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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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策略-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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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博物院里同时也应该陈列先民的优美成绩,谈固有文化的也应该如吴其玉先生说的“优劣井提”。这虽然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本题,(本题是“我们的固有文化真是太丰富了吗?”)我们也可以在此谈谈。我们的固有文化究竟有什么“优”“长”之处呢?我是研究历史的人,也是个有血气的中国人,当然也时常想寻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固有文化的优长之处。但我寻出来的长处实在不多,说出来一定叫许多青年人失望。依我的愚见,我们的固有文化有三点是可以在世界上占数一数二的地位的:第一是我们的语言的“文法”是全世界最容易最合理的。第二是我们的社会组织,因为脱离封建时代最早,所以比较的是很平等的,很平民化的。第三是我们的先民,在印度宗教输人以前,他们的宗教比较的是最简单的,最近人情的;就在印度宗教势力盛行之后,还能勉力从中古宗教之下爬出来,勉强建立一个人世的文化:这样的宗教迷信的比较薄弱,也可算是世界稀有的。然而这三项都夹杂着不少的有害的成分,都不是纯粹的长处。文法是最合理的简易的,可是文字的形体太繁难,太不合理了。社会组织是平民化了,同时也因为没有中坚的主力,所以缺乏领袖,又不容易组织,弄成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又因为社会没有重心,所以一切风气都起于最下层而不出于最优秀的分子,所以小脚起于舞女,鸦片起于游民,一切赌博皆出于民间,小说戏曲也皆起于街头弹唱的小民。至于宗教,因为古代的宗教太简单了,所以中间全国投降了印度宗教,造成了一个长期的黑暗迷信的时代,至今还留下了不少的非人生活的遗痕。——然而这三项究竟还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特异的三点:最简易合理的文法,平民化的社会构造,薄弱的宗教心。此外,我想了二十年,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优长之点了。如有别位学者能够指出其他的长处来,我当然很愿意考虑的(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段短文所能讨论的,我在这里不过提出一个纲要而已)。

所以,我不能不被逼上“固有文化实在太不丰富”之结论了。我以为我们对于固有的文化,应该采取历史学者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部文化史平铺放着,我们可以平心细看:如果真是丰富,我们又何苦自讳其丰富?如果真是贫乏,我们也不必自讳其贫乏。如果真是罪孽深重,我们也不必自讳其罪孽深重。“实事求是”,才是最可靠的反省。自认贫乏,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学;自认罪孽深重,方才肯下决心去消除罪虐。如果因为发现了自家不如人,就自暴自弃了,那只是不肖的纨绔子弟的行径,不是我们的有志青年应该有的态度。

话说长了,其他的论点不能详细讨论了,姑且讨论第二个论点,那就是模仿与创造的问题。吴其玉先生说文化进步发展的方式有四种:(一)模仿,(二)改进,(三)发明,(四)创作。这样分法,初看似乎有理,细看是不能成立的。吴先生承认“发明”之中“很多都由模仿来的。”“但也有许多与旧有的东西毫无关系的。”其实没有一件发明不是由模仿来的。吴先生举了两个例:一是瓦特的蒸汽机,一是印字术。他若翻开任何可靠的历史书,就可以知道这两件也是从模仿旧东西出来的。印字术是模仿抄写,这是最明显的事:从抄写到刻印章,从刻印章到刻印板画,从刻印板画到刻印符咒短文,逐渐进到刻印大部书,又由刻板进到活字排印,历史具在,哪一个阶段不是模仿前一个阶段而添上的一点新花样?瓦特的蒸汽机,也是从模仿来的。瓦特生于一七三六年,他用的是牛可门(Newn )的蒸汽机,不过加上第二个凝冷器及其他修改而已。牛可门生于一六六三年,他用了同时人萨维里的蒸汽机。牛萨两人又都是根据法国人巴平(Dents P8pin )的蒸汽卿筒。巴平又是模仿他的老师荷兰人胡根斯(Huygens )的空气卿筒的。吴先生举的两个“发明”的例子,其实都是我所说的“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新花样”。吴先生又说:“创作也须靠模仿为人手,但只模仿是不够的。”这和我的说法有何区别?他把“创作”归到“精神文明”方面,如美术,音乐,哲学等。这几项都是“模仿以外,还须有极高的开辟天才和独立的精神”。我的说法并不曾否认天才的重要。我说的是:模仿熟了,就是学会了,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练的细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巧”,这一点功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就叫做创造。(“信心与反省”页四八)

