ，１８１３—１８６３）
：德国诗人，戏剧家，在创作中偏爱复杂的心理问题。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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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７１
不同于动物并非仅仅由于他具有那被称之为文化的超生物性器官（ａｐａｒａｔｕｓ）并使之代代相传，同时也由于——如果历史和时间中的种种变化是人类文化的本质特征并因而是人的本质特征的话——他具有改变他的文化并以此改变他自己的愿望。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创造了他自己，因而历史过程是靠人渴望成为他所不是的东西的欲望（ｄｅｓｉｒｅ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ｏｔｈBｅｒｔｈａｎｗｈａｔｈｅｉｓ）
来支撑的。
人渴望成为某种不同的东西的欲望，本质上是一种无意识欲望。历史中实际的变化，既不是由造成这些变化的人的自觉愿望所导致，也不与这些自觉愿望相符合。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懂得这一点，而历史哲学家黑格尔，则在其“理性的狡计”的说法中，使这一点成为其对历史进行结构分析的基本点。
人类今天仍在继续创造历史，却不曾自觉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自己的不幸福不快乐才能终止。事实上，人类今天的所作所为，似乎正在使自己更加不幸福不快乐，并且还把这种不幸福不快乐称之为进步。
基督教神学，或至少是奥古斯丁的神学，认识到人的躁动不安和永不知足（ｃｏｒＦｉｒｅｑｕｉｅｔｕｍ①）
是历史过程的心理根源，然而基督教神学为了解释和说明人的永不知足的起源，为了提出一种解脱方案，却不得不使人脱离这个现实的世界，脱离动物王国，并向人灌输种种辉煌壮丽的幻相。这样，基督教神学便犯了它自己认为最坏的一种罪，即骄傲之罪。
弗洛伊德在《一个幻相的未来》中对宗教所作的批判，是
①拉丁语：永不安宁的心灵，出自奥古斯丁。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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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生与死的对抗
说明真正的谦逊属于科学。他说：真正的谦逊要求我们从哥白尼那里懂得人类世界并不是宇宙的目的或宇宙的中心；从达尔文那里懂得人是动物王国的成员；从弗洛伊德那里懂得人的自我（ｅｇｏ）甚至在它自己的家中也并不是自己的主人。
［１６］至于人为什么是躁动不安和永不知足的动物，在这个问题上，除了精神分析学之外，简直就没有任何世俗的或科学的理论。永不知足的动物是患有神经症的动物，是天性中有不能从文化中得到满足的欲望的动物。从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看，撑持着历史过程的正是这些未满足、受压抑同时又永恒持久的欲望。历史是在我们的自觉意志之外形成的，形成历史的不是理性的狡计，而是欲望的狡计。
历史之谜不在理性之中而在欲望之中，不在劳动之中而在爱之中。与马克思作一对照会有助于阐明弗洛伊德。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中，人的本质被认为是劳动。弗洛伊德与强调历史中“经济因素”重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发生过争论，他曾称赞马克思主义“对作用于人的理智、伦理和艺术反应的人的经济状况的决定性影响有清楚的洞察”。
［１７］在弗洛伊德看来，工作和经济上的需要是现实原则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在现实原则中而在受压抑的无意识欲望中。不管经济上的需要多么紧迫地压在他的身上，人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Ｈｏｍ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经济的人）
，并不是ＨｏBｍｏ
ｌａｂｏｒａｎｓ（劳动者）
；无论为面包所进行的斗争是多么痛苦，人并非仅靠面包而生。
因此弗洛伊德与历史提出的这一问题是有关的：在“经济福利”和“征服自然”之上和之外，人到底需要什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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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９１
克思把人的本质说成是劳动，他追溯劳动在历史中的辩证运动直到劳动废除（ａｂｏｌｉｓｈ）了历史。于是在马克思的乌托邦里就有一个空白。除非根本没有什么乌托邦，除非历史绝不会被废除，除非劳动像浮士德那样不断被驱向更大的成就，否则人的本质就必须有别的更真实的定义。弗洛伊德提出在劳动之外还有爱。
而如果在劳动之外在历史的终点有爱的话，那么，爱一定从历史开始的时候就始终存在在那里，它一定始终作为潜在的力为劳动和创造历史提供所需的能量。从这一观点看，受压抑的爱欲乃是历史的能量，而劳动必须被视为升华了的爱欲。
以这种方式，一个不曾被马克思正视的问题，靠了弗洛伊德的帮助而得以被正视。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社会学体系；“经济因素”
