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他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源。
不管怎么说，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套利部已经取得了许多人梦想不到的成功，它成立不到一年就创下了700多万美元的利润，一下子成为公司创利最多的部门之一。他、威格顿和塔伯尔即使这年其余时间什么也不干，也一样堪当公司的英雄。尽管如此，套利只是他的副业。
西格尔感到很欣慰。他拯救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至少可以使它再熬过一年。他可以不再感觉自己是罪犯了。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投资业务员哈尔·里奇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里，一上午都情绪不佳。1984年夏，他作为西格尔的助手参加了SCA收购案。前一天，他听误了西格尔交待的一件事，从而无意中把传给美林公司的东西弄差了。西格尔大发雷霆，到里奇的办公室来大叫大嚷地喝斥他，简直使他无地自容。
西格尔的这种行为让里奇很厌恶。虽然里奇比西格尔小几岁，但他身上似乎更具有悠久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特点。他深蓝的眼睛，金黄的头发，是斯坦福大学和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他办事特别细致，考虑问题周全。在年度考评中，西格尔对他的评价是“太好了”。
在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工作以前，里奇与约翰·戈登就是好朋友。（约翰·戈登与西格尔共用一个秘书。）当西格尔一开始想招里奇当助手时，戈登警告里奇不要来。戈登不仅看不惯西格尔的工作老是有优先权，他还对里奇说西格尔这人是个“邪门儿”。西格尔锋芒太露，有时简单粗暴，戈登觉得他不好相处。但在西格尔与简·戴结婚后，戈登改变了对西格尔的看法。他告诉里奇说西格尔成熟了、变好了，并说里奇现在可以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与西格尔共事了。
西格尔的那场大声嚷叫让里奇很难过。他觉得戈登对西格尔性格的乐观评价是不是下得太早了。但是，第二天西格尔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看上去有一种内疚的不安。他问里奇：“你没事吧？”里奇说他猜想没事。“对不起。”西格尔说，“我很难过，我不该那样对你叫嚷。”里奇感到好受了一些。
但里奇有时对西格尔感到一种担心。里奇住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城，与住在拉伊的弗里曼离得不远，两人经常搭乘同一辆车进城上班。里奇很喜欢弗里曼这个人。一天早上，他们又一同乘车上班，边走边聊起《克莱默夫妇》这部电影。里奇认为，弗里曼似乎对这部影片中描写的离婚等家庭问题很敏感。里奇知道弗里曼是做套利业务的，但觉得他与其他套利人不一样。里奇对大多数套利人都不喜欢。弗里曼在沃特街60号下车，在他就要下车的时候，轻声对里奇说：“回去告诉马蒂·西格尔，不要跟伊凡太近乎。”里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他怎么回事，他已经下车走了。
里奇不知道弗里曼那话是什么意思。弗里曼为什么不自己去告诉西格尔？里奇的办公桌离西格尔的很近，他知道弗里曼经常给西格尔打电话，一天两、三次。“博比的电话”成了一句常用语，他知道博比就是弗里曼。还有，弗里曼是一个套利人，为什么他不让西格尔跟另一个套利人太近？难道套利人之间就这样吗？
然后，里奇看到了《财富》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弗里曼又对里奇说：“马蒂·西格尔最好小心一点，这看来很不好。”最后，里奇向西格尔提起了这个问题，他对西格尔说：“不要跟伊凡太近乎，马蒂。他是个丧门星。”西格尔坚持认为没什么好担心的，他对里奇说《财富》上那篇文章是“瞎扯”。
里奇相信了西格尔，诚实的他认为西格尔不会与伊凡·布斯基做不正当的事情。另外，他还知道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正在做套利业务。尽管公司对这件事保密很严，有些情况还是泄露了出来。套利部创造了巨额利润，这已不是秘密了。大家都不相信仅凭威格顿和塔伯尔两人就能取得如此非凡的成果。经常接近西格尔的里奇猜测到，至少西格尔参与了套利部的运作，在一旁指导他们，或许还根据他的兼并收购经验向他们提供一些真知灼见。
后来西格尔证实了他的这些猜想，给他简单看了套利部的交易纪录，并盛赞从事套利的几个人干得好。里奇惊诧于买卖股票的数量之大和冒险投入的资金之多。“不能让威格顿负责这事，”他说，“他能力欠缺。你们得聘一个专业套利人来负责。”他推荐了他在迪安·威特公司时认识的一个人。西格尔跟那个人谈了，但他后来告诉里奇说不准备雇那个人。“我们不能把威吉拿下来，”西格尔说，“他是团队的一员。”里奇不相信西格尔会那么向着威格顿。他想明白了：西格尔玩套利玩得正开心，不想让其他人插手。
