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 第8部分

　　　　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普通人不得不对其习惯和本能作必须作的重新调整，当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尽管如此，我们却有凯恩斯所没有的乐观理由。在凯恩斯看来，生活的艺术（在一个富足和悠闲的时代，生活的艺术将必然取代积累生活手段的艺术）乃是一门困难的艺术，它需要优雅的感觉，就像布卢姆斯伯里团体①中的人所具有和在维吉尼娅。伍尔芙②的作品中变得不朽的那种感觉。

　　　　所以，凯恩斯怀着恐惧展望普通人从工作中解放出来的前景。然而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每一个普通人，早在其童年时代便品尝过游戏的天堂般的滋味。在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下面，有着不朽的游戏欲望和游戏本能。未来的人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已经在人

　　　　①布卢姆斯伯里团体（Ｂｌｏｍｓｂｕｒｙｇｒｏｕｐ）

　　　　：指１９０７—１９３０年间经常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附近的布卢姆斯伯里区的克莱夫。贝尔和瓦尼萨。贝尔夫妇家里以及瓦尼萨的兄妹艾德里安。斯蒂芬和维吉尼娅。伍尔芙家里聚会的一些英国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凯恩斯本人也是这些聚会者中的一员。

　　　　——译　注②维吉尼娅。伍尔芙（１８２—１９４１）

　　　　：英国著名女作家，著名作品有《出航》、《达洛威夫人》、《到灯塔去》、《浪》等长篇小说。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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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生与死的对抗

　　　　的受到压抑的无意识中内在地具备；这一基础无需从乌有之中凭空创造出来，而只需我们去重新发现并加以恢复。自然（或历史）

　　　　在给我们树立一个目标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以到达这一目标的装备。

　　　　但游戏的概念却并非仅只是一个用来作末世预言和社会批判的工具；像所有有价值的末世学概念一样，它也能够被用来作历史的分析和人类学的分析。赫伊津哈①在《游戏的人》中对弗罗贝尼乌斯②对人类文化所下的定义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把它说成是ｅｉｎｓａｕｓｄｅｍ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ｎＳｅｉｎａｕｆｇｅｓｔｉｅｇｅｎｅｎＳｐｉｅｌｅｓ（德语：一个从自然存在中上升了的游戏）。他证明了在所有人类文化活动的基本范畴中——在宗教、艺术、战争、法律、经济活动中都存在着游戏这一不能省略的非功能性成分。赫伊津哈暗示，文明的进步压抑了文化中游戏的成分；他含蓄地指出：由于游戏乃是人类鲜明而独特的活动方式，文明的进步已经使文化变得非人化。

　　　　以经济行为为例，原始经济行为中的游戏成分是十分明显的，无论是波特兰奇宴会③中的名望竞争还是兴高采烈地

　　　　①赫伊津哈（Ｈｕｉｚｉｎｇａ，１８７２—１９４５）

　　　　：荷兰历史学家，其成名著作为《中世纪的衰落》。　　　——译　注②弗罗贝尼乌斯（Ｌｅｏ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１８７３—１９３８）

　　　　：德国人种学家，对人种学的研究首先采用文化历史的方法，曾把文化视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体而分为青年、壮年、老年几个阶段。　　　——译　注③波特兰奇宴会（Ｐｏｔｌａｔｃｈ）

　　　　：美洲印第安人为显示财富以证实或提高个人的部落地位或社会地位而举行的正式宴会，以主人大肆捣毁私人财产和炫耀性地分发礼品为特点。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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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３４

　　　　围成一圈互赠礼品，其游戏的成分都是十分明显的。

　　　　或许，原始经济行为与文明化了的经济行为的区别就在于，在这种经济行为模式中，游戏成分和快乐原则优先于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算计——也就是说，优先于现实原则。更一般地讲，社会学以种种名称——原始的和文明的、民间的和都市的——加以区分的文化中的这两个层面，完全可以从心理学上来加以区分。

　　　　原始文化乃是这样一种文化层面，在这一层面中，弗洛伊德称之为原初过程（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ｏｃｅｓ）的韵律和节奏——梦的节奏和童年游戏的节奏——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而文明文化则是这样一种文化层面，它有效地压抑了原初过程的韵律和节奏以迎合理性和现实原则。探索这一假说的任务属于精神分析人类学。

　　　　在功利主义的理性倾向和现实原则所取得的胜利中，在现代经济行为所取得的胜利中，难道就没有游戏的成分吗？

　　　　５０年前，索斯泰因。凡勃伦①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揭示了金钱角逐中非理性的心理动机，证明了经济竞争（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从心理学角度看，乃是与野蛮的掠夺性战争竞技一脉相承的“所有权竞争”。

