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强计划的集中统一管理，扩大计划的范围并增加计划指标。1961年编制了12种计划，1963年扩大为20种计划。计划指标基本上恢复到一五时期的数量，有的比一五时期还要细。例如，工业计划包括工业总产值、商品产量、主要产品产墨、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工业设备大修理等。对全民所有制单位还规定了一套考核指标。
集中统一的程度也提高了。中央直接管的指标占了各项经济活动的大部分。例如，中央管理的工业主要产品有400种左右，这些产品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左右；中央管理的农林牧渔主要产品有30种左右，这些产品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70％左右；中央管理的主要零售商品指标有90种左右，这些商品的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0％左右；中央管理的进口商品有50多种，这些商品的进口额占进口贸易总额的左右；中央管理的出口商品有80多种，这些商品的出口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85％左右；中央统一分配的主要生产资料200种左右，主要生活资料10种左右。中央管理全部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和投资。1965年，中央安排的投资占总投资的85。8％。这个时期的计划分三级管理：中央直接管理国民经济中关键性的指标；各部门管理本行业全国性的重要指标；省、市、自治区管理本地区的重要指标。在加强计划的集中统一管理的同时，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并且对不同的经济成分，实行了不同的计划管理方法。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实行直接计划；财集体所有制企业（农业、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
2。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集中统一管理。规定基本建设投资不再由地方财政包干，改为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严加控制并减少部门、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同时，改变基本建设审批权限。1962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编制和审批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的规定》、《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的几项规定》、《关于基本建设设计文件编制和审批办法的几项规定》等文件。规定大中型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务院或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一切基本建设都必须按审批权限报请批准，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所有建设项目要在设计文件经过批准和各种建设条件落实以后才能动工。上述改革措施，有利于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使其与国家的财力、物力基本适应，缓和了财政、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
3。上收了一批下放得不适当的企业管理权限。大跃进中一些产销面向全国的大型骨干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后，由于企业之间原有的协作关系被破坏，地方不能保证这些企业的正常生产条件，不少物资、利润、资金被挪用。导致完不成国家计划，中央财政收入减少。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中提出：
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区、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用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部门。国防工业一律由国防工委直接领寻，过去下放的国防工业企业一律收回。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由铁道部集中指挥。这些措施加强了对重要企业的集中统一管理，与各地分头管理相比，调度比较灵活，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但是，权限上收也带来一些弊病。中央各部委管理那么多企业事业单位，把主要精力花在日常繁琐的产供销调度上，削弱了对制定本行业规划、技术标准等战略问题的研究；同时，由于将企业上收过多，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增多，部门间重复建设、重复生产有所增加；同时由于地方对工业产品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自成体系思想根深蒂固，也促使地方重复建设，盲目生产。但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问题不算突出。
4。加强财政、信贷的集中统一管理。1961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财政部《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指出：在财政管理和财政体制方面，相当突出地存在着纪律松弛、财政管理偏松、资金使用分散和财权分散等现象。《报告》提出，国家财权基本上集中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三级，缩小专区、县、公社的财权；国家预算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一本账，保持收支平衡，不准打赤字预算；整顿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有的纳入预算，有的减少数额，都耍加强管理；为了集中财力，调低了国营企业利润留成比例。从1961年起，全国企业利润留成比例从13。2％降为6。9％。1962年后又取消了利润留成办法，改为企业基金制度。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央于1962年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和《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要求所有的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都要改进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切实扭转企业大量亏损的状况。
上述措施，使中央直接掌握的财政收入由原来的50％提高到60％左右。
5。加强物资的集中统一管理，收回部分物资管理权限，大跃进运动中，物资管理权下放过多，造成物资供应渠道紊乱。各部门、各地区自成系统，物资分配计划和供应合同不能兑现，物资调度不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62年初，中央决定成立由薄一波、谷牧、袁宝华任正副组长的全国清仓领导小组，号召全国各行各业开展物资大检查，为克服经济困难而努力。5月，中央批准了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在物资工作上贯彻执行集中统一方针，实行全面管理的初步方案》。这个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全面管理生产资料，统一管理供销业务，集中管理中转仓库，建立全国统一的物资管理系统和业务经营网。1963年，原来设在国家经委内的物资管理总局改为国家物资总局，对地方物资管理系统实行垂直领导。1964年，又把物资管理总局改为物资管理部。为了加强物资的集中管理，统配和部管物资种类逐年增加；扩大了物资部门统一销售范围。原由各工业部门分管的统配物资销售机构，大多交由物资部门统一管理。
（二）集中力量加快农业的发展
1961隼5月中下旬，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特别是重灾区。大中城市供应上的困难还在加剧。上海人均月供应食油减到二两半，全市年粮食供应过去是31亿斤，这时是24亿斤。农业的恢复，对于国民经济调整具有关键意义。三年大跃进期间，受破坏最严重的恰恰是农业。恢复农业，除了通过调整农业政策、启动农业自身的活力外，还需要其他方面首先是工业的有力支援。
