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板问我同付成什么关系，我说是朋友，他“哦”了一声后没再问什么，就带我去点焊车间了。我一看傻眼了，吴老板那里没有一台点焊机，工人全在烧焊。
烧焊与点焊虽然同是焊接的工种，但工艺完全不相同，烧焊是焊枪点火，靠焊锡来连接小铁件，有点儿像电烙铁工艺，只是温度要高得多；而点焊则是靠电流在瞬间产生高温将铁件相互焊接在一起。
我仔细看了看那些铁配件，确实不太合适点焊。用烧焊的工艺简单些，但也不是用点焊工艺来焊没可能，只是需要想点儿办法解决焊接工艺上的问题。
我问吴老板烧焊的活多不多，吴老板说：“不稳定，旺季时多得赶不过来，淡季就空得多。但是你是付老板介绍过来的，我多少得给你点活做做的。”
我说：“那行，我先带几个样与一些配件回去打样给你看看，工艺行你就给我点活做做。”
从吴老板那儿带回参照样与配件回到住处后，我就开始琢磨起如何能用点焊机将这些不规则的铁件焊接起来。弄了一个下午也没成功。草草吃过晚饭后，我一个人在车间里又弄了起来，反复调换焊机的焊头与电流量大小，终于在夜里十点多，让我想出了办法。当时非常开心，跑到夜宵摊上喝了一瓶啤酒犒劳自己。
当我把我打的样送去给吴老板看时，他傻眼了，这老头眨巴着小眼睛问我，为什么我焊的产品上没有焊锡点？我说不用锡焊的，老头不相信，但是产品又真真地摆在他面前容不得他不信。老头用手掰了掰，感觉比他厂里用焊枪烧的还要牢固些。他左看右看，看了半天后问我能不能把这种工艺教给他，他付给我一千元作为酬劳。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老头又加了一千，我还是摇了摇头。我说：“吴老板，我们做加工的就是靠这点儿技术吃饭，希望你能理解。”老头笑了，说：“理解理解，这事以后再说。”
不过这老头倒是个实在人，当天就给我发了些活儿。
活虽然不多，但毕竟比没有强。
接下来我又犯难了，我是光杆司令，有活儿没人怎么办？再在这里招人已经不太现实，臭名在外了，谁还会来？搬厂子更不现实，我哪儿有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自己干吧，光杆司令就光杆司令，好在吴老板的活不急。
那些日子我确实过得很苦，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睁开眼就干活，实在困得不行了才睡。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在干，但工钱很不错，算算一天有一百多元可以进账。吴老板给我的工价是烧焊的工价，但点焊比烧焊在速度上要快一倍多，这样工钱就提高了一倍多，还省成本。就算是一个人，我也干得挺带劲的。
十几天后，当我把活送去给吴老板时，他非常满意，随即又多给了些活。他说，工厂里刚好走掉了几个烧焊工，活做不过来了。我心想，我就光杆司令一个，我也做不了。但我没说出来，我想了一下还是接过了这些活。我熟知机会是很难得的，每次机会都要狠狠地、咬牙切齿地把握住，只有这样才会离成功越来越近。
活是带回厂子里了，但人呢？又该从哪去找呢？
我再次想到住在楼上的那几个妇女。我挨家跟那三个手脚比较快的妇女说，只要她们来干活，工资计件而且是日结，目的就是让她们放心，我有钱付工资，不是没钱。果然，那三个妇女就同意了。因为以前做过，再加上我稍稍地指导一下，她们干得比我慢不了多少。
三个妇女，再加上我自己，就有四个人了。我算了算，如果四个人正常做，最多十天就能完成。我带着她们连续干了十天，我照样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我不光自己干，而且把她们加工的每个产品都仔细品管过。我对自己说，不能再摔同样的跟斗了，我不是三岁的孩子，不知轻重地摔跟斗总有一天会摔死的。
起初三天，我真的每日给她们清算工钱。第四天，她们自己烦了，说不用日结了，改为周结，就是一个星期结一次。
我当然没意见。
就这样，吴老板那儿的活我接过来有一阵没一阵地做，维持日常生活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绰绰有余，其间我还攒了些钱。
实在没活干的时候，我就去网吧上上网，或是去付成厂子里坐坐。大多时候，付成父子都很忙，我很少能见到他们。
到了十月份，吴老板的生意忙起来了，我这边也跟着忙起来，活多得干不完。因为我没有搬走，一直在这里扎根，所以又有一些工人回来做了。这次我没要太多的人，总共招了十个人，每台机器上刚好一个人。我自己不再上机，只负责品检产品。因为这次的活比上半年陈老板的活利润高，所以人数虽然少，但总利是差不多的。
