龅降囊淮巫钔缜康牡挚梗搴屯藕筒糠智寰俦⒂伦髡剑呙鹎致跃磺儆嗳恕�
随后，八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马玉昆等统帅的清兵抵挡不住洋兵的进攻，撤人城内。洋兵驻扎城外，向城内开炮，流弹纷飞，许多房屋被毁，平民死伤无数。1900年八月十四日凌晨，慈禧携带光绪等数百人逃出了北京，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随后清军又开始剿杀义和团士兵，在八国联军和清兵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不久被镇压下去了。最后，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又一个卖国条约——《辛丑条约》。
【点评】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反对西方列强的斗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屈辱的斗争精神。它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基本上是几十至几千人的各自为战的战斗，这无疑影响了它的发展和成功。对于它的失败，用当时俄国陆军中将苏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的电报中的一段话来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表明，它能够为种族斗争提供多么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所缺乏的只是组织和组织者。”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第二十一章 清末谴责小说
清朝末年，官场上的腐败、黑暗，简直达到了见不得人的地步。于是不少具有正义感的文人拿起了自己的笔，用当时流行的章回体小说，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的贪官污吏形象。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其笔力之锋利，揭露之深刻，达到了讽刺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一、吴趼人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茧人，后改为趼人。他生于广东南海，因住在佛山，自称“佛山人”。吴趼人性格刚毅，虽一生坎坷，却从不低眉俯首，奴颜媚骨。在二十多岁时，他到了上海，以给日报撰写小品文为生。后来到山东住过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日本旅游，但都不如意，最后又回到上海，担任《月月小说》主笔。吴趼人一生主要从事于办报，并写过三十多部小说，在当时也属于多产作家，主要著作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近十年之怪现状》、《新石头记》等，他的作品风格清幽明快。
吴趼人的力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共一百零八回，主要描写了一位自称“九死一生”的主人公，在1884年中法战争后的二十多年里所见所闻的种种奇闻怪状，书中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重点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商场、洋场及封建家庭的丑恶。
小说突出了一个“怪”字，用漫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可笑可鄙的人物形象。他们当中有把国土拱手让给洋人的外交大臣，有愚昧荒唐、胆小怕死的海军管带，也有为了升官发财做贼的知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杀人、出卖国家、巴结奉承、出卖良心。吴趼人用传神之笔勾勒出一幅幅沽名钓誉、附庸风雅的官吏及没落文人的丑态。主人公能从这个光怪陆离、乌烟瘴气的世界里冲杀出来，真可谓“九死一生”了。
无疑，小说中展现的这个污浊的世界，正象征着腐朽黑暗的清王朝，预示着清朝即将崩溃的命运。
二、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1867—1906），原名李宝嘉，别号南亭长，出生于他父亲做官的山东。李伯元的父亲在他很小时就经常督促他学习经史之作，所以李伯元少年时就擅长于诗赋和制艺，也喜好篆刻。上学时，他成绩优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但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他却次次榜上无名，这使他开始厌恶官场的营私舞弊。同时，科举的失意，激化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他不再谋求为官，而要用笔去揭露官场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
后来，他到上海开始办报。最先办的《指南报》，不长时间就停刊了。之后，他又办了《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在办报期间他写出了《文明小史》，以及《庚子国变弹词》、《中国现状记》、《活地狱》等，他的作品透彻清新，讽刺力强，深受人们喜爱。每次，他刚一完稿，大家便争着想先睹为快。《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也是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
这部书共六十冋，由许多短篇故事连成，重点抨击清末官场的腐朽黑暗，暴露了晚清崩溃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昏庸腐朽的状况。李伯元痛恨那个罪恶的世界，他把自己的憎恶化为笔下一个个丑恶不堪的形象，从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到芝麻大的县令杂役，都没有逃出他的斥骂。其中第十三回，制台见洋人那段最为精彩。这位制台平日里专横跋扈，对属下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可是一遇到洋人，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卑躬屈膝，就差下跪磕头了。制台有个习惯，吃饭时客人来访不准通报，一天，他吃饭时属下通报有客人来，制台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对其大骂，可一听说来的是洋人，顿时气焰就矮了半截，但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他又打了属下一个耳光，责备他为什么知道是洋人还不早点回禀，让人等了那么长一段时间。
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正是清朝腐败官僚的缩影。虽然是用轻松可笑的故事编写，但读后却有一种无法卸下的沉重感，因为这正是自己灾难深重的生活环境。因此，作者在书中流露出了改良社会的思想。
【点评】
清末谴责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带有不同程度的救国救民的激情，它对清朝腐朽统治和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评，旨在启发人们改革社会的愿望和行动。同时，它也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艺术上有一定成就。
第二十二章 清王朝的终结
清王朝饱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八国联军再侵入北京的一次接一次的失败；《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瑗珲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一次接一次的屈辱，错失了一次又一次变革图强的机会，终于走向了最后的灭亡。
