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带唯流水，巨舰泝来欧罗巴。
日本还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
日本的危机也紧随中国之后，很快到来了。
1853年7月8日，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萨斯克哈那号、密西西比号、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4艘军舰打开日本国门。
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为对美通商口岸。
1855年，俄国强迫日本签订《下田条约》，划定两国在千岛群岛的疆界，并强迫日本开放下田、函馆、长崎三港为对俄通商口岸。
1856年，荷兰强迫日本签署《和亲条约》，片面规定荷兰的权益和领事裁判权。
1857年和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两个所谓的《通商友好条约》，不仅夺得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
1860年以后，英国、美国也分别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勒索战争赔款，控制日本关税，取得在日本的驻兵权。
日本面临与中国同样的命运。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社会，也是一个超凝固、超停滞的社会。1864年，东京大学前身“开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读到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的章节，不禁惊呼：“人类社会之变动竟有如此之剧烈耶？余为之落胆也！”
可见社会的停滞已经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何等深刻的影响。
真正使日本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另一个是中国的魏源。
林则徐交代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鸦片战争后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这是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首先接触到的洋学知识。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合上魏源的书本睁开眼睛看世界时，对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危机四伏的日本也必须作出选择——怎样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
于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之前的6年——1862年，中国已经开始悄悄发生一场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既受中国危机及魏源思想的启示，也为日本本身的危机所推动，还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儿效仿中国洋务运动的意思。
中国的洋务运动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著名人物作为代表。
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所谓“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
中国的洋务运动核心是“师夷长技以自强”，谋求最终摆脱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
日本的明治维新提出“尊王攘夷”，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驱逐外国侵略势力。
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最终败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学者玛丽？K。赖特夫人评价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改革时说，洋务运动“既不是政变，不是革命，也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是依仗全体士大夫的能力与努力，使历史上难以避免的没落过程留下的一个小阳春”，是企图重新建立“中国保守主义的立足点”。
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却并非如此。当时明治天皇以“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沦”和“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为主导，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以“殖产兴业”大力促进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以“文明开化”在日本社会全面推广现代科技和文化教育；以“富国强兵”建立新式军队的军制和警察制度。明治维新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交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制度设计与重建。
就是这场激进的改革，使日本最终走上了战争扩张的道路。
中日从此分道扬镳。
在中日分道扬镳进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日本人并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这些所谓的“维新三杰”，甚至不是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近代政治制度设计者，而是一个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国民的教师”的人，其头像至今印在1万日元纸币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他叫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72年写《劝学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无异于平地惊雷，奠定了其启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提出只要以文明发展为目标，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都应当受民众欢迎；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应当为社会所接受。从这里开始，福泽的思想发生转向了，这种思想最终演变为日本的“战争合理论”。
福泽的名篇是1885年发表《脱亚论》。这篇文章指导了迄今为止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政治实践，今天在日本仍然受到极大推崇。该文的核心观点是：“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福泽在文章中特别提出：“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
今天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福泽的思想与日本后来奉行的法西斯主义有什么联系。但其《文明论概略》中包含的“侵略战争正义”观点、《脱亚论》包含的弱肉强食观点，皆成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源头。
日本统治者很快就从福泽的理论中尝到了甜头。
首先就是肢解琉球。
1875年，即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那一年，日本派兵入侵琉球，命令琉球不再使用清王朝年号而使用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当时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余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本无力与清王朝全面抗衡。但当时清政府依靠以情理交涉的那套老路被日本摸清了懦弱本性。
1878年4月，日本政府废琉球为郡县。
1879年，日本派出军队和警察进驻琉球，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为了让当地人彻底忘记“中山国”这个称号，日本政府将地名改为Okinawa（冲绳）。琉球国就这样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
日本肢解完琉球后，便直接向中国开刀。
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日本收获巨大：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白银。后虽经俄、德、法所谓“三国干涉还辽”免除了辽东半岛的割让，但中国又加赔日本3000万两白银。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说：“日清战争的赔款成为确立金本位制的资金，提高了日本资本主义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推动日本由一个潜在着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转变为领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这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阶层痛定思痛，终于认识到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不如人。
明治维新导致了日本的甲午海战获胜。甲午战败推动了中国的戊戌变法。1898年康有为将其《日本变政考》呈送光绪皇帝，特别建议中国应该“以强敌为师资”，向日本学习，实行变法，由弱而强。
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但是向日本学习从此成为趋势，一发而不可收：
第一批是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第二批是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
第三批则是未来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彭湃、周恩来、王若飞等人。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东方先进思想学说的集散地。毛泽东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西方寻找真理。西方毕竟离中国太远，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很近。于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便如周恩来所说：“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
正因如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日本传入中国。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毛泽东说出了一个实情。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
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取自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这一转译意义重大，“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
“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munist Party。英文mune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村镇自治体也做此称呼；而munity则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用，共同体”之意，如今“欧共体”用的就是这个词。无论是mune或munity，都没有和汉字的“共产”发生直接关系。munist Party若直译便是“公社分子党”、“公团分子党”。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彦把它译作了日文的“共產党”。朱执信方便地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了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产生。怕它的人咒骂它“共产共妻”，爱它的人则敬它“消灭私有制”；未被完全译出来的那部分意思便无人再去细想了。
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翻译它的朱执信于1919年去世，无从知晓了。
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
所以在日本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加藤弘治，就是这一学说的坚决反对者。他在《真政的大意》一书中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学说……大同小异，都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是对社会治安“最为有害的制度”。
哲学家西周在《百学连环》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为了向天皇献策，“主宰世界者不能不考虑此等事”，“唯防之于未然”。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声色俱厉的批判声中传到日本。
明治天皇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是空前强有力的批判武器，最不害怕的就是批判。
于是便一发而难收。
1882年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写的《马克思与拉萨尔》；1903年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07年界利彦等的《社会主义纲要》等，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些最新的理论便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介绍到中国。
戴季陶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文版一书的前四章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全书由戴季陶和胡汉民、朱执信、李汉俊四人合译。这是中国人最早了解到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戴季陶在自述中说：“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还说：“要想免去阶级斗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
胡汉民则将日文版《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唯物史观部分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胡汉民说：“以上所译述，最主要的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思自称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导线。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拿它当做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这位后来的国民党右派断言，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是到了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而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早期国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把这些新思想介绍到中国，在长期沉寂黑暗的中国思想界，确实擦着了几分光亮。
所以瞿秋白1927年2月说：“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国民党元老当初介绍马克思主义如此不遗余力，是后来那些视马克思主义如洪水猛兽的国民党新贵们能想象到的吗？
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在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
西方有学者说，文化的联系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传递给另一个国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中国获取新思想的来源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邵力子、周佛海等都是留日学生，后来彭湃、王若飞、周恩来、杨匏安、杨闇公、董必武等也先后留日。
对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最大的，却不是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政客，而是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这样的日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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