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时候一腔激情。
走的时候满腹怨愤。
他认为中国同志亏待了他。中国革命亏待了他。他承认的唯一缺点，是不了解中国国情。
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不了解中国实情。当他在根据地看到简陋的医疗卫生条件、粗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术器具时，不也大发其火、相当严厉地指责八路军的医生们吗？
1938年5月1日，白求恩率加拿大医疗队离开延安，6月初到达岚县。6月中到达五台。到达五台以前，他写了下述报告：
“医疗技术：相当差。没有合格的医生，亦无医科学生。医生缺乏外科原理、消毒、防腐等基本知识。”
“医院的设备：很差。没有床上用的便盆、便壶，也没有床单、枕头，仅有五十床供重伤员使用的棉被……没有达金氏冲洗液，胶皮管、灌肠器，也没有胶皮垫子和手套。只有十几块当夹板用的木板……”“食物：不充足。几乎没有肉，亦无蛋、牛奶等食物……”
白求恩也好，李德也好，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革命，难免在不了解情况，甚至在根本就不理解情况的情况下，从他们原有的条件、环境，从他们原来接受的知识和受到的训练出发，发出一些对我们革命情况不尽适合的命令与指责来。
关键还是我们中国同志。
我们是学习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长处，引导他们认识中国实情，还是把他们的经验奉若神明、把他们的话语当做指示，“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是先生，同时也是学生。不把握这一点，不引导他们学习和了解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不用事实去向他们证明他们某些东西与中国实情的脱节处，结果反而限制了他们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
把李德捧得高而又高的同志，最终反而害了李德。
1936年在陕北，李德曾深有感触地对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他并非一无所获。
伍修权后来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他作为一个外国革命者，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七年多，这种献身精神也还是可取的。不过当时我们在领导上把他摆错了位置。……他的错误有主观原因，也有其客观因素，即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特别是中共党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此，我们都应更客观和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白求恩后来终于理解了中国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他真心实意地向那些在简陋环境中用简陋器械完成救治的中国医生道了歉。那张他躬身在一个简陋的破庙里实施手术的照片，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白求恩形象的写照。那个地方做手术肯定不符合西方医学要求，但又恰恰是这张照片，活生生展现了这位外国专家献身中国革命的感人情景，也成为白求恩一生中最动人的形象之一。
在他去世以后，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称赞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篇文章后来成为脍炙人口的“老三篇”。
这位在十几亿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加拿大人，终于使其本国人民也知晓了这个英雄。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加拿大政府在他的家乡建立了一座白求恩雕像，作为中加友谊的象征。
还有李德的上级、苏军总参谋部上海小组负责人佐尔格。
佐尔格1933年以后从上海转去日本。因为在东方对苏联威胁最大的就是日本。头两年他不提供情报，专打基础。他埋头阅读大量有关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颇具独到见解的文章，甚至于1934年加入纳粹党。到1936年中期，佐尔格在日本的地位已经相当巩固，他开始正式工作了。从1936年1月至1941年10月，他向联共（布）中央上报了806份电报情报。还不算此期间通过信使报上去的大量文件材料。