吴先生说:“创造须由模仿人手”;我说:“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我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分别。

如此看来,吴先生列举的四个方式,其实只有一个方式:一切发明创作都从模仿出来。没有天才的人只能死板的模仿;天才高的人,功夫到时,自然会改善一点;改变的稍多一点,新花样添的多了,就好像是一件发明或创作了,其实还只是模仿功夫深时添上的一点新花样。

这样的说法,比较现时一切时髦的创造论似乎要减少一点弊窦。今日青年人的大毛病是误信“天才”‘灵感“等等最荒谬的观念,而不知天才没有功力只能磋跎自误,一无所成。世界大发明家爱迪生说的最好:”天才(Geius )是一分神来,九十九分汗下。“他所谓”神来“(Inspiratdr)即是玄学鬼所谓”灵感“。用血汗苦功到了九十九分时,也许有一分的灵巧新花样出来,那就是创作了。颓废懒惰的人,痴待”灵感“之来,是终无所成的。寿生先生引孔子的话:”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一位最富于常识的圣人的话是值得我们大家想想的。

原题《再论信心与反省》

历史留下的思考

……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几种观念……威权与自由冲突的观念——特别提出四点(也可说是四件大事)来讲。

第一、是无政府的抗议,以老子为代表。这是对于太多的政府,太多的忌讳,太多的管理,太多的统治的一种抗议。这种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能在世界上占有一个很独立的、比较有创见的地位。这一次强迫我化了四十多天时间,来预备一个二十五分钟的演讲;经我仔细地加以研究,感到中国政治思想在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最有创见的贡献,恐怕就是我们的第一位政治思想家——老子——的主张无政府主义。他对政府抗议,认为政府应该学“天道”。“天道”是什么呢?“天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这可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认为用不着政府;如其有政府,最好是无为、放任、不干涉,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想:有政府等于没有政府;如果非要有政府不可,就是无为而治。所以第一件大事,就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放大炮的——老子——的无政府主义。他的哲学学说,可说是无政府的抗议。

第二件大事,是孔子、孟子一班人提倡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孔子与孟子首先揭染这种运动。后世所谓“道家(其实中国古代并没有”道家“的名词;此是后话,不在此论例)也可以说是这个自由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后来的庄子、杨朱,都是承袭这种学说的。这种所谓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和个人主义的起来,是由于他们把个人看得特别重,认为个人有个人的尊严。《论语》中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就是这个道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教育人参加政治,参加社会;这种人要有一种人格的尊严,要自己感觉到自己有一种使命,不能随便忽略他自己。这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是第二件值得我们纪念的大事。

第三件大事,可算是中国古代极权政治的起来,也就是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的起来。在这个期间,墨子“上同”的思想(这个“上”字,平常是用高尚的“尚”字,其实是上下的“上”字)。就是下面一切要上同,所谓“上同而不下比者”,——就是一种极权主义。以现在的新名词说,就叫“民主集权”。墨子的这种理论,影响到纪元前四世纪出来了一个怪人——商鞅。他在西方的秦国,实行这种“极权政治”;后来商鞅被清算死了,但这种极权制度还是存在,而且在一百年之内,把当时所谓天下居然打平,用武力来统一中国,建立所谓“秦帝国”。帝国成立以后,极权制度仍继续存在,焚书坑儒,毁灭文献,禁止私家教育。这就是第三件大事。所谓极权主义的哲学思想:极权国家不但起来了,而且是大成功。