公司的这种做法让里奇感到担心。他在迪安·威特公司时，该公司建立了套利业务部，他曾参与筹建工作。套利部开始运作前，公司专门请两个法律事务所拟定套利业务与公司其他业务安全分离的规定。（这两个事务所是希尔曼和斯特林律师事务所及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后者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法律顾问。）套利与其他业务相分离是一种惯例，也是一项基本要求。而今，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开展了套利业务，却没有把这项业务与其他业务分开进行。
里奇觉得应该向上司反映这个情况。他不能去找西格尔，因为按照公司的组织结构，西格尔不是兼并收购部的主管，主管是彼得·古德森（名义上的主管）。于是，里奇去找古德森。“彼得，我知道我们公司开始做套利业务了。”他说，“但公司有件工作没有做，这是危险的。我在迪安·威特公司做过这方面的事，我可以帮忙。西格尔是不能卷入这项工作的。我们必须把套利与其他业务分开。”
古德森显得很关注此事，他说：“你说的对，哈尔，这是很麻烦。我要就这个问题给拉尔夫（即德农齐奥）写一份备忘录。”
但是，情况依旧，里奇还是经常听到西格尔在电话里吩咐威格顿和塔伯尔做这做那。因此他又去找古德森，说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古德森承认他没有给德农齐奥呈报备忘录，也没有写其他书面的东西。“不过，我跟拉尔夫谈了这个问题。”古德森说，听起来好像跟德农齐奥谈了就行了，他和里奇就不用再管了。“你知道，”古德森接着说，“马蒂有点疲沓，他做兼并收购做烦了，套利这活他做做也不错。”里奇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只能做到这一步，别的他也无能为力。古德森毕竟是一个部门主管，西格尔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SCA收购案期间，里奇的工作时间特别长。西格尔经常要在康涅狄格的家里陪妻子，当时他妻子怀孕了，还是一对双胞胎。西格尔向里奇和约翰·戈登夸耀说，他妻子怀上的双胞胎是异卵双生，是由两条精子生成的，好像要以此说明他的性能力非同一般。戈登认为西格尔这样说表明他在这方面极不自信。
因为里奇和戈登都参与了这起收购案，他们特别注意SCA服务公司股票的交易情况，并屡屡对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购股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啧啧称奇。他们从记录上看到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就在勃朗宁·费里斯公司意外加入竞购前大量购进了几批股票，戈登说：“真是邪了！他们怎么会那么精明？”两人推测有泄密的可能性，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西格尔可能干这种事。即使有人这样说他们也不会相信。
为西格尔选俱乐部的事也让戈登很头疼。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决定让西格尔参加一个俱乐部，因为他是公司的顶梁柱，应该加入一个纽约的高级俱乐部，这样可以为他创造与各公司大亨接触的机会，从而为本公司开发客户。西格尔对选择俱乐部一直很挑剔，说他讨厌同质性强的、思想势利的或观念陈旧的俱乐部，要加入就要选档次高的。实际上，他是希望找一个能显示身份的俱乐部。
因此，他让约翰·戈登去替他联系河流俱乐部。这是一个以ＷＡＳＰ为主的聚餐俱乐部，入会条件特别严格，位于52街东河附近的河流公寓大楼一层。该俱乐部由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创办，是纽约东部地区社会名流和工商精英经常出入之地。能成为该俱乐部会员的犹太人寥寥无几，亨利·基辛格是其中之一。
约翰·戈登的父亲阿尔·戈登是河流俱乐部的重要成员，父子俩开始调查西格尔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可能性。结果很不妙，即使他们没敢提西格尔是犹太人，他获准接收的可能性也不大，特别是他在兼并收购领域的名声对他很不利。“他不是那个黑心的兼并收购狂吗？”一个成员问道，口气里透着一种鄙夷。另一个成员说，他认为西格尔是一个“强买强卖的骗子”。约翰·戈登没有争辩，担心这时候太替西格尔说话可能损害自己的声誉。公司袭购手罗纳德·佩雷尔曼也派人联系加入该俱乐部的事，一个成员对佩雷尔曼大加挞伐，不言而喻，佩雷尔曼被当即拒绝了。现在，戈登自己也开始产生别人那样的怀疑。SCA收购案后，他偶尔向西格尔汇报说正在继续加紧替他联系，但实际上他只是三心二意地在做这件事。
最后，西格尔加入了另一个俱乐部——联盟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位于公园大道，档次和级别都不可与河流俱乐部同日而语。西格尔在这里没呆多长时间就退了出来。他发现这里特别守旧，而且有性别歧视，不让女性加入。尽管纽约州司法局长敦促它取消性别歧视，但它仍一意孤行，简·戴对此非常气愤。西格尔借此机会从中退了出来，以示抗议。德农齐奥按旧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标准塑造西格尔的努力付诸东流了。
1985年3月，西格尔夫妇的双胞胎出生了，是一对龙凤胎，他们格雷西广场公寓的空余房间很快都用上了。随着兼并收购交易以人们预想不到的速度继续快速发展，西格尔的业务非常红火。他希望威格顿和塔伯尔能够不用他大量指导，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前一年的成功基础上有所建树，但这种希望不久就破灭了。
