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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指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的蒋介石，当初在这方面也有颇为精彩的论述。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东征大捷后，他在汕头总指挥部宴请苏俄顾问时讲：
“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革命党受俄国人的指挥，在他说话人的用意，以为这句话就是可以诬蔑我们革命党的一个最好的材料。我以为做这样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19世纪以前知道国家主义的民族英雄而已，他并不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要晓得这种褊狭的思想，在数十年以前闭关时代来说，还可算是一个爱国的英雄，但是现在20世纪就不行了。因为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备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
蒋介石也是颇善雄辩之人。
苏联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孙中山和蒋介石外，还大力援助北方的冯玉祥。
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了俄式步枪38828支，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大量药品等。
1926年10月底，国民军又从苏联得到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和10支火焰喷射器等。
此外，还派遣了相当数量的军事顾问。冯玉祥回忆说，顾问组中“步骑炮工各项专门人才皆备”。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军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厂，生产弹药，培养技师；按照苏俄的图纸，还制造出第一批装甲车。
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并派乌斯曼诺夫（桑古尔斯基）为冯玉祥的军事总顾问，帮助他指挥国民军作战。
所以当蒋、冯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曰：“苏俄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可见苏俄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
相形之下，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援助与国民党比较起来，也谨慎得多了。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不管是南陈还是北李，经济来源皆只有教书、编辑的薪水及写文章的稿费。钱稍有富裕，也仅够用于操办一两份刊物。对其他社会活动如开展学运、工运、兵运等，即使意义重大，也无力支持。
维经斯基等来华后，中国共产党进入筹建阶段，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但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所需费用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党组织最先接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援助。当时这种最初的援助带有很大的临时性质。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立即经费无着，各种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余元路费都拿不出来，只有从私人手里借钱才算了事。
连路费都无着的这些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谨慎。
陈独秀就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
后来陈独秀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广州有人在报上骂他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在这种压力下，陈更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党人有哪一个不想独立？但若不能自主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不久，在与当时主持上海小组工作的李汉俊、李达会晤时，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援助，但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李汉俊和李达当场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援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开展工作。
马林同二李的关系因此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
张国焘则采取另一态度。他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还有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
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了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本着这种立场，陈独秀与马林谈成僵局。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飞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双方对此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它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儿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儿钱，再坐一会儿，就走了。
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到捕房后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过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捕，褚辅成一见面就拉着陈的手大声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来了！”
陈独秀的身份当即暴露。
对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设法营救，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帮忙；孙中山立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要求通融。
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释放，罚100元了事。
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留给陈独秀的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的空口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他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大体共识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确有必要时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虽然只承认“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用中共中央的下设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个弯，缓和了陈独秀一直坚持“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的观点，但从此，中国共产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中共二大正式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那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与国民党接受的援助比较起来，相去甚远。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元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4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依然异常重要。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对20世纪20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30元至40元生活费。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的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交纳的党费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一百万元之多。
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所以，尽管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量，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共产国际的援助给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巨大帮助。但又正是通过有限的援助形成的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
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皆着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
首先是陈独秀。
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俯首听命。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其所言极是。问题是，连从监狱里解救你的钱都要别人支付，还怎么独立于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以后，还想保持与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兄弟关系”，只能是书生意气的一相情愿了。
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人民视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富创见。在荷属殖民地的解放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统一战线经验的马林，看到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可以说是革命党人战略与策略的高度融合。
也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虽然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的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独立性而不被吞并？怎样维护蓬勃的锐气而不被官僚化、贵族化？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
马林的建议中还隐含着一些错误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把是否加入国民党看做决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生死存亡的问题，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