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李大钊，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就爱读河上肇的著作，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当时为了师从河上先生，周恩来特地提出入学申请，想选修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系课程，未成。又去京都南开同学吴瀚涛处住了一段，想见河上肇教授本人，仍未成。后来周恩来归国，箱子里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书。
郭沫若则在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给朋友成仿吾写信道：“这本书的翻译，给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没有去过日本的毛泽东，对河上肇也留有很深印象。至今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还陈列着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960年率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的野间宏回忆，毛泽东对他说过：“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
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最初对日本革命的期望，要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的期望。1922年1月25日，《真理报》刊载季诺维也夫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称“日本是远东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的经济革命都是小杯里的小风暴”；认为在日本发生的革命，将会左右在中国乃至在整个远东发生的革命。但是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
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发起组织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宣言中提出“彻底废除阶级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劳动问题”。
在日本政府镇压之下，该党只存在了一天。
1908年，日本政府捏造了个企图谋杀天皇的“大逆事件”，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被捕，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处死刑。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在第三国际帮助下，日本终于成立了共产党，但发展艰难。
虽然片山潜等日本革命者与俄国革命先驱普列汉诺夫1904年就在荷兰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了联系，但日本革命除了理论探讨，一直不能进入实施阶段。因为日本已经为另外一种主义——法西斯主义聚集了足够的能量。
毛泽东1928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却没有任何日本人或共产国际的任何革命者写一篇《日本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够存在》。进而再写一篇：《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日本存在并疯狂发展》。
二、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有人便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
北一辉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
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的倾注心血之作吓坏了日本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禁止发行。
此时的北一辉崇尚民权革命，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禁锢得连书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奔走：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并且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郎改为了北一辉。
五四运动冲垮了曾立志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北一辉。他把这一运动看做是排日运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腐败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他的结论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却派人来中国寻找其领袖人物。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三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共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思想领袖。大川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铁”任职。但当他8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时，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在撰写8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七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八卷立即回国。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炮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的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说：“如马克思，虽生于德国，然而系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之犹太人，故其主义虽首先并非筑基于国家而是筑基于社会之上，但若我日本作为社会组织而有所求时，则唯见国家。”所以“社会主义于日本即成国家主义”。
他的服务对象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象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
该年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战斗的法西斯”；
