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利益。
导致中外朝相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汉代最高统治者的治国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的汉朝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儒学的时期，统治者事无大小，定要引经据典，在儒家圣贤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理论依据。受儒家思想熏染，汉代的人事制度遵循孔子崇尚的“仁义”准则，讲究“亲、贤并举”。按照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记载，“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也就是说，在人事制度范畴内，“仁”等于用人唯亲，“义”等于用人唯贤。正如《淮南子·齐俗训》所说，鲁国“尊尊亲亲”，用人唯亲，国家虽难以富强，但朝代可以长久；齐国“举贤而上功”，用人唯贤，国家可以迅速富强，但朝代必然迅速更替。秦始皇见诸侯用人唯亲，国家衰弱，便坚持用人唯贤，自己贵为天子，而亲属若无功勋，也只能做平民，结果秦朝很快灭亡。汉高祖、汉文帝和贾谊等人总结前代经验，“以霸、王道杂之”，仁、义兼施，亲、贤并举，实行“世袭贵族分封制”和“郡县官僚考核制”共存的“一国两制”。西汉初期由于政权不稳定，所以政策倾向于“尊尊亲亲”，导致诸侯王坐大。汉景帝和汉武帝打击旧贵族，但并不消灭分封制，而是采取抑制的办法，在“仁”与“义”之间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平衡点，终于迎来盛世。
但“尊”的对象不光是父亲，还有母亲；“亲”的对象也不光是兄弟子女，还有妻子的家族，即外戚。西汉后期外戚坐大，无形中令“仁”又压倒了“义”，结果导致王莽篡位。光武帝并未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东汉一朝，“仁”高于“义”，“尊亲”重于“上贤”的风气始终未能改变，结果导致以外戚和宦官为核心的中朝长期保持压倒性的强势地位，而帝国则逐步走向衰败。
由于有皇帝的偏袒，加上制度上的优势，在中、外朝相争中，中朝往往能够占据上风。到了东汉中叶，一批少年皇帝连续登场，更标志着中朝的大获全胜。但是，小皇帝总有一天要成年，随即对曾经拿他当傀儡耍的中朝大员们发动报复。东汉的第一位小皇帝——即位时年方10虚岁的汉和帝刘肇，便在14虚岁那年联合两位兄长——废太子刘庆和千乘王刘伉，以及几名宦官，突然发动政变，逼迫北匈奴的征服者、大将军窦宪自杀。汉和帝从此大权独揽，宦官的地位从此突飞猛进，外戚和宦官之间的长期权力斗争也从此展开。
严格地讲，外戚和宦官都属于中朝集团，他们之间的斗争属于内讧。所以，外朝官员既鄙视外戚和宦官，又乐于为它们之间的争斗推波助澜。东汉一朝的外戚领袖往往是皇太后的父亲或兄弟，他们通常都出任大将军，也兼任中朝集团的领袖。不过，以中常侍和黄门为首的宦官集团在皇帝的支持下，迟早会挑战大将军的权威。相对来说，宦官的立场更接近于皇室，外戚的立场更接近于外朝。不言而喻，这种斗争是一种极为复杂、而又极其危险的政治游戏，最终发展成一种东汉式的宫廷肥皂剧：
皇帝驾崩→以皇后和大将军为首的外戚联合宦官，册立小皇帝→外戚专权
↑↓
外戚从宦官手中夺回权力小皇帝成年
↑↓
皇帝册立新皇后，建立新外戚集团←宦官专权←皇帝联合宦官打击外戚，杀大将军全家
造成这种肥皂剧重复上演的直接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大多数的东汉皇帝活得太短，往往在太子还年幼、甚至尚未出世前，便不明不白地驾崩了，从而使得外戚和宦官有册立小皇帝的机会。可想而知，多数东汉皇帝的死亡原因都不太正常，这不能归罪于个别官员道德败坏，而是由东汉帝国的制度决定的。
当皇亲国戚和朝廷大员们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争权夺利之中时，民生问题自然就很容易被忽视。公元2世纪是一个全球气温变冷的时代，世界各地的粮食产量都受到严重影响，东亚地区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加上地震、洪水、旱灾、蝗虫接踵而至，占东汉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生活质量急遽下降，几乎每年都产生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灾民。由于深陷汉羌战争的泥潭，各级权贵们又*，帝国政府囊中羞涩，根本拿不出足够的物资和经费来赈灾。因为职责所系，外朝官员更容易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也比较接触到下层民众，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所以也就更会义愤填膺，对中朝领袖热衷于册立小皇帝的自私举动嗤之以鼻，但有勇气敢于公开唱反调的官员并不多。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汉帝国，就这样喝着自酿的慢性毒酒，在百病缠身中缓慢而又绝望地走向衰亡。