　　　　［２５］最近，经济学家们在不再认为理性的功利主义的男人范型能够解释经济行为的现状的同时，在赌博和竞技理论中发现了其最具成果的另一种范型。

　　　　［２６］

　　　　那么，精神分析学要对赫伊津哈和凡勃伦作一些什么样

　　　　①凡勃伦（ＴｈｏｒｓｔｅｉｎＦｅｂｌｅｎ，１８５７—１９２９）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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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生与死的对抗

　　　　的补充呢？文化中的游戏成分为精神分析学的升华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精神分析学的升华理论把“较高的”文化活动视为对失去的童年乐趣的替换和补偿。费伦齐对金钱作为一种升华所作的精神分析学研究的最后结论是：对金钱的追逐不仅受现实原则的制约，同时也受快乐原则的制约。

　　　　［２７］费伦齐的结论得到了《竞技理论与经济行为》一书的支持。

　　　　进一步讲，为了给文化中的游戏成分下定义，精神分析学中受压抑的无意识这一概念似乎是十分必要的。它似乎是文化中游戏成分的基本特性，例如在“所有权竞争”中，它既是无意识的游戏，同时又绝不是纯粹的游戏。

　　　　换句话讲，它具有和神经症症状一样的心理结构。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受压抑的本能注定要以神经症症状的形式，以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所达成的妥协形式重现。神经症症状是“替换性满足”

　　　　；它们给人以快乐，但却仅仅是神经症的快乐。对文化作为神经症游戏的进一步的精神分析学研究，有赖于运用升华这一困难而又悖谬的概念，在本书的后面我们将回到这一概念。而在这之前，我们要提醒读者的是，在把文化或经济活动或竞技活动分析为游戏，分析为爱欲的显现时，如果不同时考虑弗洛伊德所说的攻击本能（凡勃伦所说的“掠夺本能”）

　　　　，那么，即使说得温和一点，这至少也是片面的。

　　　　我们不可摧毁的渴望回到童年时代的无意识欲望，我们根深蒂固的童年执着，乃是一种渴望回到快乐原则，渴望回到文化使我们与之疏远的肉体，渴望回到游戏而不是工作的欲望。然而，另一方面，童年时代不可能再现，失去的乐园不可能重新获得，因为儿童对自由的体验和对快乐的专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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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５４

　　　　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不可能与现实原则达成妥协（在本书后面，我们会看到，人，儿童和成人，不能与之达成妥协的现实乃是死亡）。

　　　　儿童的快乐世界和游戏世界是靠愿望建立起来的，这些未受到现实原则禁止的愿望只能通过非现实的、幻觉式的实现来获得满足。通过一种基本的机制，通过使愿望获得实现的思维——这种思维也存在于成人的白日梦和幻想中，儿童便能够创造出一个使梦想成为真实，使愿望成为万能的世界。由于同样的缘故，人的爱欲生活中的这种早期繁荣便基本上始终停留在主观方面。它无法抵达客观世界；儿童只能把自己和自己的身体作为自己所爱的对象。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儿童的性欲基本上是自恋式的。弗洛伊德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不能追随神秘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而无视现实原则对人提出的要求。儿童倾向虽然是灿烂辉煌的，但却是没有出路的。

　　　　因此，弗洛伊德最后便面临着现实原则和我们的无意识欲望两者之间的矛盾。

　　　　这正是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的渊源，也是任何对弗洛伊德持严肃认真态度的人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任何对弗洛伊德持严肃认真态度的人，都必须追随他去对人的童年欲望作最仔细的解剖——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就是对人的幼儿性欲作最仔细的解剖。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甚至早在童年时代，人的爱便已经走出自身而在外部世界中找到了它的第一个对象——母亲。只有当我们对这种对象爱进行了分析，弄清了它如何发生，其目标是什么之后，我们对爱欲（哪怕是童年爱欲）的分析才算得上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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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生与死的对抗

　　　　第四章　自我与他人

　　　　人类家庭与动物家庭的区别，在于婴儿在严酷的生活现实中受到父母照料的时间延长了。

　　　　在这种受庇护的情况下，人类天性中的爱欲潜能便得到了发展，但这种发展却是在一种与人类生活现实大相径庭的非现实氛围中进行的。因此，当这种早期繁荣最终面对现实原则时，它便不能不屈服于压抑作用。但尽管处在压抑状态中，或无宁说正因为处在压抑状态中，这种对爱的早期体验便作为一种不朽的梦幻，作为人类天性中一种不可摧毁的要求，作为我们永不安宁、永不满足的要求而永远伴随着我们。我们在梦想中渴望回到的童年体验是一种对快乐的体验，从而，返回快乐原则乃是人类天性中不可摧毁的要求。但返回快乐原则是否就是人类天性所需要的一切呢？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这一追问，正像追问童年性欲是否超越了单纯的快乐一样。

