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以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甘肃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惟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从1964年到1980年，国家对三线地区累计投资达205268亿元，相当于1953年至1964年投资总和的3倍。从1966至1980年的三个五年计划，三线地区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1145亿元，占全国同期新增的3358％，相当于三线地区1953年至年新增总和的222倍。三线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64年的28681亿元增长到1980年的143598亿元，增长了4倍；占全国比例由2912％增长到385％。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由14，21万增加到3395万，增长138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1980年与1964年桕比，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原煤增长26倍，发电量增长65倍，生铁增长56倍，钢材增长64倍，钢增长5倍，10种有色金属增长倍，磷矿石增长164倍，化肥增长15倍，发电设备增长60多倍，机床增长548倍，汽车增长41倍。
这16年，三线地区获得投资的比例是空前的。三五计划时期国家对三线地区投资比例最高，占全国的将近一半，年均投资额相当于1953年国家有五年计划开始到1964年时期年均的17倍；四五计划时期虽然三线占全国比例下降到近40％，但年均投资额更上升到相当于1953年至1964年年均的25倍。整个三五、四五时期，国家共在三线地区投资118635亿元，占全国比例434％，年均投资额相当于年至1964年三线地区年均的174倍。在地区年均投资量上，三线地区的11个省区三线建设时期比1953－1964年时期年均增长12562％，相当于翻了一番，其中四川、贵州、宁夏、湖北增长接近或超过两倍；增长较小的山西、河南等省是因为只有部分地区纳入三线地区，甘肃因为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而有部分地区划入二线，就这些省份内的三线地区看，获得投资幅度仍然没右减少。在比重方面，三线地区占全国的比例由1953至1964年的年均335％上升到三线建设时期的39％10，最高的三五计划时期达到4943％，几近全国的一半。
在计划经济时期，高投资就意味着促进经济发展。从西部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地位看，1952年只占961％，重工业占956％，到三线建设进行了一年多后的1965年提高到1192％，重工业占1350％；经过全面三线建设，到1978年西部工业已经占全国1326％，重工业占1476％。如果从中西部地区看，变化更为明显。1952年工业占全国的3092％，重工业占3291％；到1965年工业已占全国的3921％，重工业占4591％，到1978年中西部地区工业占全国的4028％，是建国以来的最高比例，重工业仍然保持在4348％的水平。。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工业、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已经从1952年的约7：3变为1978年的约64，其中西部重工业总产值在三线建设第一个高潮的1965年已经接近东部水平。可以说，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我国东西部工业布局的不平衡布局。
三线建设的另一个成就是在西部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初步繁荣，给内地以后的建设提供了发展机遇。三线企业的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决定了布点远离原有的大中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这虽然不是合理的企业经济行为，却是有益均衡的社会行为。随着大批资金、科技人员和工业设施的投入，铁路、公路、邮电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给西部荒芜的落后地区带来了几百年难逢发展机遇，使内地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着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边疆内地的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超，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西昌过去都是山沟野岭，现在成为世界着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航天城。几十个古老落后的县、乡、城镇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的绵阳拥有中国人均密度最高的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现在被称为东方电子城；德阳拥有中国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基地，现在被称为动力城；泸州拥有中国产量最高的化肥厂，被称为化工城。其他如四川自贡、乐山、广元，贵州遵义、都匀、凯里、安顺，云南曲靖，陕西宝鸡、汉中、铜川，甘肃天水，河南平顶山、南阳，湖北襄樊、宜昌，山西侯马，青海格尔木等等，也都是中国中小城市的新星。
用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点来考察，三五、四五计划的这一战略实际上是建国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从沿海到内地的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和大调整。对于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畸重沿海、工业布局与资源布局严重脱节的状况；对于改变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增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作用。如果没有三线建设时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注入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多的西部地区至今将还是一片荒芜的贫瘠之地，东西部经济差距将会更大，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国家在20也纪末期进行西部大开发、解决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战略任务将会更艰巨。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的发展，若没有三线建设形成的西部经济实力如电、燃气、原材料等方面的支撑，也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三）由于受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峻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的干扰，三线建设中也存在着严重问题
1。在决策方面，片面强调战备的要求，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进程过快，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与遗留问题。
今天我们总结其决策教训时，除去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宏观原因外，值得注意的就是经济决策中的这三个过字。三线建设的规划高潮有两个时期。客观地说，19641965年进行的三线建设，在规划、规模、进程上虽然已经出现了过字的趋向，但还是控制在一定范围，没有造成全局性后果。而三五、四五计划之交的1969年至1971年时期，在中苏武装冲突事件影响下，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通过中央军委办事组控制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的领导权，搞了一个庞大的军工建设计划，规模急剧膨胀，进度火速加快，大大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新建和内迁的大中型项目达1000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都难以到位。按照这个计划，四五计划时期三线地区国防科技工业的投资每年达25亿元，比三五计划时期又增加48％；全国新建军工厂700多个，投资210亿，相当于建国20年来国防军工建设投资累计总数的140％斯建、改建、扩建工程同时上马，造成一方面资金、物资极度紧张，一方面质量低劣、浪费严重。进程过快过急集中表现在：许多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产品的调查和论证定型，而且匆忙动工，提倡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的三边经验，造成了无法持续发展的严重后果，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
