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的毛泽东，竟然差点就让民团的清乡队解决了。
秋收起义部队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师后，第一师师部副官杨立三看见毛泽东脚趾溃烂，问缘由，毛泽东回答是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爬山扎烂的。
第二个是1935年9月9日，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27年的9月9日是个人生命的危险。1935年的9月9日则是丢失苏区之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不是因敌人包围、而是因内部分裂面临覆灭的可能。在红军总部的朱德后来也回忆道，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
中共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
9月10日凌晨，万籁俱寂。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
杨尚昆回忆三军团受命于凌晨2时出发。前敌指挥部作战室墙上有一张地图掉在地上，叶剑英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剑英则回忆说，“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后改名吕黎平），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
10日凌晨，前敌总指挥部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急电张国焘。张国焘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打电话来请示的是第四军军长许世友。
也不同意红军打红军的陈昌浩，在那封给彭德怀的信中火气十足：“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立即率队返回阿西”。
彭德怀把陈昌浩的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总会觉悟的。”
北进中再次出现险情。险情出自徐向前回忆中何畏向陈昌浩的报告。
何畏是红军大学政委。陈昌浩从他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即命令他们停止前进。红大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毛泽东等人走在红大前面，见他们停下来了，便也停下来，想问个究竟。
来传达命令的是红大教育长李特。李特当过四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脾气急躁，身上从不离枪。他带着人追赶上来，问毛泽东：张总政委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北上？
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冷静地回答：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北面敌人则较薄弱，这是其一。第二，北上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李特说：“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在此两军对峙、千钧一发之时，毛泽东再次抬出了彭德怀。
李特脾气暴，彭德怀脾气更暴。彭德怀在红军中有猛将之威，这一点连李特都十分清楚。毛泽东这些话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
李特没有轻举妄动。他只是带回了红大中四方面军的学员。
毛泽东对这些又将南返的学员说：“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南下的红大学员，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远去了。
北上的毛泽东，在红大学员的视野中远去了。
会师刚刚三个月的两支主力红军，在北上大门之前分道扬镳。
由此把第二个9月9日，深深浇注进毛泽东的生命。
第三个9月9日，是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时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去世。
三、山丹丹花开
1923年11月，托洛茨基对访问苏俄的蒋介石说，国民党应该“北上，因为北方有更便于共同行动的条件”。
当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北上万里长征之时，蒋介石是否还记得托洛茨基这句话？从这句话里他能得到什么启示？
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军事问题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肯定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转入四川是对的，认为在四川、陕南和尽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区扩大苏区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当毛泽东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问题发生原则分歧之时，他们之中有谁知道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川陕甘方针，被作出修正。
会议还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并成立了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五人团指挥军事；设立了编制委员会，主任李德，叶剑英、邓发、王稼祥、蔡树藩、罗迈为委员。
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团结所有力量的班子。毛泽东已经作了最坏打算：“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
9月17日，红军陕甘支队攻占天险腊子口，打开北上门户。
腊子口怎么攻克的？三十多米宽的山口，两边是悬崖陡壁，周围则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为一段深不见底的急流，一座木桥将两座山峰连在一起。过腊子口必过此桥，再无别路。
不打下腊子口，则北进的队伍只有回头。
红军没有回头。彭德怀第二天经过时，连声感叹：“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
