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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周恩来一再关照统战部门，照顾好在西安的于右任前妻的生活。周恩来还请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
时间对这一代人来说，已经来不及了。
1975年4月5日，农历清明节。晨8点15分，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蒋介石醒来走出卧室。昼夜监护其健康的医疗小组，在一张例行的病历卡上记下：“昨夜，蒋公睡眠安稳，故精神颇佳。”
当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卧室内去世，享年89岁。
子夜，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赶来，依次排队，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
遗嘱不长，三百多宇。大多都是别人早已熟悉的老话。记与不记，似无关痛痒。
况且有哪一个将来，是在靠遗嘱维持的。
蒋介石去世当晚，蒋经国与宋美龄商定蒋的治丧事宜，“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六十公里处的慈湖湖畔”。
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宛如江南蒋之故乡浙江奉化溪口。蒋生前在这里修建一座中国四合院的“行宫”，常来此小住，并嘱咐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待将来归葬大陆故乡。
蒋在台湾终其一生，一直在眺望无法靠近的故国山河。他在台湾的行馆，多是和故乡类似的景色。如他最爱去的角板山，以及“暂厝灵柩”的大溪慈湖湖畔，都是他心目中的江浙风情。木妻兰森林区因为面对兰阳、多望、田古尔三溪汇流，每当台风过境，山洪汇集于溪谷，从木妻兰高处往下望，很像气势磅礴的钱塘江潮，蒋介石在此也设有行馆，作为乡愁的延伸。
他知道今生不能，便寄希望于来世了。
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急先锋、曾经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陈诚，到台湾后大搞起土地改革。之所以如此，他认定抓住了国民党兵败大陆的主因。陈诚说，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事实很明显，不进行土改，连在台湾的统治都无法维持。
陈诚将土改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即最高地租不得超过主要农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5％；第二步是公地放领，将台湾当局掌握的耕地所有权有条件地转给农民。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以实物和股票形式征收地主的超额土地，转放于现耕农民。
他通过请吃饭、恳谈和走访等办法，向地主说明：“三七五减租，一方面固然为佃农解除痛苦，减轻负担，实际上实为保护地主，帮助地主。”他说：“实行三七五减租，可以避免共产主义的流血斗争，温和地调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逐渐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
这可以说是陈诚式的对大陆失败的“反思”。说话之间，不知陈诚心中可会掠过几丝悔之晚矣的悲凉。
陈诚的土改使台湾政局基本稳定下来。封建租佃关系基本被摧毁。大量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粮食产量大大提高，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稳定了国民党的统治。
“围剿”工农红军的悍将陈诚，最后竟以土改专家闻名于世。其所著《台湾土地改革纲要》一书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及阿拉伯等国文字，风行全球，成为很多国家实行土地改革时之重要参考资料。
如此结局，这个行伍大半辈子、立志拯救中国的人，一定始料未及。
陈诚后来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直非常含蓄。1961年8月访美期间，美国人拉拢他，把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坚持美国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他1965年3月5日去世。去世前两天已不能进食，他摒退医生护士，召长子陈履安带纸笔至其身边，口授遗言：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份遗言耐人寻味。既不提“反攻”，也不提“反共”。一些国民党人想在其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
1918年被杜志远一火车拉到北京的陈诚，1965年8月葬于台北县泰山乡同荣村一块儿海拔400米的山腰平台上。
参加中共一大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又最先提出国共合作的国际代表马林，后来回到自己国家荷兰，在码头工会担任秘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荷兰的抵抗运动，编辑秘密报纸《斯巴达克》，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并判处死刑，于1942年4月牺牲。
大革命失败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武装反抗方针、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回国后担任过高加索区委第一书记，因反对斯大林过分集中的工农业政策，被指为组织反党集团，撤销了党内一切职务。1935年1月，因基洛夫事件自杀。
还有那个叱咤风云的共产国际的中国通米夫。26岁时首先提出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性质和分阶段设想，被斯大林称赞为是个贡献；后来又主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改组，扶持王明上台。1938年37岁时，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
还有那个曾给中国革命以巨大影响的鲍罗廷。
1927年7月27日，鲍罗廷从武汉起程，离开他为之奋斗了4年的中国。当他在郑州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八一南昌起义消息像火焰一样传播开来。领导这场起义的，是他的学生和崇拜者周恩来。但他什么也没有说。疟疾仍然在折磨着他。他胳膊上仍然打着石膏。他的身体已经垮了，精神也基本垮了。
8月3日，当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开始南下的时候，鲍罗廷乘车悄悄离开了郑州。
就如斯大林后来对毛泽东讲“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一样，在斯大林那里失败者是必受谴责的，不论斯大林原来怎样信任你抑或你实际上多么忠实于斯大林本人。“广州的列宁”鲍罗廷回国后失去了信任，当了造纸和木材联合公司副经理。他对这项新的业务一窍不通。木材和造纸与操纵国民党和共产党、指挥一场大革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极不适应，也干不好。不久被解职，去做工厂厂长。还是不称职，又一次遭到批评。
已经十分低调的鲍罗廷内心的火焰还没有熄灭。他相信还有伟大的革命在等待着他。他开始研究印度，研究在印度开展革命的可能性。但他名气太大了，不可能再去印度担当革命的代理人。德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克劳斯？梅内特说，鲍罗廷给人一种“被废弃了的火车头锈在岔道上的感觉”。
