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绝密报告。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这份最为重要的报告至今没有解密，但从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官员G。W。拉斯詹斯。
当年12月14日的绝密评论中，可以得知该报告基本内容：
该报告考虑了四种摧毁办法，现总结如下：
1。公开的非核性质的空中打击（假定单靠美国执行）。为把中国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摧毁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打击水平才能有效她完成这一任务。
2。［一句话被删］报告还谈及一点，美国试图使自己摆脱干系的任何特别努力都很容易被人发现。
3。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由于缺乏这类条件这一点已被否定。
4。空投［一些词语被删］破坏小组。结论是一支100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在约翰逊提交报告时，这种可能性据称已得到严肃认真的分析这份报告使美国最高决策者犹疑不决。1964年9月15日，当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举行了总统星期四聚餐会，他们最后的看法是：
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
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在9月17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亨利·洛温提出对中国两个关键的核设施进行非核空中打击，并认为苏联私下会赞成的。但是遭到了其他成员的反对。10月，美国给台北拍了一份电报声称，由于美国大选在这个月内进行，轰炸罗布泊中共核基地的计划将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行动。
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档案材料证明，在原子弹将要研制成功时，中国方面已经从许多信息和情报了解到，美国正在篥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1964年9月1617日，也就是美国高层最后讨论要不要对中国核基地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贺龙、李富春、罗瑞卿、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等15人参加了会议。分析了严峻的国际形势后，有人提出在1970年三线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原定10月爆炸。
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和中央定夺。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鼍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晌。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到1965年初，美国的袭击动向被得到了证实。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途经北京。周恩来与他进行了四次会谈。据知情人回忆，柯西金向中国透露了美国探询苏联对打击中国核设施态度的信息，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警觉。2月10日，柯西金结束访问越南再次途经北京，周恩来与他进行第五次会谈，并向毛泽东建议主席见苏联代表团一次自有积极作用。2月1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会见了柯西金。尽管在停止中苏公开论战问题上毛泽东没有同意任何妥协，但他也表示：打起仗来我们两国还是要站在一起的。
1964年8月2日夜，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早在4月就已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6日清晨6点，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8月17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明后年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舰模。于是，调整后的吃穿用＋三线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战备为中心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
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将总参谋部作战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专门报告退回给罗瑞卿、杨成武，批示说：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将各项工作进行了分工，提出具体方案，纳入明年计划和三五计划。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将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又发给各中央局、部委、省委执行。从时间和内容看，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三五计划确立以战备为中心的第一份。首先，报告确立了今后不在一线，而是转入三线、二线建设的战略方针。其次，报告制定了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措施。最后，报告提出了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
9月5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三线建设要落实。
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落实小组。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些指示表明，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并重的计划，已经惫如星火地转移到战备上来了。
·2。编制以战备为中心的新三五计划
一、改组国家计委和设立小计委
战备成为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重新编制三五计划的工作也必须随之进行，但是，身为计委主任和专案小组组长的李富春，却失去了主持这一工作的权力。毛泽东对国家计委不满意，从表面上看，在于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向三线建设转变的不力，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大跃进失败后他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对经济形势、经济调整步骤的认识分歧。
1965年1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三五计划调整情况时不满地插话说：糊里糊涂上去，糊里糊涂下来。搞三线，十五年来，三条铁路一事无成，找不到负责人，这大概是一股空气吹来的。16月26日他又对汪东兴说i这次我又压了他们一下，早就讲要他们注意三线问题，但没有大注意。要他们搞三线，要么就听不进去，不搞；要搞就拼命搞所谓糊里糊涂上去，指的是大跃进中的许多经济建设项目匆忙上马，李富春作为计划的制定者，当然要负具体责任，但在那种狂热气氛下，主要决策责任并不在他。
