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 第83部分

时代不一样了。陈独秀的墓碑上，既没有极正确的话，也没有极错误的话，更没有不错又不对的话。简朴的碑石正面只有5个大字：陈独秀之墓。碑石背面记载生卒年代：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至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位中国一代青年学子的思想启蒙者、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英勇斗士，随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滔滔江流，最终回归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1946年4月7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延安拍发电报：博古、王若飞、叶挺、邓发于4月8日上午飞往延安。

4月8日下午1时，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陆续来到机场迎接。天空阴云密布，又下起了细雨。传来了飞机声，但又逐渐远去了。一直等到下午4时，失望且不安的人们才逐渐离去。

第二天，晋西北兴县村民上山打柴，才发现摔毁的飞机机身及遇难者的尸体。随后赶来的人们，在现场找到了博古的印章。这位24岁出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不到42岁便完结了自己生命的全程。

公祭大会上，由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祭文：“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最年轻的时候，就勇敢地投入中国人民民族斗争和民主斗争的行列”；“你们为了人民的自由，自愿选择了极端自我牺牲的道路，你们做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战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永远记得你们为什么牺牲”。

郭沫若则在《新华日报》发表一首悼念博古的自由体长诗，其中有一句：“我听见鸱鸪的叫声，说是‘秦邦宪死于秦’。”

1956年1月，王明以治病为由起程赴莫斯科，从此再未回国。行前曾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解除他的中央委员职务，“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时，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他的病再也未好。所以再也无须组织另行分配。

他死前写有一篇《非不为也，是不能！》：“我而今只剩下个有翅难展的多病之身，但还留有腾空奋斗的战士之心。不过，我只能：在好长的时间里，吟咏出若干首述怀诗句，在好长的岁月里，倾吐出几篇反毛论文。而且这我还只能躺在床上口讲，写和译还要靠全家人。知我者说，我确是在战斗到最后的时刻。不知我者说，我真是个天下少见的懒人。”

1974年3月，这个战斗到最后的懒人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0岁。其妻孟庆树说，王明本来还打算写一本批判毛泽东思想的书，未来得及完成这一计划就去世了。

这个人至死不服。

延安整风后期，当时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师哲，看见延安批判王明的那些东西哪里是王明自己的，分明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于是他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毛泽东：我们与王明的真正分歧到底在哪里？毛泽东沉默片刻，说了这样一句：他为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了。

也正是这句话，让师哲豁然醒悟。

王明在苏联去世第二天，《真理报》刊登文章，称其为“国际共产的老战士”，“苏联的老朋友”，他的“形象将铭记在苏联人民的心中”。

他的形象却不会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一个中国人，长期以别国的利益为中心利益，以别国的目标为中心目标，以别国的指示为最高指示，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还是少几个为好。

所以，他无法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轩辕黄帝。到黄帝陵所在的中部县（今黄陵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也到了，双方站在一起同时祭陵。张国焘悄声对蒋鼎文说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谈谈。”蒋会意，当即吩咐自己的随从将张国焘的警卫隔开。张国焘上了蒋鼎文的车又说了一句：“我想见见蒋委员长！”就这样去了西安。在西安，林伯渠赶来对张国焘说，党内有什么问题都好商量，要张先回延安，张坚决不从。在汉口，李克农率人把他从火车站劫走，他逃掉；又派人追踪他，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他又逃掉；来来回回三“请”三逃。其中一次李克农架着张国焘上车，周恩来挽着张另一只臂膊，张大叫：“绑架啊！”国民党人士上来询问，幸亏周恩来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同样高声回答：“没有你们的事，我们要带这个人去看病！”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才脱险而去。但不论周恩来如何煞费苦心地劝说，张国焘依然一意孤行，最后甚至说：“你们要杀我或者枪毙我，就在这个旅馆行事吧！”脱党意志如此决绝，不知当初入党时是否也像这样坚定？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堂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持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竟然扛着蒋介石给的中将军衔开始从事起下作的特务活动。

1948年11月，在人民解放军与蒋军展开战略决战的轰轰炮声之中，张国焘悄悄去了台湾。1949年又悄悄离开台湾，移居香港。1968年，大陆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他又悄悄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与狂飙突进的历史相较，他似乎成了一道憧憧的鬼影。

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晚年在香港说，张国焘“以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张国焘晚年贫病交加。1973年圣诞节前夕突然中风，右手右脚麻痹，从儿子家中被送入养老院。1978年在养老院中皈依基督教。为其施洗的章力生博士十分感慨：“一生为其信仰奋斗牺牲的唯物无神主义者竟能谦卑顺服，真切悔悟，在其八十余岁的晚年，做了神的儿女。”

1979年12月一个鹅毛大雪的严寒之天，张国焘被冻死于多伦多那所他住了6年的养老院。据说死前因病痛折磨，从床上翻滚掉下来，竟然一夜无人发现。

死后两日，旧金山英文报载如下消息：“中国共产党创始12人之最后一人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逝世。”

最后的清醒之中，他可记得44年前的1935年6月26日骑一匹白色骏马，由十余骑警卫簇拥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三里，立于雨中恭候的情景？