阎放鸣提供的数字表明，从1966－1978年，基本建设中损失、浪费及不能及时发挥经济效益的资金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建设投资的18％以上。赵德馨提供的数字表明，按建国后17年百元基本建设新增国民收入的水平计算，年因基本建设效益下降减少国民收入53343亿元。
2。在布局方面，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进洞）战备需要，忽视现代化和长期生产要求，留下严重后患。
三线建设的宏观均衡布局战略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具体布局选址上，这是三线建设备受指责的一个主要方面。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许多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分散建设在山沟和洞穴里，造成交通运输、生产管理、配套协作十分不便。如陕西汉中012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布在3000多平方公里的两个地区7个县，萁中一个企业的生活区分散在6个自然村中。整个陕西省三线建设中的428个项目，有368个分散建设在48个县里。战备形势缓和以后，这些企事业由于远离当地的经济中心地区孤立存在，虽然也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新的面貌，但不能起到在更大经济区域拉动一片、辐射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少甚至得不到相关经济条件（如原料、能源、人力资源、信息、市场）的支持，自身难以存在。从六五至八五计划时期进行的三线地区调整改造，多数是以这些企业搬迁脱险为对象的。
以电力工业为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三线建设中，在全国选了32个火力发电厂，总装机容量5434万千瓦，按照进洞要求建设。结果造成了数亿元的损失，普遍推迟了机组投产时间，加剧了缺电局面，并且留下了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和生产运行上长期的困难。有的工程地质条件恶劣，洞内潮湿，设备腐蚀严重；有的变电站设备拥挤在一个大坑内，发生事故全部被烧毁；有的片面强调分散，造成重复建设，增大投资和负荷。如贵州给每个分散的厂矿都要建一个变电站，共计有26个35千伏变电站建在交通不便的山沟、岩洞内。
尽管如此，三线建设的成绩仍然是主要的，特别是从今天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协调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来着，为我们提供了奠定保障基础的功用。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当年的三线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1991年4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四川，视察了三线建设重点项目攀枝花钢铁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西南物理研究院后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
总体来说，毛泽东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1991年1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三线工作会议上也指出：
三线建设总的部署、布局和原则是正确的，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从当前来看，特别是从海湾战争爆发后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
二、农业学大寨运动与社队企业、地方五小工业的崛起
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农业投资在全国农、轻、重投资比重中，三五计划占37％四五计划占4％，都大大低于1963至1965年的76％。农业的发展问题，在计划中的重要性始终让位于战备。尽管如此，由于大跃进后的惨痛教训，农业也始终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存在而被强调着。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路。
第一种是通过狠抓阶级斗争和人的思想革命化来促进衣业生产的主体思路，主要表现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第二种是在农业学大寨的主体思路框架下，努力适应实践和群众需要，尽可能地纠正极左错误的务实思路，主要表现为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进行的落实农业政策的种种整顿活动。第三种是由极少数地区群众暗中自发进行包产到户0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思路，这种思路没有形成党的方针路线，反而被作为资本主义逆流遭到批判和压制，但却最具生命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安徽、四川首先发展，形成即将井喷而出的趋势。
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学大寨的主体思路始终占居统治地位。本来，提倡学大寨带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意义。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是生产力落后、自然条件差、人均可耕地少。而新中国又是工业生产力极其落后的一个农业大国，要想迅速摆脱国家的落后状况，就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这也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发展的共同道路。单纯依靠投入多、产出少、缺少高附加值的农业，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因此，从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国家就制定了集中力量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成有独立自主体系的工业基础的目标。与工业相比，农业不得不在投资等方面暂时得不到支持，农民的生活不得不长时期低于工人和城镇居民。这也是建国之初毛泽东与梁漱溟关于大仁政还是小仁政争论的实质要想根本解决农村的落后状况，农业就必须付出牺牲，优先发展工业。
在一五计划时期，这种工农业差别是得到统筹兼顾的。但是大跃进冲垮了二五计划，60年代国家面耐经济困难局面，外部又遭到封锁，资金积累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农产品出口。而这种出口换来的资金更多地要投入到发展工业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展农业？只有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毛泽东在制定三五计划时多次讲：
农业投资不要太多，吃穿用每年略有增长就好，发展农业要靠大寨精神。这就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1964年强调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初衷，也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思路。
文化大革命前的60年代中期，学大寨运动主要是提倡艰苦奋斗，只是一种辅助的精神动力，还不是制定计划的依据和指标。但是，1967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三年中，毛泽东提出的农业机械化规划，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大寨由一个自力更生抓生产的典型，变成了一个紧跟政治需要，狠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农业战线政治典型。其基本经验是：在政治上狠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大促社会主义；不断地拔高生产关系，搞穷过渡鼓吹平均主义，取消按劳分配。
大寨原有的基本经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等反而成为第二位的了？农业学大寨成为三五计划特别是四五计划制定中必须考虑的条件和宪成的指标。通过学大寨运动，对农业、农村、农民采取了一系列平均主义的极左政策。
（1）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受到冲击，穷过渡被强行推广。
1967年昔阳县普遍实行大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