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中央军
军 委
总 征
局面极其严峻。以最高权力机关联合名义发报，且电报语气之沉重，措辞之严厉，为历来所罕见。
不能仅仅是宣告胜利的电报可以载入史册。林彪“星夜兼程过河”电报和周恩来“向着火线上去”电报，更叠现出我军那部既光辉灿烂又千曲百折的战史。
艰难奋战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在这里，它融化在了字里行间。
面对红一军团历史上空前的严峻情况，林彪在天亮之前给各部队下达命令，按照军委要求，12时前决不准敌人突过白沙铺！聂荣臻组织政工人员全部到连队，提出战斗口号：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林、聂光想着白沙铺了，未想到差点儿让李觉麾下的湘军端了一军团的军团部。
12月1日凌晨，敌军再次对觉山铺一线发起猛烈进攻。国民党《陆军第十六师于全县觉山沙子包一带剿匪各役战斗详报》记载：
本日拂晓，我李代司令率补充各团附炮兵，沿公路向朱兰铺、白沙铺攻剿。本师（十六师）第四十八旅附第九十三团，向刘家、严家之匪攻剿。师长率第四十六旅沿公路跟进策应。自晨至午，战斗极烈。我军在飞机炮火掩护之下，勇猛冲击，前仆后继……
不仅林彪会打穿插迂回，李觉的穿插迂回更加凶猛。湘军一部从一军团一师与二师的接合部切入，以浓密的树林作掩护，向右翼迂回到一师三团背后，包围该团两个营。左翼敌人也向红军侧后迂回。一、二团被分割截击，情势危急。
战至中午，敌人竟然迂回到了觉山铺南面隐蔽山坡上的军团指挥所。参谋长左权正在吃饭，警卫员邱文熙突然报告：“敌人爬上来了！”聂荣臻不信，以为是自己部队在调动，到前面一看，黑压压一片敌人端着刺刀，已经快到跟前了。
林彪拔出手枪。聂荣臻拔出手枪。左权丢下饭碗操起枪去指挥警卫部队。军团指挥所瞬间成了战斗最前沿。军团指挥员眨眼变成了普通战斗员。
红一军团部曾几次遇险。
第四次反“围剿”在草台岗围歼陈诚的十一师，一颗炸弹落到指挥位置，强大的气浪把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一下子抛到山坡下。林彪爬起来一看没有受伤，拍掉身上的土，继续书写战斗命令。
第五次反“围剿”一军团从大雄关向西南转移，在军峰山堡垒地带遭毛炳文第八师袭击，敌人冲到军团部前。林、聂带领身边的警卫员、炊事员和机关直属队人员投入战斗，一直顶到增援部队上来。
但最险的还是湘江这一次。
1942年5月，左权牺牲在抗日前线。林彪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悼左权同志》：
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旋涡，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我们曾各亲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拦阻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扑。子弹、炮弹、炸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
文章落笔时，他眼前一定出现了湘江畔那场血战。
活生生的、摒弃一切夸张、形容、粉饰的战争。
林彪一生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军事专著。他更不会似哈姆雷特那般在空寂幽暗的舞台上就自己的经历感受大段独白。从始至终他沉默寡言。在家乡林家大湾上学时，他曾给小学女同学林春芳写过一副对联：读书处处有个我在，行事桩桩少对人言。这两句话成为贯穿他一生的格言。只有在很少的场合、很少的文字之中，他才略微表露出自己的真情与心迹，《悼左权同志》是其中之一。
四、蒋介石仰天长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中央纵队在12月1日中午以前渡过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
一、三军团在两侧硬顶，五军团在后卫硬堵，红军主力部队硬是用热血浇出一条愈见狭窄的通道。湘江江面，殷红的鲜血伴随着撕碎的文件、丢弃的书籍、散落的钞票，汩汩流淌。
彭德怀晚年回忆这一段时说：“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总算是在12月抬到了贵州之遵义城。”
当时彭德怀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回顾这一幕，仍如释重负。
湘军刘建绪给红一军团予拦截；桂军白崇禧给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予侧击；中央军周浑元予红五军团以尾击，造成红军的重大伤亡。
五军团三十四师、三军团六师十八团被隔断在河东。
八军团二十一师完全垮掉。二十三师严重减员。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冒着弹雨蹚过湘江时，身边只剩一个扛油印机的油印员。整个军团损失三分之二，剩下不到2000人。十几天后，八军团建制撤销。
江西苏区著名的少共国际师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