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全都悲剧性地集中体现在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内。这个年号虽然很吉祥，却不能给行将没落的东汉帝国带来一丝一毫的健康气息。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3）
第二章在同一个地方两次“摔倒”
深谙官场规则的袁家闹不明白，连续两次帮助皇帝扳倒佞臣、权阉，怎么就不能让皇上龙颜大悦呢？
当婴儿袁绍正躺在襁褓里吃奶之时，东汉帝国正在被大将军梁冀拖向无底深渊。
梁冀执掌东汉帝国政权长达22年之久，却似乎没做过几件好事。史书给他加上了大量令人发指的罪状，例如谋杀君主、迫害异己、压榨百姓、贪污腐败、行为僭越等等，可谓罄竹难书。早在公元142年，侍御史张纲便对梁冀的统治作过著名的评论：“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其实，梁冀本人也许没有这么恶劣，但诚如孔子的爱徒子贡所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随着时光的流逝，梁冀的贪婪名声甚至不再限于中国，而是远播境外。到中国来的西域商人都知道，洛阳城里有这么一位人傻钱多的大将军，于是时不时给他带来一些稀奇而昂贵的商品，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火浣布”。所谓火浣布，就是一种用石棉纤维和亚麻混纺而成的布料，入火不燃。如果布脏了，点火一烧，就会变得干净，故名“火浣布”。此物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罗马人会织，用于制造防火服和灯罩。由于石棉纤维加工困难，混纺的技术要求又很高，即便在罗马原产地，火浣布的价格也很昂贵。经过丝绸之路上的重重关卡后，来到中国的罗马火浣布和远销罗马的中国丝绸一样，价格翻了数百倍，俨然已经成为无价之宝。为了牟取更高的利润，西域商贩宣称，火浣布是用生活在火山中的一种巨型老鼠的皮毛织成，而汉人对此也信以为真。
在酒宴上，梁冀喜欢穿着用火浣布织的衣服，故意把它弄脏，然后当场扔进火里烧，以此向在座宾朋们炫耀自己的富有。作为梁冀的同事，袁绍的祖父袁汤大概不止一次观看过这种表演。从此之后，直到三国时期，火浣布再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魏文帝曹丕因为终生没见过火浣布，曾经在他的著作《典论》中宣称：“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所以火浣布这种东西不可能存在。曹丕死后，魏明帝曹睿将这篇论文刻成石碑，立在太学校园里，誉为“不朽之格言”。不料魏明帝驾崩刚刚一个多月，西域就再次输来火浣布，果然入火不焚。魏国举朝哗然，只好赶紧把那块“不朽之格言”碑砸掉了。
火浣布既然深受中国市场欢迎，那么为什么在梁冀和曹睿之间的上百年内销声匿迹于东方了呢？这和愚蠢无能的梁冀政府直接相关。袁绍7虚岁时，也就是公元152年，梁冀委任的西域长史王敬轻信拘弥王的谗言，杀害了无罪的于窴王。愤怒的于窴人杀死王敬一行，而梁冀既不安抚，又不讨伐。从此，于窴、鄯善、疏勒等国隔绝丝绸之路，东西方的陆上交流戛然而止。后来，从印度洋绕过马来半岛到中国南部的“海上丝绸之路”渐渐兴起，东南沿海的交州和扬州由此繁荣起来，而原先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凉州反而衰落了。
对于西域的丢失，梁冀倒也不必独自负责。至少在名义上，太尉才是主管国防的政府首脑，而在公元152年时，东汉帝国的太尉不是别人，正是袁绍的祖父袁汤。从公元146年升任司空开始，再到公元149年改任太尉，直到公元153年下台，袁汤连续担任了8年“三公”，将司空、司徒和太尉做了一个遍，这在东汉时期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在这8年之内，他的政绩不仅乏善可陈，简直惨不忍睹：当太仆时皇帝被谋杀，当司空时大兴冤狱，当司徒时灾荒不断，当太尉时丢失西域。可是，他不仅没有引咎辞职，官职反而越做越高，还捞到了侯爵头衔。袁汤自己官运亨通不算，他的几个儿子和亲戚也都出将入相，还与马融这样的名门望族结成了儿女亲家。显然，袁汤并不是在为汉朝做官，也不是在为老百姓做官，而只是在为他自己做官，并且把为官之术发展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汉武帝在位时，有个叫司马安的人四度官至九卿，而无政绩可言，司马迁评价他说：“文深巧善宦”。假如司马迁看到袁汤，又不知将作何感慨？巧宦啊巧宦，韩非子在写作《五蠹》的时候，好像把这种人遗忘了吧？
