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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也派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协助佐尔格开展营救工作。营救计划由佐尔格和潘汉年共同制订。当时上海的英国、法国和日本巡捕已经开始跟踪佐尔格。但他镇静自若、毫不畏惧；一面不动声色继续写他的农业问题文章，一面与潘汉年一道，从公开和秘密两个渠道展开营救工作。
公开渠道由宋庆龄、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等人出面活动，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秘密渠道则是从租界和国民党内部打开缺口。潘汉年告诉佐尔格，国民党办案人员有收受贿赂的习惯。1929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得悉后用现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再高价请律师辩护，多管齐下，使任弼时安然获释；恽代英被捕也是同样，已经打通了各种关节，如果不是最后顾顺章叛变指认，恽代英已经出狱。
佐尔格得知此讯后，急电莫斯科，要求立即派专人送两万美元到上海，用于打通关节，完成营救。
苏军总参谋部马上采取行动。送款路线跨越西伯利亚后，要穿过中国东北。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该地区全部被日本人控制。考虑到德国与日本关系不错，于是苏军总参谋部决定选派德共党员执行这项使命。为保险起见选用两人，每人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的路线。两人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人在完成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任务。
最后，两位送钱的德共党员都完成了这项颇具风险的任务，先后穿越中国东北抵达上海，将钱送到了佐尔格手里。
两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晚年撰写文章时还激动地回忆安全到达上海后，和佐尔格拥抱的兴奋情景。
另一个叫奥托？布劳恩。晚年写文章却板起面孔，一个字也不提当年的秘密使命，也一个字不提佐尔格。只是含糊地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不但说错了被捕时间和人数，而且对自己与此事件的关系守口如瓶。
奥托，布劳恩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他比佐尔格小4岁，却比佐尔格早一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奥托？布劳恩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曾经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勇战斗。此期间他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当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方发现牛兰夫妇的地址时，奥托？布劳恩还是一名学员，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内规规矩矩地听课。其后对他来说便都是闪电式的了。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刚刚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就被派遣来华。
奥托？布劳恩与理查德？佐尔格同一系统。区别仅为后者已是苏军总参谋部内担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了，前者还是个刚刚报到的送款员，担任交通员一类的角色，到上海后便自然受佐尔格领导。
给佐尔格送款，是奥托？布劳恩在苏军总参谋部领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没有人想到这位交通员一去不归，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其之来华，并非自己所述，受共产国际指派。
从20年代中期起，共产国际就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不少著名人物被派来中国，指导革命。
维经斯基来华，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并在会场出现意外情况后，首先提出转移，以其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避免了中共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马林还是国共合作的主要倡导者。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的学识和经验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俄共（布）远东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中国采取的是只重实力的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而疏远孙中山的政策，直到马林来华，才拨正航向。
鲍罗廷在华5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被称为“广州的列宁”。
米夫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著名的“中国通”，1926年底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提出“米夫提纲”，认为应该立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斯大林后来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虽然认为成立农民苏维埃为时过早，但认为米夫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的提法完全正确；米夫提纲中提出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问题，是个贡献。
罗明纳兹为中共八七会议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并作政治报告，主张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对中共中央转变总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老资格的革命者。
老资格的革命者又都在中国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罗明纳兹以后，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只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再享有决定权。共产国际再未派遣所谓“全权代表”来中国。
为什么突然又出现这样一个未受过共产国际特别训练、甚至对东方革命没有一个粗浅了解的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在毕业当年就来中国、担任所谓的“军事顾问”呢？连共产国际常驻中国的正式代表都不再具有“决定权”了，又是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能够直接、全权指挥苏区红军的顾问呢？
问题是在哪儿弄糟的？
还是糟在中国人自己身上。
帮助奥托？布劳恩完成身份转换的，不是共产国际，也不是苏军总参谋部，而是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当时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的困难。牛兰夫妇被捕后不到一周，又有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人竟然有两人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此双重打击下，受到极大的损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领导者周恩来也只有被迫隐蔽，于年底奔赴江西苏区。当时在上海并没有明显危险的王明则找出种种借口，先周恩来一步于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远不足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何人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自行决定。
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会议，一说是在一家酒店开的，一说是在博古家里开的。
博古年轻气盛，热情奔放，并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里。他又极富口才，善于作充满激情的演讲；六届四中全会后出任团中央书记，因组织和鼓动的才能受到少共国际的表扬。在决定中共临时中央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博古负总责，他一句：好，我来就我来！毫无顾虑。