他报告了德日两国准备于1936年11月签订《反共产国际条约》的情况，关东军1936年上半年和1939年中期在满蒙边境军事挑衅的起因和性质；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日军的展开和部署；希特勒德国1939年1月入侵波兰的准备情况；德军入侵法国及其主要战略突击内容；日本在中国扶植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情况等。尤其重要的是，佐尔格及时准确地报告了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准备和日期；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朝鲜、及日本本土上的全部作战实力和部署；他还详细列出了日军各军、师指挥官名单；日本航空工业和坦克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日本石油战略储备情况。
可惜斯大林没有重视佐尔格报告的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日期。苏联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佐尔格搜集的日本情报却受到斯大林的重视。苏军总参谋部据此将大批军队从东方调往苏联的西部战场，终使苏军在莫斯科城下反败为胜。
苏联情报史上，还没有佐尔格这样杰出的工作人员。
成功的佐尔格掉以轻心了。日本的特高科早就在注意他，他却不知道这一点。1941年10月，佐尔格小组的重要成员尾崎秀实被特高科逮捕。由于尾崎秀实是内阁近卫首相的顾问和秘书，近卫内阁即刻倒台，新任首相东条英机上任后签署的第一个文件，就是逮捕佐尔格。在狱中佐尔格也一直坚信，他能够像牛兰夫妇那样，获得苏联政府大力的救援。但在审讯和宣判过程中，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苏联政府没有像佐尔格期望的那样，将用交换间谍的方式将他换回。
1944年11月7日，东京鸭巢监狱——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押甲级战犯的监狱——对佐尔格和尾崎秀实执行绞刑。这一天是苏联的十月革命纪念日。佐尔格要求让自己死在这一天。
佐尔格死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无名英雄。苏联政府一直不承认他与苏联有任何关系。1964年，佐尔格牺牲整整20年后，苏联政府正式授予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雄”称号，并颁发列宁勋章；佐尔格的诞生地巴库市一条街道被命名为“佐尔格街”，一艘油轮也被命名为“佐尔格号”。1965年，苏联政府还发行了纪念佐尔格的邮票。不论与白求恩相比还是与佐尔格相比，李德什么也不是。
李德1974年去世。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哪一届德国政府想起来给他立座雕像，作为中德友谊的象征。也没有哪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会认为他是中国革命的英雄。
但他却同样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作为在白色恐怖环境下进入中央苏区的唯一一个外国人，他比白求恩担当着更大的风险。
而且他全程参加了中国革命中最艰苦卓绝、使中国共产党人凤凰涅槃般再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为中国革命了贡献了七年多时间，共同走过了一段最艰难的历程，比佐尔格经受过更大的磨难。
但他被捧得太高了。他从极高处重重地跌落下来，摔得粉碎，再也没有可能成为白求恩和佐尔格，只能成为任何一个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工农红军史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史的人都想和他算算账的李德。
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从德国请来了一个洋教练施拉普纳。
当时足球正在变为中国最关心的运动。邓小平看，江泽民看，普通老百姓更看。赢了球一边欢呼一边看，输了球一边咒骂一边看。如果看半天没有进一个球，双方踢得软不塌塌，发誓说下回再不看了，下回一打开电视机，又坐在那儿呆呆地看。
看了20年，中国足球水平也未被看上去。
于是换教练、选教练、请外国教练。
于是来了施拉普纳。本来找个洋教练，是想详细了解国外的训练情况，学点儿先进的训练方法，但众人却以为来了个大救星，新闻界添油加醋把他捧得高而又高，大报小报“施大叔”、“施大爷”一通猛叫，硬把一个人弄成了一尊神。
施拉普纳带的队伍还是输了球。眼看他也不过一个凡人，“施大爷”的称呼也变成了“施老头”终而“死老头”。
施拉普纳与李德同乡，同是德国人。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他训练严格，要求标准高。但到中国来教球，对中国的文化、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不是很了解，也无法翻手之间就能使中国足球起死回生。
当初就是寄希望于李德，希望他带来先进的战略战术粉碎蒋介石的“围剿”。
虽然不过是足球，20世纪90年代的施拉普纳，也颇像20世纪30年代的李德。
先把外国人捧足、后把外国人骂足的我们，真正的教训是什么？又在哪里？
李德尴尬地夹在北洋水师的汉纳根和国家奥林匹克队的施拉普纳之间。
毛泽东1949年写一篇《别了，司徒雷登》。
1939年，他却没有写一篇《别了，李德》。