的重要性是一个需要由社会学家加以解决的社会学问题；弗洛伊德本人如果作为一位社会学家来发表意见的话，他可以说，通过强行实行压抑，“社会的动机在根本上是经济的动机。”
［１８］精神分析学与“经济决定论”之间的分歧发生在经济决定论背后没有公开说出的心理假定上，因此这种分歧只有在我们从社会学迈向心理学，从“社会”这一抽象概念迈向具体的个人的时候才会发生。问题的焦点不是经济学的重要性而是经济学的心理学。马克思本人尽管比较复杂深刻，却并未摆脱经济决定论者们通常没有说出的假定，这就是，支撑着经济活动的那些具体的人类需要和动机，恰恰就是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并且已经被充分地意识到：功利主义者们所理解的“自我保存”和“快乐”
，总结了暗含在诸如“经济需要”和“人的需要”这类范畴中的心理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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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生与死的对抗
然而人的需要并非如其表现出来的那样，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就在于人有历史这一事实。人在历史中的那种浮士德式的躁动不安和永不知足表明：人并不由于其自觉欲望的满足而满足；人意识不到自己的真实欲望。因此，历史的心理学只能是精神分析式的。
马克思毕竟对此问题有所思考，但由于他缺乏受压抑的无意识欲望这一概念，他只能提出这样一种历史心理学，即判定人永远是浮士德式的不满足，并排除任何获得幸福的可能。人需要一种心理学上的逻辑前提，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总是倾心于技术上的进步并以此维持劳动在历史中的辩证运动。由于缺乏压抑理论（或毋宁说由于不能把人视为一个心理学上的谜）
，马克思——正像一位与其有同感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转向了生物学并假定了这样一条绝对的人类生物学定律：人的种种需要的满足必然导致产生新的需要。
［１９］如果人的永不满足确实如此是由生物性所注定，那这种不满足就不可治愈。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其乌托邦中所设想的“历史的废除”
（ｔｈｅ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ｓｔｏｒｙ）和“经济的富有”就全都不可想象。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笼罩着悲观主义的黑云，他在那里这样写道：［２０］
正像野蛮人必须与自然界作斗争以满足自己的种种需要，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再生产，文明人也不得不在各种形式的社会中和在各种生产方式下与自然作斗争。
自然需要的领域随着他的发展而扩大，因为他的需要增长了，但与此同时生产力也在增长，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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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２
需要正是通过生产力的增长而得以满足的。
但马克思对历史中的“进步”
的生物学基础所作的假设，的确相当于承认，他不可能对之作心理学的解释。
精神分析学可以提供一种关于“进步”的理论，但这只有在它把历史视为神经症的情况下才做得到。通过把人视为神经症动物，精神分析不仅设定了人具有浮士德式的性格，而且还解释了何以如此的缘故。让我们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明这一点：［２１］
那种表现为……趋向更完美境界的永不疲倦的冲动，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一种本能压抑的结果。这种本能压抑构成了人类文明中所有最宝贵的财富的基础。被压抑的本能从未停止过为求得完全的满足而进行的斗争，这种完全的满足在于重复一种原始的满足经验。任何替代机制或反现作用以及任何升华作用，都将不足以消除这种受压抑的本能的持久不衰的紧张状态。
此外，精神分析学还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以探索走出无止境的“进步”和无止境的浮士德式的不满足这种噩梦的方式与可能，以探索走出人的神经症和走出历史的方式与可能。在患神经症的个人，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是使他从过去的重负下解放出来，从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来。这重负迫使他继续有（和继续是）一份病史。精神分析治疗所采用的方法，是深化个人的历史意识（“填补记忆的空白”）
，直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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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生与死的对抗