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86000余人，至此损失过半。
在通过湘南郴州、宜章间第三道封锁线时，彭德怀曾建议三军团迅速北上，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迫敌改变部署；同时中央红军其他部队进占湘西，在溆浦、辰溪、沅陵一带建立根据地，创造新战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红军到底还是进入了西延山脉。三十多年后，彭德怀还在感叹未采纳他的方案。
并非所有失误都可归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九个师就在北面并行追击；曾经失守长沙的何键更是将主力云集衡阳，严防红军北上进入湖南腹地。历史如果能够再走一遍，那么从湘南北上，前途只会更加凶险。
黄克诚回忆说：“桂系军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不是从正面，也不是从背后攻击我军，而是从侧面拦腰打。广西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密，桂军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越条件，隐蔽地进入红军侧翼以后，突然发起攻击，往往很容易得手。而我军既不熟悉地形，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吃了大亏。”
本来还要吃更大的亏。
中央红军冲过湘江后，进入西延山脉。桂军依仗道路熟悉，当红军还在龙胜以东时，桂军第七军二十四师已抄到前头，先期赶到龙胜。该师参谋覃琦建议：迅速攻占入黔通道马堤北坳，截断红军去路，将其包围于马堤凹地歼灭之。
马堤地区是由南向北的狭长隘路，东西两侧重山叠嶂，无路可攀。北路若被先期赶到的第七军二十四师截断，南路又有夏威十五军部队追击，红军既无攻坚兵器，又难寻到粮食，困于狭长谷地，局面可想而知。
但二十四师师长覃联芳不用此案。他说：“总部（白崇禧）的作战计划是放开入黔去路，使红军迅速离开桂境，堵塞中央军入桂剿共借口。本军进出义宁、龙胜，主要任务是防止红军向三江方面侵入。依你的意见，纵能将红军围困于一时，他这样大的兵力，岂能立即歼灭？倘逼考虑跳墙回头同我硬碰，造成鹬蚌相持，给中央军入桂之机，获渔人之利，这与总部的作战计划相违背，断不能行。”
覃联芳师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其以防守态势监视红军大队通过后，才攻占马堤北坳，截击红军后尾四百余人。
桂军确实给红军造成很大的损害。但从实质上看，中央红军通过桂境时，桂军的攻击仅属于尾击和侧击。少部分想推动红军早日离境，多部分则是为了应付蒋介石。其让开防堵正面，放开红军西进通道才是关键和实质。
作为对11月28日蒋介石指责桂军让路电报的回答，白崇禧12月1日给蒋介石拍发了一封颇不客气的电报：
“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东安，不趁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
同一天，桂军第七军覃联芳师与从清水关进入广西的中央军周浑元部万耀煌师发生冲突。这次覃联芳的攻击精神极强。部下通过衣服颜色已经辨明是中央军，覃联芳仍说：“即使是中央军，也不能放过”，派出一营兵力攻击前进。万耀煌师不意之间遭覃师两面突袭，急向关外撤退，但先头部队一个连还是被桂军包围，就地缴械。
虽然最后双方皆以误会互相致歉，桂军发还所缴枪械了事。但周浑元从此不敢再入桂境，只有率队绕个大弯，从湘境的东安追击红军。
桂军一俟红军主力通过后，立即以主力由龙虎关突至灌阳的新圩，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人员、伤病号及挑夫，还雇用一些平民化装成“俘虏”，拍成“七千俘虏”的影片，既送南京给蒋介石看，又送各地放映，宣传桂军之战绩。
蒋介石毫无办法，后来只得严饬桂军向贵州尾追，不得稍纵。白崇禧令第七军廖磊依中央军之前例，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于是廖磊便在红军后卫董振堂红五军团之后徐徐跟进，而且到独山都匀后，便全军停止，不再前进。蒋介石坐镇贵阳，急电廖磊星夜兼程，廖复电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
蒋仰天长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他忘记了亲自对薛岳交代的话：“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这就是王建平告白崇禧的“一举除三害”之计。
允许自己的两面，不允许别人的两面？
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陈济棠、白崇禧和何键三人身上。粤、桂、湘军阀为维护割据地位，在红军不深入其腹地的前提下，故意为红军让开西进通道，以免中央军渗透其势力范围。
陈济棠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粤，事前就与红军有秘密协议；