1961年春天开始，安徽许多地方试行包产到户的办法，农业生产明显回升。农民反映，今年麦收比去年好，平均亩产约80斤。农民分配的口粮，人均每天5到6两，加上自留地种的杂粮、瓜、菜等，实际上每天约1斤左右。农民反映，实行包产到户好，生活比去年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的了。他们说：现在自己种自己收，多种就多收，多收就多吃。经过调查，李富春要求国家计委每个季度都要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农业和支援农业的情况和问题。支援农业，要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政策措施，不然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还会积压。例如，农村生产关系有改变，生产队划小了，而我们还生产些大的农业机械，就卖不出去。支援农业，也要优先保证重点，如粮食高产区、经济作物区和重灾区。就是重灾区，也要先保证粮食高产区，以促进农业尽快地恢复。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李富春表示：只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各种形式都不否定，如包产到户、责任田，甚至分田到户，都是过渡的形式，要大胆设想，只要有利于农业恢复的形式都可以采用。1961年上半年，包产到户已在不少地方逐渐悄悄推开。
陈云认为责任田、包产到户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刘少奇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并开始考虑如何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的问题。邓小平说得非常肯定，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邓小平还引用了一个着名的民间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962年7月10日，李富春就经济工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i生产力破坏严重、群众对于集体经济失去信心的地区，除了说服农民和支援农民搞好集体经济外，也可以根据农民的意见采取某些过渡的办法，如安徽省的责任田，河南省的借地，等等……有的地区，可以扩大自留她，如由占耕地的7％增加到10％另外，也可以拨一些饲料地，以利于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凡是适于个人经营的树林、山场，可以分给个人经营。凡是适于归个人的农具，都可归农户所有。耕畜可以公有私养，也可以由户喂养，每户允许有一两头大牲畜。房屋和屋前屋后的宅地，可以确定所有权，归户所有。要给产粮地区的农民留下一定的口粮。经济作物重点地区，要保证一定的口粮……国家征购粮食的总数应当适当减少……征购粮全部由国家统一掌握、统一调度……生产队在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以后，农民自己分得的粮食、油料，可以根据各地不同情况进入自由市场销售。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极度困难，中央和省市的一些领导干部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有利于农民的休养生息，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尽快复苏。虽然文件对责任田？借地等农村自发出现的经营形式，持比较谨慎的支持态度，但毕竟承认了这些都是以退为进的过渡办法，允许个人和农户经营部分农副业。这不仅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而且突破了以往农业生产统一经营的模式，是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农业经营方式的探索。
农业生产的恢复，单靠农业自身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方面力量的大力支持。
下半年，在国家计委研究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的过程中，李富春强调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以支援农业为中心，把计划的方针任务、措施和主要指标提出来。他提出三句话：一、国民经济各部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农业；二、进一步调整重工业，以利于支援农业，兼顾发展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加强国防，保证必需的出口援外；三、在恢复发展农业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吃穿用，调整物价和工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变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与初步实践
对于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国家主席刘少奇十分内疚。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后，在工作中比较务实。1961年9月，他痛定思痛，对国民经济管理提出了一系列从实际出发的改革建议，其中一些建议开始付诸实施。
1。关于运用市场、价值规律来解决经济问题。
在大跃进中，燃料、动力紧张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木材也十分紧张。这使得国家计委在制定二五后两年计划、三年调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中，都不得不将燃料、劝力和木材等作为中心问题研究安排。针对这些情况，刘少奇于1961年9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过去三年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大家认识不太一致，不要紧，过一个时期会一致起来。木材今后二三年很紧，坑木也很紧。在价格上，坑木要利用价值法则来促进生产。大小木头一齐用，枝、桠一齐用，收购价也可以不一致。
不仅消费资料可以通过价值法则调剂，有些生产资料也要利用价值法则来促进生产。
现在有四种价格，即：收购价，调拨价、出厂价、销售价。这四种价格都应体现价值法则的作用，以利于生产和流通。
回应刘少奇的意见，李先念提议：成立物价委员会，专门研究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物价委员会设在计委，吸收有关单位参加。李富春马上指定薛暮桥组织物价委员会。
并在精简机构时考虑单独成立物价局，作为物价委员会的经常办事机构。
2。统一考虑和修改劳保条例，提出社会统筹退休金问题。
刘少奇提出，劳保条例有很多问题。如有些职工年老退休，是厂矿企业继续负担好，还是社会负担好？如果厂矿负担，工厂定员不准，经济核算不清。又如职工因病请假，三天内不扣工资；还有的厂规定：请假一个月以上开始扣工资，导致有的职工零星请假，对工作不利。他建议由全国总工会负责，结合城市减员、工厂定员，统一考虑这些问题。
3。重视设备维修问题。
针对过去对设备维修注意不够，维修所需构件的问题很大的情况，刘少奇提出要经常注意设备维修，备品备件标准化，指定专业工厂生产，一批一批的订购，一批一批的生产。并要求由计委有关部门提出方案。
4。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
在严重供不应求条件下，刘少奇主张按不同对象分别解决供应和分配问题。消费者大量是农民和职工。可以制定几条原则分别对待。对农民实行等价交换；对职工实行按劳分配，按照各个地区的工资总额分配消费品。生产资料的供应也按不同情况分别对待。计划分配的物资，按计划办；地区之间的协作关系要逐步固定下来，属于协作关系的物资要按合同办事；计划外的物资，包括三类物资、小商品，由商业部成立杂品公司都管起来。年度安排和分配由经委掌握，商业部杂品公司具体执行。
在商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商业部门本身走后门，别的单位也要求商业部门开后门，导致商品走后门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刘少奇提出，要按地区组织消费者代表会议，每月开会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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