如果梁冀一伙只是生活奢侈，对内作威作福，对外丧权辱国，可能还不会很快垮台。但是最终，这个集团居然开始了自相残杀。梁冀表面上凶恶，内心却相当虚弱。这位连皇帝都敢杀的权臣毕生只怕一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孙寿。这个女人爱好虚荣，心狠手辣，擅长挑拨人际关系，精于梳妆打扮、服装设计和建筑艺术，花钱如流水，把梁冀管得服服帖帖。梁冀有一个叫友通期的情妇，孙寿发现后杀光友通期全家，梁冀为了救友通期，亲自跑到孙家，向孙寿的母亲磕头求饶；孙寿也有一个叫秦宫的情夫，梁冀对秦宫却无可奈何。人们都说，梁冀还没有当上皇帝，反倒先有了孙家这样一支难以对付的外戚。
在孙寿的教唆下，梁冀重用孙家成员，疏远梁家成员。梁不疑虽然已经辞职退隐，梁冀却还派人到其门口放哨，侦察与自己的弟弟私下来往的人物，列入打击报复的黑名单。梁冀的笔杆子马融就因为犯了这个忌讳，在古稀之年被梁冀以贪污罪查办，免去南郡太守一职，还处以髡刑，剃光头发，发配到边疆充军。马融当年费尽心思诬告李固和杜乔，以求讨好梁冀，最终却不仅没能升官发财，反倒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汉代官场，马融的倒台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连累到他的亲友。袁汤虽然机灵，却也无法独善其身。实际上，在袁汤被免去太尉职务之前，袁家与梁家便已经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缝。当时，有一个刚刚从太学毕业的年轻人袁著，因为毕业考试成绩最优，相当于后世科举制度中的一甲进士及第，所以被封为甲等郎中。袁著祖籍汝南，又姓“袁”，很可能是袁汤的亲戚。他就任郎中以后，看到时政混乱，便给朝廷上书，劝梁冀退休，说：“四时之运，功成则退，高爵厚宠，鲜不致灾。今大将军位极功成，可为至戒，宜遵悬车之礼，高枕颐神。”
“四时之运，功成则退”出自《韩氏易传》，公元前60年，司隶校尉盖宽饶在给汉宣帝的上书中，就曾经引用过这句不祥的话，结果触怒宣帝，被迫自杀。如前文所述，《易经》是汝南袁氏的祖传家学，所以袁著引用《韩氏易传》并不奇怪。
梁冀一看到袁著的上书，就立即派出刺客，四处追杀作者。袁著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还谎称病死，做了一个假人，冒充自己下葬。但他最后还是没能逃脱梁冀的魔爪，被捆起来用皮鞭活活抽死，年仅19虚岁。作为太学生领袖，袁著有许多同学友人，结果有数十人连坐遇害。袁汤被免去太尉职务，与马融倒台和袁著被杀大约同时发生，恐怕不是巧合。看来，袁、马姻亲联盟的实力已经过于强大，威胁到了梁家的地位，使梁冀感到有必要加以打击。
作为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巧宦，袁汤可不会像李固、杜乔、马融等书呆子一样任人宰割。袁汤未曾过问李固、杜乔之死，但绝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这对他本人登上三公高位有利。如今，梁冀欺负到了袁、马二家的头上，马融和袁著之仇就非报不可了。除了将梁冀一举摧毁之外，袁汤别无选择。
袁汤制订的复仇计划精密而冷酷，将他多年积攒的政治斗争才华展示得淋漓尽致。
首先，梁冀这个对手不可小觑。梁家父子兄弟相继执掌东汉帝国政权，至此已经二十余年，前后出了3位皇后、6位贵人、2位大将军、7位侯爵、7位命妇、3位驸马、57位将校，爪牙遍布朝野，控制着帝国大部分的军队。即便梁冀本人愚蠢无能，他的亲友幕僚中却绝对不乏智能之士。袁汤要想打垮他，单纯靠武力是行不通的，必须以谋略取胜。
其次，梁家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外戚”这个地位，而这个地位与皇帝的私生活直接相关。公元150年梁太后驾崩，梁冀在宫中的关系就只剩下他妹妹梁皇后了。偏偏梁皇后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又不允许别人生儿子，每当妃嫔怀孕，都被她害死。因此，梁皇后与汉桓帝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是梁冀无法解决的难题。
第三，众多历史案例证明，要想推翻一个外戚家族的统治，就必须依赖4股势力，即皇帝本人、宦官、近卫军和洛阳地区行政机关。汉桓帝的突破口可以通过梁皇后的恶行来反向打通，但宦官和近卫军却没那么好拉拢。为了促使梁冀垮台，袁汤必须尽快在宦官、近卫军和洛阳地区行政机关中插入自己的心腹。
公元154年闰月，梁冀把光禄勋尹颂提拔为司徒。于是，光禄勋一职便空了出来，最后落入了袁汤的堂弟袁盱之手。袁盱是袁汤的叔父袁敞之子，后者曾经担任司空职务达一年半之久，是袁氏家族“四世三公”中的第二世。巧合的是，在出任司空之前，袁敞的职务也是光禄勋。光禄勋执掌着最大的一支近卫军，而梁冀居然会坐视这一要职被袁家成员攫取，可谓糊涂透顶。不久之后，他就将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