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张国焘还是不满意，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毛泽东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
周恩来讲这番话的时候，清楚地知道因为芦花政治局会议上他讲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不对，张国焘的主要矛头便对准了他。一定要他退出军委工作。
精神压力是巨大的。沙窝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改称为红一方面军。
但周恩来刚刚执掌一方面军大印，就病倒了。
由于时间的耽搁，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松潘，堡垒封锁基本完成。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订了《夏洮战役计划》：以集中在卓克基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编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北出阿坝，争取先机进占夏河洮河流域；以集中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北出班佑、阿西。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8月1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右路军行动计划》，规定右路军分三个梯队蝉联北进，掩护左路军主力北上。13日，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将这一计划电告张国焘。但张国焘按兵不动。
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由雅安进至文县、平武，同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进占懋功、绥靖等地及岷江东岸地区。各路敌人正在逐步合围过来，企图把红军歼灭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此时张国焘又想北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又想南击抚边、理番，举棋不定。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疾进”，“目前应专力向北，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否则军粮“难乎为继”。
张国焘接电后终于从卓克基出发。20日，先头部队占领阿坝。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严厉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号召全体党员、指战员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实现赤化川陕甘，为苏维埃中国而战。
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
周恩来的身体基本上垮了。开始以为患的是痢疾，后来才发现是肝脓肿。当时的条件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和警卫战士从60里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在肝区上方冷敷。但过草地怎么办呢？
彭德怀咬牙一句“抬！”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宁可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重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人抬出草地！这真正是空前艰巨的任务。高山大川，磨烂鞋底，磨破脚掌，因为地面的坚硬。草地却是湿软的地表、弥漫的水雾、无底的沼泽。无向导带路，便很容易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更何况还要抬人！
陈赓站出来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站出来给周恩来抬担架，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人人都经过了长途跋涉，人人都缺吃少穿，冻饿交加，抬担架的人，比睡担架的人已经强不了太多。杨立三和战士们一起抬着担架，迈过脚下的野草、泥沼和腐臭的黑色污水，任风吹在身上，雨淋在身上，雪落在身上，冰雹砸在身上，硬是把周恩来等人抬出了草地。
过草地欠下的情谊周恩来终生难忘。
1954年杨立三去世。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也是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
1974年彭德怀去世。戴着“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帽子，骨灰被送到成都。存放前，传来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
当时已身患癌症且处境险恶的周恩来，没有忘记雪山草地之恩。他用心良苦！
1978年彭德怀平反，中央军委指示查找彭德怀同志的骨灰。骨灰顺利找到了。似乎预感到将来而提出“以免查找弄错”的周恩来，已经去世近三年。
1935年8月29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向包座地区之敌发起进攻。经三天激战，毙伤俘敌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包座之战显示四方面军确实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四十九师是胡宗南的主力，被刚刚走过草地的程世才、李先念指挥三十军一下打垮，北上之门由此完全打开。
跟随右路军前进的中共中央，站在敞开的门边焦急地等待左路军的张国焘。
9月1日，张国焘率左路军一部从阿坝出发，向中央所在的班佑、巴西地区开进。
9月2日，张国焘到达噶曲河附近，致电中共中央“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停止东进。
9月3日，张国焘电称“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公开反对北上方针，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同时令左路军先头部队三日内全部返回阿坝。
危机到了爆发时刻。
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体验：越到关键时刻，各种相关回忆越呈现一片互相矛盾的混乱。就像那些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镜头，观众除了从慌乱捕捉、无序跳动的镜头中感觉到拍摄者激烈跳动的心脏和不住颤动的手臂外，其他便很难看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了。
1935年9月发生在阿坝、班佑、巴西地区的事件，也是如此。
从9月8日开始，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令处置。”
同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电张国焘：“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张国焘回电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徐向前、陈昌浩接电后，经研究由陈昌浩报告了党中央。
当晚，中央领导人通知陈昌浩、徐向前去周恩来住处开会。会议一致通过向张国焘发出如下电报：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丹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9月8日22时
《毛泽东年谱》记载，9月9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说，9月9日上午，张国焘发密码电报给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获悉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杨尚昆1984年4月3日对索尔兹伯里说：“叶并不了解其中的阴谋。”
《叶剑英传》引述叶剑英的回忆说，“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段时间，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娄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叶剑英说出一个重要情况：依靠彭德怀。这一句话的分量，并不亚于毛泽东抄在卷烟纸上的那一段电文。
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一、三军团和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也被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彭德怀忧心忡忡地说：“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北进时，林彪率一军团和四方面一部为前锋，距离中央队甚远。
三军团走在右路军的最后，与中央队很近。当时周恩来、王稼祥因病重均住在三军团部。出于担心中央的安全，每到宿营地，彭德怀都要去看毛泽东，还秘密派三军团十一团隐蔽在毛泽东住处不远，以防万一。
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已经从空气中感觉出事态严重。他觉得张国焘有野心，中央没有看出来。林彪已进至俄界地区。身边的兵力只有三军团的几个团，中央领导人又都住在前敌总指挥部。一旦有变，安全没有保证。
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多了个心眼。他当时叫人另编了密码本，派武亭带着指北针沿一军团走过在路径去找林彪、聂荣臻。
武亭是朝鲜人，长期在三军团作战。他刚把密码本送到，事情就发生了。
事实证明，彭德怀送密码给林、聂，将一、三军团重新联络成一个首尾相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是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着棋。林彪、聂荣臻在前方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立即作好了接应中央和三军团的所有准备。
9月8日，毛泽东得知张国焘来电“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后，发现情况严重，通知陈昌浩、徐向前“在周恩来住处开会”，即是在三军团开会。
会前彭德怀向毛泽东请示：“如果四方面军用武力解散我们，或挟中央南进，怎么办？从防御出发，我们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以避免武装冲突？”
彭德怀所说的人质，指将要到会的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
毛泽东深思片刻说：“不可。”
但彭德怀的主意，为中央领导人脱离前敌总指挥部提供了借口。毛泽东到陈昌浩住处对陈说：军队即要行动，中央是否召开一次会议，作些部署？陈昌浩同意。毛泽东又以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均在三军团为由，约陈到三军团司令部开会。
会议开完，毛泽东便留在了三军团。
三军团成为非常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唯一可以依赖的武力。
到了9月9日。
中共中央将要与张国焘在战略行动上分离的9月9日。
一方面军将要和四方面军分离的9月9日。
中国工农红军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将出现第一次大分裂的9月9日。
9月9日，中央再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丹、青交通（界）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但一切都难以挽回了。
同日24时，张国焘复电徐、陈并转中央，坚持南下：“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此日后，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了。
毛泽东一生中，三个9月9日深深嵌入他的生命。
第一个是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第一次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在这天，与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毛泽东被清乡队抓住，押送团防局处死。他从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他对斯诺回忆说：
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的毛泽东，竟然差点就让民团的清乡队解决了。
秋收起义部队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师后，第一师师部副官杨立三看见毛泽东脚趾溃烂，问缘由，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