公司对威格顿和塔伯尔的投资额度做了限定，如果是他们自己决定交易，一般情况下最多只允许动用100万美元，在收购案已经宣布、风险降低（潜在利润也降低）的情况下，可以动用500万美元。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断陪钱。他们对西格尔说，他们必须得有一把“杀手锏”。西格尔非常明白，他们是期望他把“杀手锏”授给他们。
到1985年春，西格尔发现情况又严重了。德农齐奥继续为公司的财政状况心急火燎。西格尔感到有一种压力，要求他再给威格顿和塔伯尔提供信息，但他阻止了自己，他不能再去向弗里曼索取这种东西。
西格尔和弗里曼仍然几乎每天都通电话，交流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布斯基、穆赫伦、桑迪·刘易斯（就是介绍穆赫伦与布斯基相识的那个人）以及其他华尔街著名套利人的有关情况。快3月底时，弗里曼提到一个投资公司，叫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该公司系由一个名叫基思·戈拉斯特的投资业务员和另外两人一起组建。
弗里曼是通过好友詹姆斯·里根认识戈拉斯特的。里根是弗里曼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学时的同窗，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里根开了好几个投资合伙公司，包括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华尔街上一直就有许多私人投资合伙公司，但很少有像20世纪80年代时那样红火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开一家这样的合伙公司，向富商们筹集资金（就像布斯基所做的那样），然后拿这些资金去投资，从中赚取资金管理费和一定比例的投资所得。
西格尔从来没有听说过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该投资公司是靠投资低值的封闭式共同基金启动的。它开始对基金管理带来压力，从而导致更广泛的和更有利可图的代理权之战和收购威胁。在弗里曼向西格尔提起该公司时，它还不很出名，可信度也不高。然而，弗里曼却看好这个公司，说它是值得关注的一支袭购力量。
弗里曼告诉西格尔，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现正在囤积斯托勒（Storer）通信公司（一家有线电视和广播公司）的股票，可能要对它发起收购。弗里曼也在大量买入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既有给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买的，也有给自己买的，购股量已达斯托勒通信公司股票的约3％。弗里曼说，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意欲促成一笔大交易，并表示：“他们是认真的。”
西格尔脑子里映出这样一幅图景：弗里曼坐在源源不断的信息流旁边，信手拈来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像一只大棕熊蹲守在湍急的河流边悠然捕食肥美的鲑鳟鱼一样。不过，西格尔有一点不明白：弗里曼是怎么知道科尼斯顿投资公司计划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这个敏感消息的？最后他向弗里曼提出了这个疑问，弗里曼回答：“我与替科尼斯顿投资公司购买股票的人关系很近。”弗里曼没有提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名字，也没有提詹姆斯·里根的名字。里根在替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购买股票，同时捎带着为自己的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公司买进一些。一俟斯托勒通信公司被收购，他们就可获取丰厚利润。
这时，西格尔甚至没有想到去告诉威格顿和塔伯尔也买进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虽然弗里曼可能就是希望他参与购买。弗里曼可能想为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制造购买压力，好软化它一下，使它对可能出现的收购有思想准备。西格尔这时马上想到的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或许可以借此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自从西格尔在海湾石油公司收购案中做过ＫＫＲ公司的代理之后，经常与该公司的负责人亨利·克拉维斯电话联系，他知道克拉维斯正在寻找收购目标。西格尔通过听到的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有关情况，又检查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自己对这家公司的研究，越想越觉得该公司对ＫＫＲ公司是一个机会。
因此，西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