第四件大事是,这个极权国家的打倒,无为政治的试行。秦王政统一天下之后,称他自己为秦始皇,以后他的儿子为二世,孙子为三世,以至于十世百世千世万世无穷世。殊不知非特没有到万世千世百世,所谓“秦帝国”,只到了二世就完了。这一个以最可怕的武力打成功的极权国家,不到十五年就倒下去了。第一个“秦帝国”没有安定,第二个帝国的汉朝却安定了。什么力量使他安定的呢?在我个人的看法,就要回到我说的第一件大事。我以为这是那个无政府主义、无为的政治哲学思想来使他安定的。秦始皇的帝国只有十五年;汉朝的帝国有四百二十年:为什么那个帝国站不住而这个帝国能安定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汉朝的开国领袖能运用几百年以前老子的无为的政治哲学。汉朝头上七十年工夫,就是采用了这种无为而治的哲学。秦是以有为极权而亡;而汉朝以有意的、自觉的实行无为政治,大汉帝国居然能安定四百二十年之久。不但安定了四百二十年,可说二千年来到现在。今天我们自己称“汉人”,这个“汉”字就是汉朝统治四百二十年后留给我们的。在汉朝以前,只称齐人、楚人、卫人,没有“中国人‘这个名词。汉朝的四百二十年,可说是规定了以后二千多年政治的规模,就是无为而治这个观念。这可说是两千多年前祖先留下来的无穷恩惠。这个大帝国,没有军备,没有治安警察,也没有特务,租税很轻。(讲到这里,使我想起我在小时,曾从安徽南部经过浙江到上海。到了杭州,第一天才看到警察;以前走了七天七夜并没有看到一个警察或士兵,路上一样很太平。)所以第四件大事,可说是打倒极权帝国而建立一个比较安定的国家;拿以前提倡了而没有实行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来安定四百二十年大汉帝国,安定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

现在我就这四点来姑妄言之,诸位姑妄听之。

第一件大事是老子的无为主义。最近几十年来,我的许多朋友,从梁任公先生到钱穆、顾颌刚、冯友兰诸先生,都说老子这个人恐怕靠不住,老子这部书也恐怕靠不住。他们主张要把老子这部书挪后二三百年。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这几位先生考定老子年代的方法。我指出他们提出来的证据都站不住。(现在台湾版猢适文存》第四集第二篇,就是讨论考证老子这个人的年代,和老子这本书的年代的。)但这二三十年来中国学者的提倡,居然影响到外国学者。外国学者也在对老子年代发生怀疑。你看西洋最近出版的几种书,差不多老子的名字都不提了。在我个人的看法,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将来有机会,可再和各位详细的讨论。今天简单的说,我觉得老子这个人的年代和老子这本书的年代,照现在的材料与根据来说,还是不必更动。老子这个人恐怕要比孔子大二三十岁;他是孔子的先生。所谓“孔子问礼于老胭”是大家所不否认的;同时在《礼记》曾子问中有明白的记载。那时孔子做老子的学徒,在我那篇很长的文章“说儒”里,老子是“儒”,孔子也是“儒”。“儒”的职业是替人家主持丧礼葬礼祭礼的。有人认为“儒”是到孔子时才有的,这是错误的观念。我为了一个“儒”字,写了五万多字的文章;我的看法,凡是“儒”,根据檀弓里所说,就是替人家主持婚丧祭祀的赞礼的。现在大家似乎都看不起这种赞礼。其实你要是看看基督教和回教,如基督教的牧师,回教的阿匐,他们也是替人家主持婚丧祭祀的。在古代二千五百年时,“儒”也是一种职业。在《礼记》曾子问中都讲到孔子的大弟子和孔子的老师都是替人家“相”丧的。《礼记》曾子问中记:孔子自说有一天跟随着老子替人家主持丧礼,出丧到半路上,遇到日蚀;老子就发命令,要大家把棺材停在路旁,等到日蚀过去后再往前抬。下面老子又解释为什么送丧时遇到日蚀应该等到太阳恢复后再往前抬。各位先生想一想:送丧碰到日蚀,这是很少见的事;而孔子跟着老子为人家主持丧礼,在路上遇见日蚀,也是一件很少见的事,记载的人把这话记载下来,我相信这是不至于会假的。从前阎百诗考据老子到周去问礼到底是那一年,就是根据这段史实来断定的。同时《檀弓》并不是一本侮蔑孔子的书;这是一本儒家的书。孔子的学生如曾子等,都是替人家送丧的。替人家送丧是当时的一种吃饭工具,是一种正当的职业。至于老子这部书,约有五千字左右,里边有四五个真正有创造的基本思想;后来也没有人能有这样透辟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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