　　　　正常成人的生殖器性欲，无论是在肉体交接的感官水平上还是在热恋中情感升华的水平上，都显示出性本能有超越肉体快感而寻求以某种恰当的方式与对象结合起来的倾向。

　　　　但正像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正常成人的性欲模式却可以与人类爱欲的本质特性全然无关。如果我们要问，与对象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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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７４

　　　　怎样的关系才是童年性欲模式所固有的，那我们就必须接受弗洛伊德反复申言的这一观点：童年性欲在外部世界中寻找对象时遵循着两条途径，展示出两种不同的把自己关联于对象的方式。

　　　　弗洛伊德最常用来指称这两种关系的术语，一是“认同作用”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一是“对象选择”

　　　　（ｏｂｊｅｃｔ－ｃｈｏｉｃｅ）。

　　　　他给认同作用所下的定义是渴望与另一对象一样，给对象选择所下的定义是渴望占有另一对象；在他的行文中，认同作用似乎是孩子们爱其父亲的方式，而对象选择则似乎是孩子们爱他们母亲的方式。

　　　　［１］正是经由认同作用和对象选择这种自然倾向，爱欲才构建起家庭，并使之反过来为一切社会组织提供了模型。通过认同于自己的父亲，儿童吸取和接受了父亲的道德标准并使之成为他自己的道德标准（超我）

　　　　，从而，爱欲通过其固有的认同倾向而成为道德的源头。

　　　　为了理解弗洛伊德所说的认同作用和对象选择，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这两个概念并真正弄清为什么对现实对象的爱会采取这两种方式而且只能采取这两种方式。毕竟，并不是人人都能不言而喻地明白：爱一方面是渴望与所爱的对象一样，另一方面是渴望占有所爱的对象。

　　　　从对象爱是以儿童对母亲的爱为原型这一公理出发，弗洛伊德指出，儿童与母亲的关系首先是儿童为了生存而依赖于母亲的关系；与母亲的关联首先是由于基本的经济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弗洛伊德最早指出的两大基本本能中，性本能与对象的关联是以自我保护本能所作的选择来完成的。弗洛伊德因此把对象选择——其原型是儿童对母亲的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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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生与死的对抗

　　　　之为“具有依赖另一本能之活力的”

　　　　，也就是说，它需要依赖非性欲的自我保存本能。对象选择的这种“需要依赖另一本能”的特性——它与自我保存本能的关联、它的经济上的需要、它的依赖性——解释了为什么它的基本目标是占有对象。

　　　　与这种依赖性的对象选择完全不同（其不同不仅见之于神经症和性变态，而且见之于正常女人的爱欲倾向）

　　　　，弗洛伊德又发现了另一种选择方式。在这种选择方式中，儿童所爱的目标不是母亲而是自己。主体渴望爱自己，并通过爱一个与自己相似的对象，或找到一个爱自己就像自己爱自己一样的对象来满足自己的自恋。把这第二种类型的爱与儿童爱自己和爱自己身体的总体趋向联系起来考虑，弗洛伊德把这第二种对象关系称之为“自恋式的”。所以，在他们有些著作里便提出过“自恋式的对象选择”和“依赖式的对象选择”

　　　　，这两个术语与他后来使用的“认同作用”和“真正的对象选择”

　　　　（或“对象投注”）这两个术语是彼此对应的。在总结这一区别的时候，弗洛伊德认为人生而禀有两个性欲目标：他自己和关心他照料他的女人。

　　　　［２］

　　　　弗洛伊德在认同作用和对象选择之间所作的区分，他在自恋式的对象选择和依赖式的对象选择之间所作的区分，并不能经受起严格的考察。他不可能始终坚持认为认同作用关联于对父亲的爱，对象选择关联于对母亲的爱；他不能不同时说到对父亲的依赖和对母亲的认同。

　　　　［３］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应用这些观念时所产生的混乱，而在于这些观念本身的混乱。仔细考察弗洛伊德自己的前提和论据，我们会发现，人与外部世界的对象之间只有一种爱的关联，即一种与世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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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９４

　　　　合为一体的关联。这种关联，尽管接近于弗洛伊德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