50米一段的崖路上，手榴弹的弹片铺满一层，有的地方还厚厚地堆了起来。
能闯过这样天险的，必是真老虎。一军团主力二师四团主攻腊子口。战斗最激烈时，林彪亲到四团指挥，四团团长王开湘则亲率两个连从腊子口右侧攀登悬崖陡壁，摸向敌后。黑夜中正面拼杀正酣，一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王开湘迂回成功！三颗信号弹又腾空而起，林彪命令总攻！
冲锋号声、重机枪声、迫击炮声和呐喊声随着历史远去了，唯王开湘在拂晓晨曦中洪钟一般的呼唤像洪钟一样回响：“同志们，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此时离王开湘告别这个世界只剩下两个月。没有纪念碑的他披着硝烟立在那里，钢浇铁铸，像一尊永远竖立的战神。
是倒下的和未倒下的英雄在用鲜血和生命回答：为何道道雄关皆无法阻挡红军北进的意志。
开路先锋一军团，确实无坚不摧！
9月18日，红军陕甘支队攻占甘肃岷县哈达铺，缴获大批军粮和食盐。鉴于该地区敌军兵力薄弱、群众条件好、物资比较丰富，中共中央决定部队就地休整。
休整期间却获得一个重大发现。毛泽东召见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粮食”，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
侦察连从当地邮局搞到了这样的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上面登载着阎锡山的讲话：“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报纸还进一步披露了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一些情况：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
阎锡山为共产党做了一回好的情报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读到后，那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兴奋心情，无法用言语形容。陕北不但有红军、有游击队，而且发展迅速，颇似1931年的江西苏区。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作出的被敌人打散的最坏设想不但可以避免，而且中国革命有望依托这块新的根据地获得更大发展！
9月27日，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的方针，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战略目标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遵义会议的川西北、扎西会议的云贵边、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终于确定为陕北。一年来无数牺牲和奋斗，不尽实践与探索，战略目标的选择最终完成。
脱离根据地一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10月，陕甘支队过了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七律？长征》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又很快东进至瓦窑堡。
十五军团派人来联系，中共中央才刚刚知道，这个终于找到的落脚点，正在发生一场大规模肃反。
1935年9月16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了陕北，与陕北红二十六军组成十五军团，聂鸿钧任军委主席，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
刘志丹没有担任军委主席，也没有当军团长，却表现得很坦然。高岗却对政治部主任一职不满，觉得职务给低了。
军委、省委的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军事方针时，就出现分歧。
高岗第一个发言，主张向北发展，向南取守势，首先打横山。理由有二：
一、井岳秀和高桂滋部队好打，一打就散；
二、向北发展如能打下陕北最富的绥德、米脂，能够与神府苏区打成一片；再向南，可以出三边打马鸿逵。
高岗就是横山人。半个月前，刘志丹、高岗刚刚打过一次横山，没有打下来。
第二个发言的是徐海东。他认为我军当前主要任务不是怎样发展苏区，而是怎样粉碎敌人“围剿”。既然“围剿”主力是东北军，要粉碎“围剿”，首先必须打东北军。理由也有两点：
一、打高桂滋部队不能粉碎敌人“围剿”。只有打败东北军，才能保卫陕北根据地。
二、二十五军的武器主要就是在鄂豫皖根据地缴获东北军的，打东北军有把握。
刘志丹同意高岗的意见。郭述申、程子华同意徐海东的意见。
两方面都坚持各自意见，逼得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出来作结论。
朱理治年仅28岁，并无军事斗争经验。他1927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任过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代理书记等职。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遣到陕北工作，1935年7月刚到陕北永坪镇，比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仅仅早来两个月。
虽无军事经验，但以前看过的毛泽东在江西反“围剿”的材料启发了他。他表示同意徐海东的意见，首先打东北军；建议佯攻甘泉，打敌增援队伍。
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刘志丹补充说，延安南30里处有一片森林，可以隐蔽部队。
几天之后，十五军团在劳山设伏，消灭东北军一零一师三千余人，师长何立中也被击毙。
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了，根据地内部的分歧也开始了。
分歧由军政两方面同时扩展。
军事方面的分歧，最初是两军会合后的人事安排和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
政治方面的分歧则有历史渊源。自中央苏区陷落后，党对西北工作的领导也陷入混乱。当时北方局还未成立，领导陕北地区斗争的有两个党组织：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前者归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后者由陕西省委领导。不同的领导体系、不同的工作重点在产生着分歧。陕甘边特委批评陕北特委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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