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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胃又闹毛病了。”他对妻子说，“来得这么突然。”
简·戴一出去，西格尔就马上打电话找马丁·利普顿。不管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业务关系上讲，西格尔都觉得利普顿是与他关系最近的律师。利普顿的秘书告诉西格尔说利普顿正在休斯顿出差，但给了西格尔一个电话号码，说打这个电话可以找到他。
西格尔拨通了这个电话。“我是马蒂，有人敲诈我。”他对利普顿说，接着把接到那个神秘电话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利普顿要他第二天去找劳伦斯·佩多威兹。
第二天上午，西格尔找到佩多威兹，向他详细讲述了比尔打电话的情况，并提到比尔多次说起发给他的一封信，要求与他见面。佩多威兹问：“你检查了在康涅狄格住所的邮箱吗？”
西格尔这时意识到他和简·戴都两个多星期没有回康涅狄格的住所了。于是他开车赶回那里，打开信箱，发现那封信正醒目地躺在一堆未开封的邮件里。西格尔戴上塑胶手套，好保护指纹，然后哆哆嗦嗦地打开信封，匆匆扫了一眼信上的内容。这封信简短而神秘，上面先说了一句“我知道”，然后是要钱，并声称如果不给，就向国内税收署举报西格尔。西格尔小心翼翼地把这封信和信封一起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封好，然后折回纽约。
佩多威兹看到这个证物时，觉得可疑。他自忖这封信和那个电话是否可能是政府精心设计的一个骗局。这好像不可能，但是，利文案之后政府一直在继续调查，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可能发生。尽管如此，佩多威兹建议西格尔先等一等，看看是否再有其他事情发生。
接下去的那个星期，西格尔接到布斯基一个电话，布斯基表示要与西格尔见个面。西格尔拒绝了，但布斯基的电话搅得他心神不安。接着，11月10日，几个国税局的人员不宣而入地来到在西格尔的办公室。西格尔当时不在，他听到这件事时打电话告诉了佩多威兹。这次，佩多威兹说他认为最好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联系一下。
“你联系吧，”西格尔说，“我想把这件事弄清楚。”
那天下午，西格尔又接到佩多威兹的电话。“明天上午你要先到我这儿来一趟。”佩多威兹说，听起来有什么重要情况，但他没有具体说。
第二天上午，佩多威兹告诉西格尔说：“检察官办事处对那封信的事一清二楚，他们对你和布斯基的事也都知道。”他不必再往下说了。西格尔的防御崩溃了，他抱头哭了起来。
“我做了那些事。”他抽噎着说，“我有罪，我后悔。我要改正。”
佩多威兹说他已经与本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们说了这事，他们认为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不能做西格尔的代理，因为该事务所在可能与对他的指控有关的那些交易中代理的客户太多了。但佩多威兹提出帮他在其他事务所物色一个刑事律师。“有的律师与政府对抗，有的律师与政府合作。”佩多威兹说，“你愿意找哪种？”西格尔说他要先把这事给妻子谈谈，然后再做决定。
西格尔打了辆出租车回家。他知道他的事不能再对妻子瞒下去了，但他又最怕把这事告诉妻子，担心妻子可能会离开他。这会儿是上午10点来钟，出租车夹在车流里走得很慢。坐在车上，西格尔脑海里幻起一幅自杀的图景：到家后，他不上楼，而是把家里的厢式货车从车库开出来，驶到城外，沿95号州际公路往东走，一直开到迈阿纳斯河桥，然后从桥上猛冲下去。死的前景似乎挺诱人，但一想到车毁人亡的情景他立刻吓得面如土色。
西格尔到家时，保姆告诉他简·戴出去购物了，圣诞节即将来到，她提前去买些节日用品。西格尔在屋里踱来踱去。妻子的36岁生日只差两周就到了，看来这个生日庆祝要被他毁了。这时，他听到前门开了，赶紧来到门厅。简·戴大包小包地回来了。她看到丈夫在家，吃了一惊，然后激动地向他介绍她买的东西，并讲起她的过节计划。西格尔强迫自己打断了她。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他边说边把妻子领到起居室。简·戴脱下外衣，坐到沙发上。西格尔把双层门关上，然后挨着妻子坐下，握着她的手。他深吸一口气，开始道：“你还记得搅得我很不安的那封信吗？——就是寄到康涅狄格家里的那封。关于这封信有点事。我犯了一个大错，不知道你怎么才会原谅我。”
简·戴很快就掉起了眼泪，她从丈夫的语气和举止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不幸。西格尔硬着头皮继续讲下去，他快速地把与布斯基进行内幕交易的事大致说了一遍。他感到非常痛苦。简·戴继续抽泣着，西格尔惊恐地看到自己如此伤害了妻子。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简·戴哽噎着说：“你做的事是可怕的。”她接着说，她最难过的是她受到了欺骗：这么大的一件事他一直向她隐瞒着。她说西格尔打碎了她对他的信任。