该年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同年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法西斯主义若要生根，必须凭借危机。
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面临空前之危机。
贫困，日本人才伟大，他们又能忍耐；
物价无止境地上涨也罢，喝喝开水稀粥照样活。
啊！逍遥自在呀！
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虫咬，住在猪圈般的房子里；
尽管选举权也没有，说是日本国民也自豪。
啊！逍遥自在呀！
膨胀，膨胀，国力膨胀，资本家的横暴膨胀；
俺老婆的肚子膨胀，贫困也更加膨胀。
啊！逍遥自在呀！
这是一首1918年在日本流行的民谣。
南京米即中国运去的米。南京虫即臭虫。这首民谣传唱很广，是此时期日本两极分化、官僚腐败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国战俘和收回协约国战争物资为借口，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此事大大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内阁已经在讨论将东西伯利亚并入日本的可能性了。
结果事与愿违。刚刚出兵西伯利亚，国内就发生了“米骚动”，波及32县，70万人加入，日本政府大受震动。害怕日本也出现俄国推翻罗曼诺大王朝式的革命，天皇和历来反对政党内阁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党组阁。
于是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政友会的原敬内阁产生。
政党内阁在日本，一开始就是个减压阀和维持会。正因如此，从该内阁起，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三个最重要的位置，执政党都不能安排。国家安全问题更在政党管辖范围之外。
政党政治从开始在日本就是个门面。
门面也维持不住。第一届内阁首相就死于非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的最后一块肥肉。连列强都担心争夺这块肥肉时，可能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出于这种考虑，1921年8月，由美国出面，邀请英、法、日、意、比、荷、葡以及中国共9国，在华盛顿开会商讨裁军和中国问题。会议达成的《九国公约》规定：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中国要对各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该公约虽然是利益妥协的产物，同时要求中国必须实施门户开放，让各国利益均沾，但对当时政治混乱的中国来说，客观上还是限制了列强的殖民活动，对国家保持领土完整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原敬内阁代表日本宣布收回《二十一条》中的部分不平等条约，交还青岛等德国前殖民地，对中国作出一些让步。这一举动立即被日本国内认为是妥协外交，引来强硬派的强烈反对，纷纷指责原敬内阁软弱、卖国。
原敬是平民出身，想结束藩阀政治，搞西方式民主，他的国家却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1921年11月4日，原敬在东京车站被中冈艮一刺杀。凶手是铁路雇员，19岁，自称为抗议寻欢作乐的松弛风气和日益蔓延的西方化潮流。凶器是在车站附近五金商店买的白鞘短刀。
一把五金店的短刀，便结束了日本刚想冒头的民主政治。
自此，日本政治便有了“暗杀政治”之称。北一辉的国家主义派上了大用场：每一次暗杀都出自“爱国至诚”。热衷于“脱亚入欧”、学西方的日本人忘掉了英国文学家塞缪尔那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是被流氓当做隐身衣来使用的。
三、腾空而起的黑翅
原敬首相被刺前一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议论上司，议论国家，目的与7天后将行动的中冈艮一类似：结束国内的腐败。
这三人——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东京陆军小学时就是好朋友。该校许多学生来自名门望族或富裕家庭，他们自视政治经济地位优越，时常结伙欺负别人。为不受欺侮，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小烟敏四郎也结成了自己的团伙。一次，冈村宁次在做木马练习时，与一个来自长州高级武士家庭、叫做龟田的打起架来，龟田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平时在学校就是呼风唤雨的一霸，身边总有一帮人跟随；眼看冈村宁次就要吃亏，幸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得讯，飞奔而来拳脚齐上，才把冈村宁次救了下来。三人中永田铁山与冈村宁次关系最好，相互亲呢称呼对方“铁”和“宁”；小畑敏四郎则与冈村宁次在同一个学员区队。三人从那时起就玩闹在一起、打架在一起，是性格、脾气都合得来的挚友。
后来这三人又一起考进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在以训练严酷著称的日本军校中，永田铁山的毕业成绩是士官学校第四名、陆军大学第二名；小畑敏四郎的成绩为士官学校第五名，陆军大学第一名；冈村宁次则为士官学校第六名，在陆军大学因成绩优异接受过大正天皇的颁奖。
这三人皆是陆军中的骄子——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三只乌鸦”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本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
这三个人成为了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象征。
但在莱茵河上游巴登巴登矿泉疗养地聚会时，这三个同在欧洲当武官又是陆军小学、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同学的人，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胃口。当时他们紧紧盯住的，是日本国内的腐败。
国内腐败在他们眼中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的人事腐败上。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后海军由萨摩藩把持，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休想晋升到陆军高位。
三个泡在蒸汽浴室里的武官谈起这些事情，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在陆军小学与长州藩后代龟田打架之事，不知是否也在三人的议论范围以内？
巴登巴登正值旅游淡季，这个清静的地方正好进行他们规划未来的密谋。
三人的核心，是留着普鲁士式短发、嘴唇上胡子修剪得像一只海鸥、具有学者风度的永田铁山。他以优异的服务，自1920年6月起就被授予在欧洲巡回的全权。但即使是他，也不是一个能系统提出自己思想的人。贵族出身的小畑敏四郎最瘦最精明，又最易激动，驻俄国期间正值俄国革命，拼命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除了想通过所谓“部落共产主义”实现与天皇感情沟通这种模糊混乱的概念外，提不出什么像样的政治见解。不修边幅的冈村宁次摘了眼镜，就成了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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