20世纪90年代，更无人去写《别了，施拉普纳》。
无人写，也没有关系。
1888年诞生的《国际歌》就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还有那个“九一八”事变的急先锋、昭和军阀集团中最富战略头脑的石原莞尔。
1931年因为不能直接吞并中国的东三省，石原莞尔声泪俱下。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的态度却发生了奇妙的转变：不赞成扩大侵华战争。
当时石原莞尔已由关东军作战参谋跃升为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陆军大臣杉山元夸下海口“一个月左右解决事变”，石原莞尔却不这么看。他觉得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敌、以蒋介石的中央军为敌，日本军队都有把握战而胜之，但以整个中华民族为敌就非同小可，日本将很难从其中脱身。他主张把准备对苏联作战放在首位，不能再扩大侵华战争。
日军攻入南京前，石原莞尔见中国抵抗力量如此强大，更主张早日讲和，认为否则日本将陷入中国泥沼不能自拔。如此不但增强中国方面抗日的意志，更会使中国共产党势力壮大。所以，应趁蒋介石还掌握全国统治权时与其媾和。
当时日本政府也考虑通过德国的调停与中国讲和。但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国内舆论普遍认为全胜已经指日可待，向即将战败的中国提出讲和是不合时宜的；甚至从来宣称以文官政治为己任的首相近卫文麿也坚决主张打到底。
这场争论中，赞成扩大侵华战争一方由于有天皇支持而取胜。石原莞尔是失败者。
这时天皇裕仁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1937年9月初，裕仁提出在宫城内成立帝国大本营，但后来大本营直到11月中旬才组成，一半原因是上海战事的拖延，另一半原因是他给参谋本部的一些指示被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束之高阁。
石原说他忘记了。
大胆的石原当了作战部长依然那么大胆，连天皇的指示不合自己心意也随意处理。
裕仁把愤怒表现得不动声色。石原莞尔被解除作战部长职务，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做参谋长东条英机的助手。支持扩大侵华战争的下村定被启用为作战部长。
失败的石原却料算胜了：日本被淹没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中获得极大的发展。
石原莞尔——疯狂的利令智昏的昭和军阀集团中仅存的最富战略头脑的人物。
石原失宠后，1941年被编入预备役，后来当大学教授，在民间组织东亚联盟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日本右翼阵营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1949年，石原莞尔悄悄去世。
石原莞尔的画像、书籍和那些未竟的疯狂想法，一定在其子石原慎太郎家中保存完好。
那个用清水饭团泡制出日本法西斯理论的北一辉，却不如石原莞尔这么幸运。北一辉1936年以“二二六”事变幕后策划者身份被捕，1937年8月被处以死刑。
比较起来，另一个日本法西斯鼻祖大川周明更为幸运。1932年因资助海军军官刺杀首相犬养毅而被捕，判处徒刑9年。1937年获赦出狱，任东亚经济调查局最高顾问、法政大学大陆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列为甲级战犯被捕，后因精神失常，1948年释放。他从此被作为一个不正常的人看待，1957年死亡。
大日本“皇军”的首创者、皇道派首领荒木贞夫活了90岁。
这个早年读过《资本论》的甲级战犯，“二战”后竟然无灾无难。他从20年代就开始记录档案，搜集各种秘密资料。裕仁1925年清洗长州藩时，他又担任秘密警察司令，使他的秘密资料大获补充。1935年他透出一点儿资料，就导致了天皇抛弃“三羽乌”中的头号人物永田铁山。荒木直到1967年去世，一直把这些档案存在身边，里面有很多对裕仁天皇不利的东西。但荒木是一只老狐狸，他透露说，档案中的每一页都已经影印，影印件加封后由一位可靠的朋友保存，如他遭遇不测，这些文件将启封公布。
裕仁身边那么多搞阴谋的行家，偏偏对这个老东西奈何不得。
荒木贞夫平安死去了。藏档案的保险柜仍保存在他家中。
还有那个在台湾做梦都反攻大陆的蒋介石。
1956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具体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
1960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讨后确定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在美国人手中。中央认为，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人代去做。蒋现在过来也有困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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