一、光绪与慈禧同死之谜
光绪三十四年（1908）灯节之夜，慈禧率众嫔妃到北海观看焰火，本来年纪已大，劳累过度，又着了风寒，遂染疾病，并有日趋恶化之势。
袁世凯、李莲英等见状首先慌了神。他们知道慈禧这个靠山一倒，光绪帝一旦复辟，绝不会放过他们。于是这些人都希望光绪帝早一天死，竟明目张胆地虐待起皇帝来。往常光绪每顿正餐都须摆上百盘美味佳肴，如今，二三十盘菜肴中，除了几盘新做的以外，其余皆是反复摆放的剩菜，刺鼻的味儿难以下咽。
光绪令御前太监王商上奏慈禧，要求改善伙食，慈禧均置之不理，一次破例亲自去瀛台，竟以国家艰难、理应节俭为由将光绪训斥了一顿。
此后，李莲英等更加肆无忌惮，不知在饮食中加了什么东西，弄得光绪帝经常便秘，有时两三天不能通便，只好常叫御医光顾。
那些御医，似乎与李莲英等串通好了一样，三五分钟把过脉，然后随便开一剂方子应付了事。光绪的病情日趋严重，他对医药也渐渐失去了信心，开始怀疑饮食中有人做了手脚，于是索性少吃饭，多吃水果，这样一来，身体又有了一些好转，这使袁世凯、李莲英等人深感意外，于是思谋着更毒的招数。
一次，李莲英给慈禧梳头，顺便说了几句谗言，说光绪闻知慈禧病重，十分高兴，经常吟诗作画，习武划船。这些话被李莲英拐弯抹角地一说，使病中本来就心情不佳的慈禧顿生怒气，反骂道：“不孝逆子，想得倒美！哼，他休想死在我的后头！”
李莲英听了这话，心里暗自高兴。不久，光绪的病情便骤然加重，御医张仲元、名医杜钟睃等为光绪看病，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何病症，只好开了人参、麦冬、五味子等常服药，自然毫无效果。
到了十月初十慈禧七十三岁生日这天，宫内宫外，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光绪率百官至仪鸾殿行庆贺礼，然后大摆宴席，十分排场。之后慈禧又到畅音阁大戏台看戏，到南苑湖乘游船。不料乐极生悲，这天夜晚，慈禧又觉身子不适，在原病的基础上又得了痢疾，接连数日，不见好转。
十月十七，慈禧虽然病重，却格外关心地问起光绪帝：“皇上近日可好？”
李莲英说：“也是怪事，老佛爷一病倒，万岁爷倒见好多了，这两天经常到海事散步，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什么喜事？”慈禧问。
“恕奴才用典不当之罪。”李莲英说。
慈禧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病倒了，对皇上来说自然是‘喜事’喽！哼，难道我会走在他前头？”
李莲英说：“奴才愿去瞧瞧他，照顾一下，或许能使万岁爷更快地康复呢。”
次日清晨，李莲英真的来到了瀛台岛，表现出对光绪格外关心的样子，向光绪问寒问暖。光绪感到非常诧异，但转念一想，认为李莲英是怕慈禧死后，自己会收拾他，所以特来献殷勤的，于是收了疑心。过了一会儿，李莲英令小太监给光绪帝端了一杯“西洋茶”服下，就在李莲英走后不久，光绪病情陡然加重，他只觉得腹中隐隐作痛，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地难以忍受，大叫肚子疼。
被速传而来的御医屈桂庭诊断后，觉得皇上的病情很蹊跷，心里很害怕，担心自己会被卷到这场危机中来，于是草草开了方子，退出了涵元殿。
十月二十上午，隆裕皇后来看光绪，但他仅微微睁开眼看了一看，便又昏了过去，似乎已神志不清了。
十月二十一晚五时许，光绪驾崩，时年三十八岁。
光绪死时，慈禧也病入膏肓，在神志尚清醒时，召见王公大臣，传下一道懿旨诏溥仪继位。
十月二十二，慈禧病逝。
仅仅相隔一天，手握权杖的中国最高两位统治者相继死去，引起国内外一片震惊，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光绪帝死得不明不白，又成为清宫疑案之一。
十一月初九，清王朝为年仅三岁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举行了登基大典。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
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时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程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
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走在退朝的路上，议论说：“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他们感到这是大清朝廷的不祥之兆。
二、辛亥革命
没完没了的失败，无穷无尽的屈辱，人们已经厌恶帝制，希望共和；厌恶君主，渴望民主。顺应这历史的潮流，孙中山发动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分地权”为纲领。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廷颁诏宣布“仿行宪政”，先是诸大臣面奏请行宪政，但清廷谕旨：“大权统于朝廷”，“民智未开”，“数年之后，再定期限”。
可人们再也等不起了。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到宣统三年（1911）四月，同盟会组织民众先后在广东黄冈、安徽安庆、浙江绍兴和广州黄花岗等地起义，但均因势力悬殊等原因失败了。接着，同盟会又决定在湖北武汉发动起义。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当时武汉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为武汉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24日组织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其、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举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
这时，孙中山远在海外筹款，以接济国内的革命活动。黄兴在香港接到有关湖北情况报告后，即复函赞成在武汉发动起义，不过，他要湖北革命党人等孙中山筹措二十万元巨款和购买大批枪支弹药后发动。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势成骑虎”，不能等待。因为他们看到，清政府从湖北抽调大批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骨干将随军离去，势必削弱湖北革命力量，于是他们坚决表示，即使“无外款接济”，也照常起义。
湖北革命党人原订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十月六日）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妥而延期。十月九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因失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孙武逃匿到医院，而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书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设在武昌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彭楚藩、刘其等被捕，蒋翊武逃脱。湖广总督瑞沿下令杀害彭、刘及李洪胜三人，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起义活动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但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没有畏惧退缩，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坚决发动了起义。
十月十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几十人冲往楚望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