他的确像一辆锈在岔道上的旧蒸汽机车头。中国大革命对他就像消散的蒸气，成为一场遥远的梦。外国记者问他的过去，鲍罗廷总是守口如瓶。
他诸事不顺。担任《莫斯科每日新闻》主编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迅速夺去了他大儿子弗雷德的生命。
鲍罗廷日益变得淡泊，看破一切，与世无争。
他最后还是争了一次。
1948年底，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告诉他，他从前的中国伙伴们马上要掌握政权了。她还带来了一本介绍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书稿。那是在延安走访了毛泽东，在解放区待了很长时间后写出来的。书中未提苏联对毛泽东理论的发展有何贡献，却着意批判了那些“曾在外国学习，特别是在莫斯科，他们能够整段背诵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话，对中国的实际问题则无知到了极点”的教条主义者。
这本书因此不允许在苏联出版。最后一次激动的鲍罗廷打破了对中国问题长达20年的痛苦沉默：“中国人不是在节节胜利吗？他们的理论不可能都是错的！”这是别人听到他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
这一态度给他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为毛泽东的反教条主义叫好，自己又是犹太人，鲍罗廷被扣上“民族主义者”、“同外国民族主义者有牵连”的帽子。他1903年脱离“崩得”加入布尔什维克。到了1949年，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崩得”。
1949年2月4日，鲍罗廷在莫斯科被捕入狱，被认定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结束三大战役，全国胜利指日可待。
鲍罗廷活到67岁。1953年9月3日，《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首先报道了鲍罗廷去世的消息。他死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时间是1951年5月29日。他在集中营仅仅活了两年。
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雅各布斯说：“这颗曾在中国上空闪烁得如此光亮而短促的明星，燃为难以寻觅的灰烬，融合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外冰冷的土地之中。”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他特意抽时间拜访鲍罗廷的夫人法尼亚？谢苗诺夫娜。20年代在中国，人们习惯称她为“范娅”。憔悴的谢苗诺夫娜拿出一张鲍罗廷身穿中国丝绸衬衫的照片，和一条她用俄文绣的“永恒的友谊和纪念”的丝巾递给周恩来。端详着泛黄照片上三十多年前的鲍罗廷，和渗透着衷心祝愿的丝巾，周恩来千言万语一时难以启口。他紧紧握住谢苗诺夫娜的手，说：“请多多保重。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鲍罗廷。”
鲍罗廷一直到1964年才恢复名誉。起因是中苏分裂。莫斯科为证明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关心中国革命，重新抬出了鲍罗廷。
1964年6月30日，鲍罗廷80岁诞辰。当年广州的同伴切列潘诺夫将军在《莫斯科真理报》里页上发表文章：《一个列宁主义的革命者》，旁边附有一张鲍罗廷在中国拍的照片。结尾处说：“1949年2月，在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期间，M。M。鲍罗廷开始遭受迫害，并于1951年去世。现在，党已为他恢复了名誉。”
因为中国，他失掉了名誉。又因为中国，他恢复了名誉。
鲍罗廷曾经有过许多头衔，许多化名；参加过许多组织，经历过许多风浪。活着的时候有人请他讲讲传奇经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在冰天雪地里出生的……在阳光下长大，不是吗？还有什么好说的？”
当鲍罗廷回国去搞木材和造纸的时候，陈独秀在国内成了托派领袖。他1932年10月在上海被捕，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审讯他，名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为他辩护。为不致罪，章士钊说陈独秀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议会政治的政客，组织托派也为反共等；章士钊辩护词未完，陈独秀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
他所说的“本人文件”，即审讯前两个月写好的《陈独秀自撰辩诉状》：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唯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解放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陈独秀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柏文蔚）后来对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
陈独秀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死前贫病交加，但风骨不改。已是国民党官僚的当年北大学人罗家伦、傅斯年亲自上门给他送钱，他不要，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弄得二人十分尴尬。国民党交通部长、当年在北大教德文的朱家骅赠他5000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托张国焘转赠，又拒之。张国焘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他在江津住两间厢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遇大雨满屋是水。屋内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
唯一的装饰，是墙上挂着一幅岳飞写的4个大字的拓片：“还我河山”。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一个人死了，装进棺材钉住，他的历史便完结了。既不会爬出来为将来增添什么，也不可能把过去再减少一点儿，可以对其一生功过是非作评定了。
这也是理想。凡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往往在“盖棺”很久之后，人们仍在对他争论不休。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人。他最先鼓吹革命，后来又走上另一条道路。中国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他犯了什么错误，负有怎样的责任，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中国革命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中国革命到底应该怎样革法……他以不惑的气概迎接这个世界，又带着一个又一个不解之思索，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独秀生前说：“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文化大革命中，因墓碑早毁，四周杂草丛生莫辨，使他免受了如瞿秋白墓地那样掘骨扬灰之灾。1979年开始重新评价陈独秀。中共中央批准安庆市政府拨款重修陈独秀墓地。
时代不一样了。陈独秀的墓碑上，既没有极正确的话，也没有极错误的话，更没有不错又不对的话。简朴的碑石正面只有5个大字：陈独秀之墓。碑石背面记载生卒年代：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