像从一场噩梦中醒来那样从自己的历史中醒来。作为一般的人类意识的一个更高的阶段，精神分析意识同样可以成为历史意识——这种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蛊惑着西方思想的日益深广的寻根运动——的完成。如果历史意识最终转变为精神分析意识，已死的过去紧紧抓住方生的现在的那只手就会松开，人就有希望去生活而不是去创造历史，去尽情享受而不是去偿还旧债；人就有希望进入那本来是生成（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之目标的存在（Ｂｅｉｎ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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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爱 欲
弗洛伊德提出两种本能（爱欲与死亡本能）
的基本假
设，来概括人性中受压抑的那些力量的一般性质——这
些力量由于其与肉体的关联而为人性所固有。尽管受到
压抑和不曾被人们所认识，这些力量却是创造人类文化
的能量。
认识它们的存在，就是重新解释人类文化。
人类
文化于是重新与人的肉体相关联。
爱欲创造文化，爱欲是
肉体的性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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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生与死的对抗
第三章 性欲与童年
如同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见的那样，我们只有在我们受压抑的无意识欲望中，才能找到我们存在的本质，才能发现我们患神经症（只要现实是压抑性的）的缘由，才能知道一旦现实中的压抑不存在，我们将可能变成什么样子。弗洛伊德对无意识所作的探索，其结论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我们身上受压抑的欲望，是我们在童年时有过的欲望，那时它们未受到压抑；二、它们是性的欲望。
在分析神经症症状和梦的时候，弗洛伊德发现，它们中始终有一个向童年时代的早期经验复归或退行（ｒｅｇｒｅｓｉｏｎ）
的“硬核”。然而根据关于压抑的全部假设，与无意识发生冲突的意识乃是教育的产物。由此顺理成章的便是：儿童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压抑的；或者换句话说，在儿童身上，意识与无意识尚未彼此分离。因此很自然地便可以推论：成人在从压抑性现实逃向梦和神经症的时候，是在退回他自己的童年，因为童年代表着压抑发生前一个较为幸福的时期。
［１］进而言之，弗洛伊德发现对神经症症状的分析总是不仅把人引向患者的童年，而且把人引向患者的性生活。神经症症状不仅被用来代替被现实否弃的快乐，而且更严格地讲是被用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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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２
被现实否弃的性满足。但由于这些这样显示出来的性欲望大都属于所谓“反常”或“变态”一类，因而对神经症的分析就需要建构一种性欲理论。
这种理论将既能说明变态的性欲，又能说明正常的性欲，而且能将这两者都追溯到其童年时期的起源。
［２］
弗洛伊德据以建构和扩展其基本假设的定理是：正常成人的性欲模式并非一种自然的（生物性）需要，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常成人的性欲模式——男人和女人的互爱以及这一模式的所有变体——代表了人的机体中某些固有的可能性的一种特殊组合。作为从猿到人转变标志的社会组合，使这种性的组合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这种性的组合也使那种社会组合成为可能。人的性欲组合与其社会组合是如此深深地相互关联，以致我们竟不能说孰先孰后，而只能假定两者是一种同时发生的进化（无论是突变的还是渐进的）。
从猿到人的转变中关键性的制度，那联结人的性欲组合与社会组合的链环，是父母身分（ｐａｒｅｎｔｈｏｄ）
和对处在完全无能为力的依赖状态中的子女的长时间的抚养。
［３］父母身分意味着某种类型的家庭组合，而家庭组合则是社会组合的核心，这些人类学中的公理（ａｘｉｏｍｓ）
被弗洛伊德所接受并纳入其理论结构。弗洛伊德的原创性在于注意到延长了的父母身分和延长了的幼儿依赖期对父母和子女的性生活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只要涉及到父母，显而易见的便是：当成人的性欲被用来服务于喂养子女这一对社会有用的目的时，它对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即已不再是快乐的源泉——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即不再是最大的快乐。成人的性欲，就其受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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