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 第50部分

三五汇报提纲预期三五计划完成的1970年底的各项指标是：粮食48001乙斤，钢产量1600万吨，原煤28－29亿吨，发电量1100亿度，原油185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700－2750亿元，每年平均递增7％；农业递增4％－5％，工业递增在总支出上，三五汇报提纲所拟各部类分配资金额度没有变化，只有基本建设投资减少50亿，降为850亿元。基本建设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2000个左右；投资按部门分，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共628亿，比例占74％；农业120亿，由原来的下降为14。1％；轻工业375亿，占44％。按地区分，三线建设总投资为360亿元，占三五汇报提纲关于三线地区基本建设的安排，是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投资分配：按地区分，用在三线地区的投资占全国的比例，西南地区约为2083亿，占245％：

西北地区约为1053亿，占12。4％；湘鄂西地区约为195亿，占23％。按部门分，用在三线地区的授资占该部门的比例，国防工业74％，冶金工业58％，铁道工业45％，电力工业40％，煤炭工业35％，石油工业30％，化学工业48％。建设项目：三线地区大中型项目共823个，西南435个（四川247个），西北268个，湘鄂西120个。

从上述安排看，三线地区的建设在计划中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横向相比，西南地区投资预算几乎占全国的1／4四川是三线的中心，1966年该省的基本建设投资几乎接近全国的1／6纵向上与四川、西南地区建国以来其他时期历史投资情况相比，更可以知道其分量之大。四川省在三线建设以前，年投资完成额最高的是1960年的2326亿元，三线建设前一年的1964年只有76亿元，而1966年则猛增到3319亿元，分别相当于17倍和436倍。二五计划时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投资比重是1：89057，而三五计划时期则变为1：111：130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三五汇报提纲提出的计划方针和各项指标。大家认为，草案体现了主席的战略思想，方针明确，重点突出，是留有余地的。在会上也有些人提出了意见。总的来说是两种。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准备打仗，还可以再狠一点，把大小三线、国防建设搞得更突出一些。首先应该加快两弹一机（导弹、氢弹、超音速飞机）的进度，其次再增加青藏铁路等8条对战备有重要意义的铁路干线，争取两三年内从西宁修到拉萨，并延伸到亚东。西南的国防公路也应该增加。另一种意见希望培加地方钢铁厂、农林水利、化肥、纺织、轻工业的投资建设，建议增加20多亿元和搞54个小钢铁厂。

10月6日，国家计委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向周恩来提出了报告。认为：必须坚决贯彻把国防放在第一位的方针，挤出一些钱来，把大小三线和国防建设的主要东西多搞一点，其他方面不能多搞。原来安排的两弹一机投资是少了一些，进度慢了一些，加快是必要的。青藏铁路预计全长2378公里，要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青藏高原上施工，通过30多公里的冻土地带，因此有许多技术问题尚待解决，人力物力也需要极大。是否1970年先修到青海的格尔木。针对要求增加其他方面投资的意见，报告认为：如再增加，要么挤三线建设重点，要么扩大建设规模。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国力，都应当扼守原来的建设规模，要削减或增加建设项目是困难的。当前应当认真注意的，是压缩非生产性的建设规模，降低非生产性的建设标准，发扬大庆、大寨精神，穷干、苦干、实干10月10日，周恩来将这个报告批报毛泽东，建议约各大区书记商议解决。毛泽东指示：1965年搞1200个建设项目太多，这里埋伏着危险，要砍掉一点。明年后年最好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小三线没有钢厂不行，有大钢铗厂的地方就不要再搞了。

国家计委档案

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三五汇报提纲。由于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三五汇报提纲始终是草案形式，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三五计划，也没有付诸全国人大批准，而且在实施中项目等多有变化，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都是据其方针安排的。

因而我们今天仍然将其习惯性地称为三五计划。

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也讨论了《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简称1966纲要）。经过会后的小幅度调整和修改，10月13日至11月15日，全国计划会议召开，讨论和落实了中央工作会议大体确定的1966纲要，由国家计委再次上报中央政治局。

1966纲要指出，根据三五计划的方针，1966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

进一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积极备战，集中国家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快国防工业和大小三线的建设；大力发展农业，增产粮食，开展多种经营，积极抗灾备荒；充分发挥现有工业企业的潜力，加强矿山建设，努力增加原料、材料、燃料、电力和主要机电产品的生产，增加适合农村需要的日用品的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做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妥善安排市场商品供应，合理组织商品流通，扶持农副业的发展，适当改善入民生活；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加强半工半读的试点工作。

1966纲要提出的主要经济指标是：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1557亿元，其中大小三线建设和一、二线国防工业、备战工程占总投资的一半。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840个，当年全部和部分建成投产的424个，继续迁建和新迁建项152个。1966年各行业的建设重点：钢铁工业重点建设攀枝花等5大钢铁基地以及三线地区为国防工业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煤炭工业重点建设贵州的六枝、水城和盘县等12个矿区；电力工业重点建设四川的映秀湾、龚咀、甘肃的刘家峡等水电站和四川的夹江、湖北的青山等火电站；石油工业重点开发四川天然气，继续进行华北和大庆油田的建设；机械工业重点建设四川德阳重机厂等，以及重庆地区为国防工业配套的项目；化学工业主要建设三线地区为国防服务的项目，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指标：粮食3900－4000亿斤，棉花3900－4000万担，钢1300万吨，煤炭239亿吨。发电量750亿度，化肥1065万吨、棉纱770万件，铁路货运量52亿吨。工农业总产值2112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5％，工业总产值增长11周15日至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1966纲要。他特别强调抓农业的重要性说：准备打仗、搞三线建设并不是不重视农业，投资少一点，也要把农业继续搞上去。会议原则批准了1966纲要，21日由中央加批语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首先指出1966年必须从备战备荒为人民出发，加快国防工业和大小三线的建设，抓紧农业和工业的生产。然后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强调：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要调动农民积极性，认真同群众商量，切实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增加粮食生产和储备，积极抗灾备荒。作为要筹划方方面面的大国总理，周恩来考虑较多的是在抓好三线建设的同时，尽量能够继续抓紧农业，不能放松，使整个国家和各个方面的经济建设平衡一些。