然而，尽管说着这些，她也认识到丈夫的痛苦和绝望，这时她的震惊和难过马上被一种担心所取代——担心丈夫可能自杀。于是，她又赶忙安慰丈夫，并表示会支持他坚持下去，而这种支持正是西格尔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她说：“你一直是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说完不禁又潸然泪下。
下午1点左右，西格尔又回到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见佩多威兹。“我不想对抗，”西格尔对他说，“我要把这件事了结，我要赔罪。”最后，佩多威兹帮助西格尔选择杰德·拉考夫作他的律师。拉考夫以前当过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反证券欺诈处主任，后加入穆吉·罗斯·加斯利·亚历山大和弗登律师事务所当合伙人至今。拉考夫从事务所赶来与西格尔和佩多威兹见面。他到时，西格尔已经收到了证交会发来的传票。佩多威兹就西格尔的事给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打电话后，该办事处曾通报证交会西格尔在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所以证交会就把传票发到了这里。
拉考夫印象深刻的是，虽然西格尔忧心如焚，但他没有试图否认或淡化自己的犯罪行为。他很快向拉考夫叙述了他与布斯基之间的违法活动情况，包括最不利的方面，如接受布斯基的酬金。不仅如此，他还述说了与弗里曼的内幕交易关系。
西格尔特别担心他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同事，和他与该公司的关系。在目前情况下，他不可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继续工作。他感到他必须向约瑟夫汇报这件事。但拉考夫想要西格尔保持尽可能多的灵活性。他知道，西格尔可以秘密配合政府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进行调查工作，他在这方面可能是有价值的。但西格尔坚持说，他不愿在德莱克赛尔做这种事。他认为，自己的违法行为都不是在该公司发生的，与这里无关，而且他对该公司的犯罪活动一无所知，所以要他试图诱捕他的德莱克赛尔同事是不公平的。拉考夫同意道，西格尔可以向约瑟夫说这事，告诉他关于传票的情况，并向他请个病假，以便就传票上问题的回答做准备。然后，当天晚上他要到穆吉·罗斯律师事务所再与拉考夫和该事务所另一个合伙人奥德丽·斯特劳斯会面。
西格尔要离开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时，提出见一见利普顿，这时利普顿已从休斯顿出差回来。西格尔独自来到利普顿的办公室，这里曾是他常来拜访的地方。利普顿在业务上经常关照和提携他，对他的事业帮助很大。坐在这位导师和朋友面前，西格尔不禁又簌簌落下泪来。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或许，利普顿经历了太多的这种可怕的情景：先是他的两个合伙人弗洛伦蒂诺和里克，现在是西格尔——一个他几乎爱之如子的人。利普顿没有安慰西格尔，也没有说些开导的话，他显得漠然而冷淡。
离开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后，西格尔跟着拉考夫来到他的办公室。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佩多威兹给他们打来电话，把股市行情收录器上打出的布斯基的消息读给他们听。突然，事件之间混淆不清的顺序开始现出了眉目。“你们不知道这起事件有多严重。”西格尔对拉考夫和斯特劳斯说，“一切都要崩塌了。”
那天下午很晚时，西格尔回到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径直来到约瑟夫的办公室。听到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后，公司开了一个战略会，约瑟夫刚开完会回来。他看到西格尔情绪很坏，好像受到了什么可怕的打击。
“我想请个假。”西格尔说，“我收到了一个传票。”听了西格尔的话，约瑟夫哈哈大笑起来，西格尔被他这种反应吓了一跳。“加入俱乐部了。”约瑟夫笑着说，“阿克曼收到了一个，米尔肯也收到了一个。每人都有一个。”已经很吃惊的西格尔呆住了：怎么回事？这些人与他有什么关系？西格尔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事，所以他没有考虑过布斯基可能还与除他以外的其他人有牵连。
约瑟夫打断了他的沉思。“你做了什么错事吗？到底有事吗？”
西格尔看着约瑟夫，泪水在眼里打转。“绝对没有。”他回答。拉考夫要求他对约瑟夫撒谎，以便在必要时与政府秘密合作。