张国焘由红四方面军领导者变成了国民党的将军，张学良则由东北军领导人变成了国民党的囚徒。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湾对远道从美国来看他的王冀教授，谈起他平时最讳言的西安事变：“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这一天是张学良的89岁寿辰。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檀香山去世，享年101岁。

在夏威夷瓦胡岛一处叫做“庙谷”的青山绿地之间，成为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的合葬之地。简朴的墓碑上没有任何头衔，没有任何称谓，只写有：

张学良　1901…2001

赵一荻　1912…2000

连两人的生卒年代也如此简练，仅4个阿拉伯数字：“0”、“1”、“2”、“9”，多一个都毫无所用。

还需要什么呢？上面的姓名，下面的年代，已经在诉说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所发生的一切。

墓园旁边低矮的一段石墙上，录有《约翰福音》第11章第25节：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亦必复活。

张学良与张国焘一样，晚年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二人都被认为是本阵营的叛将。二人最终都葬在了异国他乡。他们二人的根本差别在于孙中山那句话：“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张国焘逆历史潮流而行，只能被大潮卷走，无声无息。张学良顺应了历史潮流，他会长久活在所有中国人和全世界所有华人的记忆中。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其中？

在张学良的追思公祭仪式上，宋美龄送的十字花架分外醒目。这位19世纪末出生、生命横跨三个世纪的蒋介石夫人，得知张学良过世的消息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续数日沉默不语。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像宋美龄这样，一生中目睹如此之多的风雨烟云：眼看国民党1949年丢掉了大陆、2000年丢掉了台湾，她丈夫和她终生为之奋斗的东西，一件又一件在眼前灰飞烟灭。

国民党丢失台湾政权后，她不再让身边任何人提台湾岛内的情况。

定居纽约的宋美龄晚年头脑十分清楚，但寂寞、封闭，变得愈来愈沉默。她很少说话，多数时候静坐在轮椅上沉思、祷告，或一个人静静欣赏自己以前画的国画，一幅一幅慢慢回味，沉思往事。她经常独自发问：为什么上帝让我活得这么久？周围无人能够问答。也无人敢于回答。于是她自问自答：也许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

宋美龄临终前嘱咐，死后葬在纽约，不回台湾。

浙江奉化蒋家丰镐房的院落里，有当年宋美龄亲手栽种的金桂银桂各一棵，多年来一直长势旺盛。2003年春夏，奉化大旱，丰镐房内的银桂树9月枯病而死。10月23日，作为“宋氏三姐妹”中的最后一人，宋美龄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在纽约辞世，终年106岁。

人类的历史何其漫长，个人的生命又何其短暂。

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莫过于救国与革命。这个世纪狂飙突进。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战争与革命风起云涌，金石掺瓦砾大浪淘沙。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以如此丰厚的精神财富砥柱于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流。

俄国爆发了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

中国爆发了推翻爱新觉罗王朝的辛亥革命，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日本也爆发了一场将国家和民族引入法西斯道路的“昭和革命”。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这四股力量在世界东方大舞台互相交叉，互相影响，互相矛盾，互相冲撞，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话剧。

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先进的日本人、先进的俄国人比中国人更早向西方寻找真理。俄国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日本人则找到了法西斯主义。

那是一个非凡的革命年代，也是一个颠倒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党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昭和军阀集团成员，都在谈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北一辉第一部著作即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孙中山想加入第二国际。蒋介石说：“直接是为总理的三民主义而死，间接即为国际的共产主义而死。”唐生智可以1天99次谈阶级革命。大革命时期，连武汉的富商们也在街头高喊：“世界革命万岁！”

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常说殊途同归。说说而已。殊途永远无法同归。

殊途远去了四伙年轻人。

列宁去世时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总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北大教授李大钊1927年就义时，才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米夫25岁在共产国际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指出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博古24岁出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的人。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1906年自费出版第一部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时，也才23岁。

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还不到23岁。今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幼稚的学生到白发苍苍的老者，都要直立聆听这位年轻人对中华民族血脉的感受和呼唤。与此同时，不也感受到了这一民族血脉在危机与苦难中迸发出来的辉煌精神？！

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

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最需要热血的，就是长征。

最先报道鲍罗廷死讯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后来到了中国，他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以76岁高龄跋涉一万多公里，完成了对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寻访，并于1986年出版了《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翻译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中国与美国同时出版，成为继斯诺《红星照耀的中国》之后，又一部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籍。索尔兹伯里在序言里的最后一句话是：“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其所言极是。你可以忘记工农红军纵横十一省区，行程二万五千里，一路硝烟，一路战火；可以忘记不尽的高山大河，狭道天险，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左跟右随，围追堵截；可以忘记革命队伍内部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这一点你将很难忘怀：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万代的不死精神与非凡气概。

不屈不挠的工农红军。

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

不屈不挠的解放事业。

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

有许多时候我想，如果没有艰苦卓绝的五次反“围剿”，如果没有惊天动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的今天又是什么样的？中华民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