1965年2月28日，周恩来对出席全国棉花、农业工作会议代表讲话说？计划要抓重点，就是要发展农业，解决我们人民的吃穿用问题。3月5日，他又对讨论农业问题的九省一市负责人说i我们要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能争取10年到15年更好，但必须要5年一打算，粮食是首要问题。他的观点实际和当初邓小平把粮食当作真刀真枪是一致的，但落脚点放到了战备上。

7月6日，周恩来出访回到新疆，给地方党政军领导人做报告时再次说：不能够百废俱兴，各方面不能够都要国家投资。首先还是农业，第二是国防工业、小三线建设。11月一13日在全国计划、基建、财政专业会议期间，周恩来更明确地指幽了三五计划的五大重点：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线，第五是基础工业。这个说法显然和中央新通过的三五计划国防第一、农业第二不一致。晚上，余秋里以反映代表意见形式，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周恩来解释说，我原来的提纲是国防第一，一看省市的同志都来了，就倒过来讲，我的意思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农业摆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国防、备战和大小三线的建设项目定了，我担心忽视农业。国防、三线，还是少数人来做的。农业就是备战，备战、农业、备荒分不开。周恩来的这些说法都是对地方和部门讲的，目的是提醒他们不要偏废其他方面。【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中央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上，周恩来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把三线建设作为重点的方针。

毛泽东也同意了周恩来继续抓紧农业的意见，于是，就有了中央要求省、地、县、社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的那段批语。

毋庸讳言，在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的转变过程中，毛泽东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曾经存在着战略上和具体安排上的一些不同认识和考虑，但决策确定以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就尽心竭力地去执行、完成。三五汇报提纲形成后，细心的周恩来派人专门给在北戴河养病的李宫春送去一份，李认真地思考后，写出了如何处理好二、三线关系等详细意见。周恩来醒目地批注道：先送主席阅。这里边有好意见，我收到的一份早转秋里，在起草计划时注意研究和采用。邓小平立即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参考。正是这个同心协力的局面，保证了1965…1966年经济建设取得了超过预想的成功。

三五汇报提纲和1966纲要以后虽然有不断修改，但可以说奠定了后十年建设的基本骨架。周恩来对这个计划给予较高的评价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1966年度计划，那是根据去年和今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屡次指示和会议的一些决定起草的。这个计划比较来说，搞得落实一些，更实际一些。同时，也把过去这十多年的建设初步总结了一下。所以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计划。在编制和执行三五计划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指导思想。

首先，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听取余秋里汇报三五初步设想时，对三线建设和农业、战备和吃穿用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综合考虑。他说：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群众。周恩来后来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归纳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8月23日，他解释说：备成，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的观念。这是计划工作的战略指导，也是计划工作经验的概括。

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总结性地提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其次，是从国力出发，不能搞得太紧张的思想。

毛泽东在最初提出三五计划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建议时，因为大家一时难以理解，确实使他心情过于焦虑，出现了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话语。当三线决策已经确立，开始规划时，他逐渐冷静下来，认识到头脑发热会有危险。6月16日他听取余秋里汇报后提出：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还要留有余地，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控制在800亿到900亿元，建设项目不要搞那么多。6月26日，他又对在身边的汪东兴说：这次一来就是一千多亿，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搞这么大的建设，要供给粮食。运输跟不上去，西南三条铁路一下修不起来，钢材、木材供不应求，将来可能又要来个反复。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搞翻了还能打仗吗？要他们搞三线，要么就听不进去，不搞，要搞就拼命搞。

现在就是过分了。什么都怕过分。我先纠正他们一下，免得将来又反复。毛泽东还以苏联和中国大跃进时期的教训为鉴，深刻地指出：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根据他的意见三五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预算从1080亿元减少到了850亿元，虽然在实际建设中投资被大大突破达97603亿元，但比大跃进时期的二五计划实际投资120609亿元仍然要少得多。另外各项指标也定得较低，留有余地，因此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竭泽而渔的情况。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是十分宝贵的。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发生大批非正常死亡现象之后四年，毛泽东特别提出要为老百姓的生活着想，要备荒，不要搞得太紧张，无疑是接受了过去惨痛的教训，给即将兴起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安上了一个限制阀门。根据这个精神，尽管三线建设占用了大批投资，使农业暂时不能得到更多发展；尽管后来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动乱，生产遭到冲击，仍然强调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农业仍然能比较稳定地持续发展；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但也没有发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剧增加现象。较低的指标使三五计划有了一些回旋余地，最后仍然能得到完成。这也许是不幸中之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