而糊里糊涂下来，指的是60年代初期，李富春根据中央一线领导人面对极端困难局势不得不作出的退的决走，在经济调整中让一批在建的基本建设项目下马。其中包括攀枝花、酒泉钢铁基地和成昆、贵昆、川黔、湘黔、襄渝等五条铁路，德阳重型第二机器厂、东方电机厂、河南舞阳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等等，正是后来毛泽东以抓三线建设为理由坚持要重新上马的重点项目。这显然不是仅仅针对国家计委、针对三五初步设想而发的了。
面对三年经济困难，毛泽东是同意实行经济调整的。但是，困难到什么程度，调整的步子应该多大，他与中央领导人却有着分歧。1961年底他就认为困难已经到了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变了，而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仍然认为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过去，坚决采取了一系列压缩基建措施。李富春是支持后者看法的，他领导国家计委主动地提出了许多经济调整的建议，赞成实行责任田0借田度荒的办法。
1964年6月毛泽东批评三五初步设想和国家计委后，李富春毫无思想准备，表示计委要下去调查三个月，同各地区一起研究计划。一个大国的五年计划，搞了三年之久，又突然发生指导思想根本转变，推翻重来，谈何容易！会后，李富春立即把国家计委副主任都派出去考察三线建设和三五计划规模。程子华、王光伟到成都、西昌、贵阳，安志文赴上海、福建，杨英杰上辽宁、吉林，柴树藩往宁夏、甘肃，范慕韩去陕西、四川、贵州、云南。
毛泽东仍然心急如焚。8月中旬，他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潭富春回答，攀枝花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毛泽东当即说：没有钱用我的工资。他批评国家计委计划方法不当，工作不力，要求立即把三线建设好，把大工厂和科研机关搬进去有人利用了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的不满情绪。1964年8月，李富春派人将正在北戴河召开的年度计划讨论情况和他的一些意见，转告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陈伯达。20日下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找来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谈话。他提出了一些关于计划方法的建议，严厉地指责了国家计委的工作：
十多年来，我们在一线、二线，建设了许多新企业，花钱不少，可是技术还是老的。
关于一、二，三线的关系。主席提出的建设第三线问题，非常及时，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伟大远见的战略性指示。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如果不这样做，不快点抓，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毛主席在19571958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它，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执行它。就发展科学技术这个问题上来说，我们还存在着拖拖沓沓、得过且过的作风。
苏联十几年来在中国的影响，造成了一种迷信，我们还没有大胆地去批判它，破除它。我们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技术上绕圈子。还有，苏联在工业上的一套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给我们的害处很多。特别是那些帮助修正主义生长的管理制度，更要不得。可是，直到现在，苏联那一套还在束缚着许多人的手脚。现在已经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地打开我们自己的多快好省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道路。不破不立。批判苏联那一套，建立我们自己的新一套，条件已经成熟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有积极的措施，要有具体的办法。陈伯达从1962年起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他指责计委工作十几年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帮助修正主义生长，是无限上纲。其原因，也许正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我虽然是计委副主任，但计委的事都不和我商量。他一方面要杨波把意见转告李富春，一方面又把谈话记录送给了毛泽东。陈伯达的说法不仅迎合了毛泽东对三五计划的批评，而且掣动了他内心忧虑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心思。8月23日，毛泽东召见陈伯达，陈口若悬河，讲了两个小时。【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27日，毛泽东把陈的那份谈话记录批给邓小平说：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要求在会上印发，并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他还令人震惊地写道：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8月底，毛泽东更加严厉地批评国家计委说：计委、经委都不汇报工作。封锁我和少奇同志，他们底下也是一样封锁，他们六个口子互不来往，合作不好，我把陈伯达塞进去，才搞了一点消息。我给富春说，我是当面讲，你们革命好，不革命也好，今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一两天后，毛泽东在与李富春、薄一波谈话时又说：现在搞不搞三线，就像大革命失败后愿不愿意下农衬的问题，愿不愿意革命的问题。9月初，李富春连续三次写信给毛泽东，检查自己的问题。13日，他向毛泽东汇报经济和计划工作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汇报提纲的第七条，建议中央成立国民经济工作统帅部，由毛主席和刘少奇挂帅，以利于中央决策后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在此之前，国民经济计划是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提出设想，李富春组织国家计委具体拟定，再由中央书记处向刘少奇主持的常委会汇报，代表中央批准。由此时起，计划工作就由大跃进后不再具体处理经济事务的毛泽东来直接抓了。第八条是：彻底改革计划工作，克服从苏联框框出发的错误。
计委要认真搞调查研究，提出重要的、带有方针政策性的、远见性的意见，起到中央的经济工作参谋部的作用9月21日至10月19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戴河举行，着重讨论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化的问题，承认主要错误是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提出了10条意见，主要有：（1）必须彻底改革我国的计划工作，明年首先要把战略布局和组织生产高潮的任务贯彻到计划中去，并且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打下基础。（2）拥护中央成立由两位主席挂帅的国民经济统帅部，实现中央对计划、经济工作的高度集中领导，使国家计委真正成为中央领导下的经济工作方面的总参谋部。（3）充分发挥各大区计委的作用，加强各地方、部门的计划机构。（4）根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统一领导，分散管理的原则，改进计划管理体制。其他6条是：改革财政管理制度；简化设计任务书的内容和审批；取消基本建设甲方乙方制度，统一领导；主要物资按计划分配，其他随时调拨；改进工资、劳动力的管理制度，中央只控制总额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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