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的子弹，即可说明伤者在进，也可说明伤者在退。独蒋介石宁愿相信其忠勇，因此在医院伤期内，蒋鼎文就被升任教导第一团中校副团长，很快又调任第二师五团团长。
如此英勇的蒋鼎文，却在“围剿”红军中被打怕了。
1931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蒋鼎文任第四军团总指挥，率第九、第五十二两师从南城地区进犯。蒋介石原想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消灭之，7月底发现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地区，便命蒋鼎文率部向兴国急进。红军以一部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却于8月4日晚，穿过蒋鼎文部和蔡廷锴部之间20公里的空隙，跳出合围。待蒋鼎文反过身来对君埠以东的红军集中地取大包围姿势，第九师二十七旅却在老营盘突遭红军奇袭。他急令二十六旅驰援，中间一道山又被红军占领，增援不及。激战数小时，二十七旅遭全歼，八十一团团长王铭被俘。第九师是蒋鼎文的基本部队，这一损失使其分外心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15日第五十二师又在方石岭受红军袭击，全师倾覆，连师长韩德勤也被俘虏。幸亏韩德勤滑头，隐瞒了身份化装成伤兵，才侥幸逃回；蒋鼎文自己则在黄土坳陷入红军三面包围，幸逢蔡廷锴率军及时赶到，才得解围，惊魄稍定。
蒋鼎文指挥作战，在此之前一直是占便宜不少、吃亏不多。第一次参加“围剿”就差点儿当了俘虏，对他刺激很深。后来他虽然在进犯赣东北方志敏的红十军时频频得手，甚至还因向蒋介石提出“步步为营，步步推进”的战法受蒋夸奖，但心劲已大不如前了。他对红军作战有了戒心，常常托故避居上海。在私下里对好友说：“今后打算积资百万，在上海消磨20年岁月，就可结束此生。”
蒋鼎文想退，蒋介石却不让。第五次“围剿”中又被作为干将拉上第一线。让他干了两件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
第一件想不到之事是平息“闽变”。1933年11月21日，陈铭枢、蔡廷锴等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通电倒蒋；蒋介石命蒋鼎文以左路军总指挥身份，入闽镇压。
蒋鼎文与陈、蔡二人都有不错的交情。“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陈铭枢为京沪铁路方面的左翼军总指挥，蒋鼎文为沪淞铁路方面的右翼军总指挥，一起指挥部队对日军作战，配合得很好。蔡廷锴对蒋鼎文更有救命之恩，蒋鼎文自己也说，第三次“围剿”中在黄土坳若非蔡廷锴鼎力相救，他怕是早成了朱毛红军的阶下囚。
现在，蒋鼎文却率领15万大军入闽，对其并肩抗日的战友和救其于危难的同事作战了。
如果因私人感情对蒋介石的命令打了折扣，蒋鼎文也就不是蒋鼎文了。当年对苏联顾问就是如此，今天对陈铭枢、蔡廷锴也不会例外。其受命当天，他就在总指挥部对消灭第十九路军和推翻福建人民政府做出了部署。他最害怕红军支援十九路军。后来听说红军没有与蔡廷锴合作，便如释重负，大打出手。军事进攻的同时贿买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在泉州倒戈；收买地方武装及地痞流氓在十九路军后方捣乱，一口气把十九路军搞垮。
第二件想不到之事是攻占瑞金。
1934年2月“闽变”结束，蒋鼎文部改为东路军，从福建方向进攻中央苏区。
但出师不利。第一路陈明仁的八十师刚进入沙县，就遭到红军的围歼，官兵伤亡近半，辎重损失殆尽；第二路李玉堂的第三师第八旅又在连城方向被红军全歼，师部直属部队亦有损失。蒋鼎文气急败坏，一面亲临前线督战，一面急电南昌行营。蒋介石接电，立即派顾祝同飞往闽西，帮助其重新部署作战计划，并将陈明仁撤职，李玉堂降为上校师长，留职“立功”。
在别处作战就很顺利、偏偏对红军作战极不顺利、直到红军出发长征前仍在吃亏的蒋鼎文，最后占领了一座空空如也的瑞金城。
还是在红军长征出发整整一个月之后。
还有三个金刚。
钱大钧善战，也善谋。领兵打仗时，曾对南昌起义部队造成过很大危害。做高级幕僚、调任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主任了，便又出谋划策，帮助蒋介石制定第四次“围剿”的方略。
八大金刚中，七个金刚都参与了对红军作战，唯独剩下个张治中。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未和红军作战；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共十分友好；解放战争时被人说成是和平将军。虽然他不在战场上与共产党交手，但作为蒋介石的首席代表，在谈判桌上与共产党人的交锋之中，张治中也是攻势凌厉、咄咄紧逼的。1945年重庆谈判的记录便是明证。涉及共产党军队的削减，张治中就和在战场上交手一样，寸步不让。
否则，怎能算成蒋介石的金刚。
最后一个便是陈诚。