白崇禧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桂，在红军主力逼近时突然闪身让出通道；
何键之湘系虽与中央军通力合作，追剿奔走最力、部队行动最积极，但军事部署也一直是前轻后重。愈入桂境兵力愈薄，愈入湘境兵力愈厚，随时准备将锋头缩回来，防止红军进入湘境。他防范的重点一直是湖南段湘江，而非广西段湘江。他大军云集湘境，只是垒金字塔一般向桂北全州探出一个塔尖。
何键也是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湘。
陈、白、何三人同床异梦，却又异曲同工。
即使担任追击的中央军的薛岳部，也在用一种不远不近、不紧不慢的方式和红军保持两天路程，耐心等待红军尽可能多地与粤军、桂军、湘军相拼，以收渔翁之效。
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们把这称作“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即追堵部队中谁也不愿意猛追强堵。
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军人所能够理解的战争运作了。
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湘江追堵计划这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
真正的败因却正在蒋介石。他那种图以湘、粤、桂地方势力消耗歼灭红军主力，而中央军作壁上观的一箭双雕、两败俱伤的精心算计，最终害及其身。就是派去长追的中央军薛岳部也并非蒋介石真正的嫡系，不过是嫡系中的杂牌而已。真正起家的本钱，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动用了。1934年10月被追出了中央苏区的红军，如同1927年4月12日被追出了城市的共产党人一样，他认为不再是他的主要对手。
所以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追剿计划那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
他又一次犯了一个与1927年一模一样的错误：轻视了他的掘墓人。
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失败，白崇禧由鄂西去长沙。途中所乘汽车故障，下车在路边等待。恰逢周恩来也过此地，两人不期而遇。
周恩来与白崇禧早就相识。1927年他们两人一个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一个是“四一二”政变中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向示威人群开枪的上海戒严司令；1934年一个是指挥强渡湘江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兼中央红军总政委；一个是指挥防堵湘江的桂军总指挥，早就是不打不相识。
周恩来邀请白崇禧上他的车。日军先头部队离此已经不远。
白犹豫再三，方才上车。
两人一路上谈了很多，包括湘江之战。
白说：“你们未到广西，我很感激！”
周答：“你们广西的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进去。”
湘江，不管是为它浴血奋战也好，还是以它谈笑风生也好，即使浴血奋战的人和谈笑风生的人都不在了，它也仍然在汩汩流淌。
五、军人与政治
与白崇禧对待中央军的蛮横态度相比，何键带领刘建绪、李觉等湘军悍将便配合得多了。即使如此，湘军在蒋介石那里也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南昌行营的智囊亲信们对湘军战报不屑一顾，认为何键、刘建绪作战一贯耍滑头，现在不过是逃避湘江失守之责。
对何、刘来说，不冤也冤，冤也不冤。
何键先对红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把主力集中在黄沙河；后又不愿前出全州过远，填补桂军空隙，也起到了给红军保留通道的作用。李觉后来回忆说，“我们对堵截红军是谁也没有信心的。湖南方面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红军迅速通过，不要在湖南省境内停留下来，就是万幸”，也有一定道理。
何键在抗战期间被解除兵权，闲住重庆。有人看他寂寞，推荐一本《延安一月》。他看过后沉默良久，最后说：“共产党组织民众，唤起民众是扎实的，毛泽东真有一套理论和办法。”
他忘记了当年在宁远清乡时说过的话：“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也忘记了当年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
从1929出任“湘赣两省剿共代总指挥”起，到1930年组织“平浏绥靖处”、公布“十大杀令”进攻苏区，1932年纠集三省部队组织“湘粤赣会剿”，1933年第五次“围剿”中任西路军总司令，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任“追剿军”总司令，1935年初出任湘鄂川黔边区“剿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