这一年他24岁。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当时中共中央发给国际的报告和接受国际的指示，都要通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博古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便成为远东局的常客。佐尔格小组虽然隶属苏军总参谋部，也以共产国际派出人员的身份活动，小组人员也常来远东局交换情况。结果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苏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佐尔格三人之间，来往密切。
牛兰夫妇被捕事件发生后，又从苏联远道来了一个送款员奥托？布劳恩。尤尔特、佐尔格和奥托？布劳恩三人虽然代表不同方面，但都是德国人，这真是个“老乡见老乡”的历史巧合。布劳恩之所以没有同另一名送款员赫尔曼？西伯勒尔那样完成任务便迅速回国，因为他在这里一下就遇见了两个熟人。
布劳恩与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是老相识。在德国时两人就一起做过党的工作。尤尔特当时在德共党内地位颇高，但与德共领导人台尔曼意见不合，被共产国际调出德共，远离其同胞，分配到中国工作。
第二个便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苏联时布劳恩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生，博古则是中山大学学生，学校都在莫斯科，当时两人就认识。
三个老相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虽身份各异，但都担负重大使命。既十分兴奋，又分外亲热。
奥托？布劳恩来华前，博古刚刚出任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职务不久，白区工作已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中共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组织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了，也不再是发动城市武装暴动。全国各个苏区，正在如火如茶开展武装斗争。苏区工作已经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工作。军事问题正在成为革命斗争中首要的、迫切的和关键的问题。组织一场真正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新考验。
结论异常简单。不懂军事，无法把舵。
面对这个结论最不利的人，就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作为一个出家门进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门、出中山大学校门即进中共中央机关门的领导者，他搞过学运，搞过工运，却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自感最为欠缺的，就是军事这一课。
恰恰这时来了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奥托？布劳恩。
博古把他的这个熟人留了下来，权充作自己那条并不稳固的船上的水手长。
这一年奥托？布劳恩31岁，长博古7岁。
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与奥托？布劳恩在上海整整相处一年。一年之中，两人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些什么看法？怎样评估苏区的武装斗争？如何使这一斗争再进一步发展？现在已经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此后的事实说明，这段时间使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绝对的信任。
很快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1933年春，博古去中央苏区。他动身前提出要奥托？布劳恩一同去。布劳恩并不缺乏去苏区的勇气，但他有自己的考虑。作为一个曾多次从危险中脱身的国际革命者，他并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现的艰险。况且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正在来上海途中，博古走后他在上海将很快无事可做。这些都是他愿意跟博古去苏区的理由。
不能去的理由只有一个：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所以当尤尔特代表远东局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他要凭借这个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事情并非奥托？布劳恩想象的那么简单顺利。他后来回忆说，“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到底是几封，他也说不清。
隔了一段时间，直到博古临离开上海前，才收到共产国际正式且含混的答复：
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似乎是要通过这个指示让远东局、中共临时中央和奥托？布劳恩明白两点：
其一，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没有指示权力”，仅仅具有建议权；
其二，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并不受托于共产国际，只受托于中共中央。
显然，共产国际没有帮助李德完成身份转换。只是要求中共临时中央对自己选定的顾问负责。布劳恩后来说，“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从来不直接对他发出任何指示电报。他与共产国际也从来没有建立直接联系。真正由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弗雷德从上海给李德发电报，也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帮助了解情况的临时助手而已。
一直到进入苏区，布劳恩也知道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微妙。在苏区的军事会议上起初他一再说明，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但博古不容他这样讲下去。在介绍他的第一个欢迎会上，热情洋溢的博古便展开了他的演说才能：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与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博古给予了他“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这把尚方宝剑。还给他戴上一连串“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老革命家和军事家”等光彩照人的帽子，还亲自给他起了个中国名：李德。
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进入中国革命史册。
作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博古进一步说明，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份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决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对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
奥托？布劳恩从军校毕业时间并不长，开始还不适应“李德”这个名字，不适应“太上皇”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见每一个人似乎都认为他这个顾问具有极大的权力，而且他在日记中写道：“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
他说对了。年轻的博古需要旁边有个钟馗，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对他一窍不通的军事工作的权威。李德就扮演了这样的钟馗。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确切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成简图由李德批阅。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奥托？布劳恩逐渐熟悉了李德这个名字，也逐渐习惯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真的做起太上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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