中国共产党方面，没有听说毛泽东夸赞过哪个国民党将领。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资格最深的领导人周恩来，曾夸过陈诚、胡宗南。
1936年7月，周恩来在陕北白家坪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国民党将领中，陈诚算得上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
这是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作战中，给红军造成最大伤害的对手。
在蒋介石由黄埔党军集团组成的八大金刚中，就资历而论，陈诚排倒数第二。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陈诚仅是一名没有适当职业的候差军官，任上尉特别官佐。而何应钦是军校的少将总教官；钱大钧是中校兵器教官；顾祝同、陈继承是中校战术教官；刘峙是少校战术教官；张治中稍晚一些来，也被任命为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的上校副总队长。只有蒋鼎文的军衔低于陈诚，任第一期中尉区队长。
但蒋介石八大金刚的核心，是何应钦和陈诚。在大陆，称“蒋何”，到了台湾，便称“蒋陈”。其实自何应钦在南方三次“围剿”红军失败溜回南京，赴华北主持北平军分会受不了日本人的压迫又溜回南京，蒋介石骂他“怕死就不要穿军服”起，国民党军队的核心便已经不再是“蒋何”而是“蒋陈”了，只不过到了台湾才正式叫出来而已。
看戏时，演戏时，好的节目，好的演员，都要放在最后，曰“压轴”。
八大金刚中，蒋介石每每用陈诚压轴。收拾不了的烂摊子，让陈诚去收拾；啃不动的硬骨头，让陈诚去啃；实在丢不起人了，蒋介石也不丢这个人，而让陈诚去丢人。
1933年年初对江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虽然名义上“围剿”总指挥是何应钦，但主力部队全部掌握在陈诚手里，陈事事越级直接向蒋请示，何应钦也奈何不得。
结果出师不利：2月底陈部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在宜黄南部被红军歼灭；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双双被红军俘虏。3月，陈诚指挥罗卓英、吴奇伟两纵队打算长驱直入，进攻广昌，十一师又被红军围歼。该师为蒋军嫡系中的嫡系，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在此以前从来败北。师长肖乾自恃战斗力强，罗卓英警告他地形不利，并通过侦察得知红军主力有可能前来包围，肖乾硬是要“拼一拼”，最后几乎全军覆灭。
罗卓英纵队在由乐安向东到黄陂集中的途中，也被红军截击，损失惨重。
仗基本都是按照蒋委员长的意思打的，包括十一师师长肖乾坚持主张的战斗，陈诚事前都有请示，事后也有汇报。但仗打败了，承担责任的却不是委员长了。
1933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决定，以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第十一师师长肖乾“骄矜疏失”，记大过一次。
处分了一系列人，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便解脱干净，只留下陈诚站在那里成为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靶子，连声“觉得非常惭愧”、“不能辞其咎”，头埋得快缩进了胸脯。
能屈能伸的陈诚，从军也有一番独特经历。据台湾官方介绍，1918年，陈诚21岁，自杭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正为前途彷徨，有同乡前辈杜志远当选北平政府国会议员，北上就职时路过杭州，陈诚经人介绍与他谈话。杜发觉此人稳重有礼，且有志气，不甘平庸，遂带其北上进京。在北京逢“五四”运动发生，热血青年无人不思救国，陈诚也不例外。杜志远便托人介绍陈诚去投考保定军校。当时想从军报国的青年很多，军校条件严格，初试录取40名，复试只取3人。3人之中，便有陈诚。
官方修订的“正统”历史，自然无比优异。
但当年陈诚的英文秘书陈应东却有不同说法：当年一帮浙江同乡在车站送杜志远北上时，因杜的卫队中多青田同乡，陈诚在车上与他们攀谈忘了下车，被糊里糊涂拉到北京。杜志远问明情由，才知道陈诚是青田同乡，又是同科秀才陈希文的儿子，这才将陈诚留下。后来杜志远向同属皖系的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保送陈诚投考八期炮科，因身材矮小，考试成绩又差，未被录取。再经杜向主考官、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翰疏通，才以备取资格入学。
从陈诚的英文秘书口中透露出来的这些曲折，恰恰说明，正统的历史从来不一定就是信史。
陈诚倒从来对蒋介石忠心不贰。与他关系再深的人，只要与蒋不睦，他必弃之从蒋。
其一是邓演达。