约瑟夫接着问：“是证交会的传票还是大陪审团的传票？”西格尔说是证交会发的传票。这个回答好像减轻了约瑟夫的忧虑，他说：“别担心，继续工作，没必要请假。公司会百分之百地支持你。”
当西格尔去见约瑟夫的时候，拉考夫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我知道你要给马丁·西格尔发传票。”拉考夫说，“这个传票我来接，我是西格尔的律师。”他表示想与卡伯里谈谈西格尔的案子，卡伯里建议次日上午谈。
拉考夫知道他和西格尔动作必须要快。他在反证券欺诈部工作时是卡伯里的上司，知道卡伯里是个严肃而认真的人，喜欢以快而狠的手法对付白领嫌疑犯。拉考夫提醒西格尔，如果他打算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必须快点行动，尽管这意味着可能要接受刑事和民事处罚，｜Qī｜shu｜ωang｜可能破坏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甚至可能面临破产。拉考夫还提出，如果西格尔选择对抗，他会为他准备辩护。
“我要认罪，要赔罪。”西格尔坚持道，“我不愿对抗，除非你要我这么做。”
第二天（即11月15日）上午，西格尔和简·戴来到拉考夫的办公室。这天西格尔的心情比前一天好多了。昨天晚上，他把有关问题又详细地给妻子讲了一遍，简·戴表示，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支持他。他感到一个沉重的担子卸了下来，轻松了许多。他信任政府，愿意改正。他会受到惩罚，但之后一切都会过去。他觉得政府似乎有点像他的父母，会关怀他的。
在拉考夫的办公室，拉考夫的本案搭档奥德丽·斯特劳斯提醒西格尔：“马蒂，昨天你情绪太低落，而今天又太高涨。”
拉考夫和斯特劳斯给西格尔夫妇进一步介绍了认罪的利弊，安慰他们，说事情总是看起来困难重重、前景暗淡，实际并非那么悲观，一切都是有希望的。
接着，拉考夫去见卡伯里，卡伯里直入正题：“我们掌握他的情况。我们有三个证人：伊凡·布斯基、送钱人和送钱监督者。我们认为西格尔对我们可以有些用处。我们了解弗里曼的情况。”拉考夫对卡伯里提到弗里曼这个名字吃了一惊，这个名字是他刚在西格尔坦白案情时知道的。拉考夫自忖卡伯里是否在虚张声势。
“为便于讨论，假设案情是这样，”卡伯里继续道，“我准备提出四项控罪。”
拉考夫先不做出反应，他要多了解一些对方的条件。比如到时候会赶上什么样的法官？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犯人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时赶上哪个法官，该法官就将一直负责该案的审理，直到宣判。拉考夫希望西格尔认罪协议的达成要选时恰当，以便赶上一位仁慈的宣判法官。卡伯里说政府会尽量保持灵活性，但西格尔要与政府合作。拉考夫问是不是要西格尔带窃听器，卡伯里说是的。
拉考夫把卡伯里提出的条件回来告诉西格尔，西格尔说可以接受。于是拉考夫向卡伯里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价值预估，表示西格尔能够提供华尔街一家大公司的套利主管有罪的证据，但拉考夫没有提出弗里曼的名字。作为交换条件，卡伯里提出把对西格尔的控罪减去两项。拉考夫说可以达成协议，但还要视与证交会的谈判情况而定。
接着，拉考夫给证交会的林奇打电话。证交会仍然被布斯基一案的不利宣传刺痛着，急于把西格尔作为与布斯基合作的成果来炫示，以说明布斯基的合作是有价值的。舆论曾批评证交会对华尔街的罪犯过于心慈手软，它不准备再冒遭受进一步批评的风险。拉考夫问证交会想要什么。
“很简单，”林奇回答有，“除了他的两座房子，我们都要。”（拉考夫把这个情况告诉西格尔时，西格尔惊叫道：“天哪，我只从布斯基那里得了70万美元。”）拉考夫激辩说，证交会这样做是不合理的，最起码西格尔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挣的钱应该保留，这些钱是清清白白的血汗钱，与非法活动无关。在证交会与拉考夫的谈判中，证交会方面主要是斯特克出面谈的，他最后同意了这一点，并以此达成了协议。但是，沙德和证交会其他委员否决了这个协议。他们坚持要没收西格尔所拥有的几乎一切东西。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对西格尔任意摆布，而且他们决心借此消除以前不利报道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允许西格尔保留他的养老计划缴纳金和两座房子，就这些。西格尔甚至还必须放弃1000万美元的股票和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奖金，证交会不允许德莱克赛尔把这笔奖金发给他。
拉考夫认为可以就这些严苛的条件与证交会再争一争，但西格尔说他不想再争了。事情到这一步，西格尔吃惊地发现自己对钱已经不在乎了。以前，当他的收入达到六位数时，钱似乎很重要，但它从不足以给他带来所需要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