邓演达与陈诚关系极深。1922年，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物色军事人才。选中的人当中，便有陈诚。陈诚随邓演达南下广州，邓担任警卫广州大元帅府的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任该团三连连长。1924年5月，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入伍生总队长。陈诚又被邓演达带进黄埔军校，担任上尉特别官佐。
陈诚一生的第一次关键转折由杜志远引路，第二次和第三次，引路的皆是邓演达。
其二是严重。
严重对陈诚的人格影响极大。陈诚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连长时，营长就是严重。后来邓演达去黄埔军校任职，严重也进入军校。先任中校战术教官，很快接任邓演达的入伍生总队长，后来担任军校训练部主任，并调陈诚为训练部炮兵科长。广东出师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严重由训练部主任调任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便也由炮兵科长调任该师六十三团团长。
从粤军、黄埔军校到党军，严重一直是陈诚的直接上级，两人相交很深。严对陈期望殷切，督教又严。他每天写日记，某日在日记中写到：“陈诚来谒，畅谈二小时……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足见他当时对陈诚的器重。
邓演达、严重二人一旦反蒋，陈诚便与他们分道扬镳。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严重辞职，将二十一师交陈诚代管。蒋召见陈诚，问其对国内形势的基本态度。陈诚只一句话：“绝对服从蒋总司令。”
就这一句话，陈诚在事变前一天之4月11日，被蒋任命为二十一师师长。
陈诚与蒋介石如何相识的，说法也不同。
一说黄埔时期某日陈诚从市内玩耍归来，夜不能寐，索性起床挑灯读书。适逢蒋介石查夜，寻灯光而来，见陈诚夜读，拿过一看是画有很多杠杠的《三民主义》，从此留下深刻印象。
另一说某日陈诚到广州市区玩耍，第二天清早就乘头班轮船回黄埔军校，到操场上翻单杠。恰巧这天蒋介石很早到校巡视，走到单杠旁见地上放有一本《三民主义》，拿起翻阅，书上圈圈点点写满小字，连夸阅读认真，留下深刻印象。
两种说法差别不多。都是圈圈点点的《三民主义》，都是蒋校长亲自发现，都是从广州玩耍返回。不同的是一个发生在半夜，一个发生在清晨。一个在读书，一个在翻单杠。如果只有这两种说法，那么倒可以说，前一种说法可能性小，后一种可能性大。因为蒋当时并不住在黄埔军校内。他的住地与军校有一段距离，半夜起来到军校查哨再返回去，可能性不大。蒋有早起的习惯，清晨早早到校倒是极有可能。
不过蒋、陈相识，的确发生在黄埔军校以前。
1923年5月，担任大元帅府警卫事宜的上尉连长的陈诚随同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冯葆初部队作战，陈胸部中弹受伤。住院治疗期间，新锐军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到肇庆，顺便到医院慰问伤患，两人在病床前第一次相识。从此一直到1965年陈诚在台湾去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终生不改。
陈诚自身也是一个矛盾体。政治上忠蒋不贰，感情上又与邓、严藕断丝连。
蒋介石通缉邓演达，陈诚明知邓隐居上海租界也不报告，还悄悄给邓送消息。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枪毙，陈诚着实难受了好几天。
严重辞职后隐居庐山犁头尖，平房三间，生活拮据，陈诚便暗中接济。一遇机会就在蒋面前保举严重。“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大公报》发表严重隐居庐山的专题报道，指蒋介石国难当头，弃北伐名将不用。陈诚立刻抓住机会与陈布雷一起向蒋进言，起用严重，他本人还急匆匆上庐山想拉严重下山。
与忠蒋和反蒋的人都还关系不错，是陈诚独立摸索出来的一套政治模式。
这种模式被他用到指挥作战与部队训练中，变成对民情、对兵心的极端重视。
陈诚与蒋介石、何应钦不同的是，蒋、何皆以优异成绩考取军校和从军校毕业，陈诚却不然。当年若无杜志远连连保荐，他也只能返回家乡做一名体育教师。
所以他的军事素养大部分来自后来的战争实践。陈诚之善战，且不易为国民党其他将领学去，确有不少步兵操典之外的东西。功夫在战外，对他来说不为之过。
他一直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推崇备至。
二十一师是一支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部队。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师长严重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口号，作为该师官兵守则。陈诚身体力行，贯彻全团。陈团连以下军官都肩背马枪行军，与士兵同吃同住。不仅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