到了十二月底，我算了一下，这些活全部交掉，我身边能有四万多的余款，心想终于缓过劲儿，可以过个安稳的春节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就在我把手头上加工的货交给吴老板时，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母亲哭着说父亲病重，让我速速回家。我问母亲为什么要等到父亲病重才给我打电话，母亲说父亲不让她告诉我。我在电话中嘱咐母亲赶快把父亲送到县医院去，家里要是没钱先借着，我处理一下手头上的事，立马就回。
听说父亲病了，再好的生意我也不想做了，根本没那个心思。
我把父亲病重的事情告诉了吴老板，希望他能给我结清加工费，还请他原谅我年内不能继续给他加工活了。这老头见我如此孝心，二话没说当即就把加工款给我结了。
我把工人的工资一发，关了厂门匆匆往家赶。
我希望自己这次回家有惊无险，希望上苍保佑我的父亲。我害怕“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剧降临到我的身上，我不是皋鱼，真的不是，我的对面也没有孔子。我很想很想自己能真正地赡养父母二老，给他们幸福安康的日子。他们的这一辈子几乎都在为我忙碌着，为我揪心着，孝敬他们是我的本分。现在，我正一步步地走出人生的低谷，步入我的“三十而立”，我希望父亲能看到我的成功，分享我的喜悦。我要让父亲昂着头在村子里走来走去，不再因为我而低人三分。
希望，一切都是希望……
祈祷，一路都在祈祷……
第26章 父亲没能等到我的成功，就去世了
二〇〇一年元旦后，大雪纷飞。
二〇〇一年元旦后，天寒地冻。
二〇〇一年元月五日，我从义乌赶到了老家的小县城，这一天离春节只有十九天了。
医院的病床上躺着我骨瘦如柴的父亲，床边坐着我茫然无助的母亲，站着我泪痕斑斑的妹妹……而我，大勇，一个男人，却双腿发软，无力回天。
医生说，我父亲的病还未查出病源。
医生说，父亲的肺已经烂成焦叶了。
医生说，父亲身体已经失去了造血功能，必须不停地输血。
医生说，父亲的血液已经在不断地转化成粪便排出。
医生说，父亲很快就会大小便失禁。
医生说，父亲的病可以不用治了，治下去八九成是在浪费钱。
医生说……
医生说了太多太多，我大脑失控了，记不住，能记住的都是断句……
我跟母亲说：“治！一定要治！一天三千元的费用没关系，倾家荡产也要给我爸治病！”
可是父亲听了不同意，他挣扎着要回家。我不同意，坚决把父亲按在病床上。一天、两天……六天过去了，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反而在迅速恶化。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刚强的人，就没见过他吃过药、打过针，唯一的一次上医院就成了最后一次。弥留之际的父亲不忘要看看孙女，我只好去岳母家抱来女儿。两年没有见女儿，见了她，她还认识她的爸爸，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把她抱起来，紧紧地挨着她的脸，她一边拍着我的头，一边“爸爸爸爸”叫个不停。我眼睛有些湿润，爸爸不是个好爸爸，但爸爸以后一定要让你，还有你妈妈过上好日子。
我没有告诉岳母我父亲病危的事情，我不想告诉她，也没心情告诉她，我只是说带女儿上街去逛逛。
女儿还小，她只是感觉病床上的人有点儿眼熟，她还不能真正地懂得“爷爷”这个称谓对她意味着什么，所以女儿不肯靠近父亲。父亲并不责怪我女儿，他坚强地露出笑脸望着他的孙女。望着望着，父亲流泪了，两行泪水俨然两把明晃晃的利刀刺在我的胸膛，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活生生的煎熬，把女儿留给妹妹照看，我一个人跑出医院，跑到网吧里写了一篇文章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晚上，我把女儿送回我城里以前的家，我知道金子在家里等着我和女儿。事隔两年，我不知道她变化有多大，不确定她还是以前那个她吗？历经磨难的我，再加上父亲的病危，我对复婚的欲望一下子变得很淡很淡。
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句话：“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很早的时候我只是知道这句话，现在是深刻理解了。我的思维在几天时间里突然一下子变得“老态龙钟”了，什么发财呀，复婚啊，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我的神经麻木得如一尊木雕，对“明天”毫无兴趣可言。
金子脖子下面的那道伤疤现在我看清楚了，真的还挺大，我又一次愧疚得无言以对。金子面对我的表情很生分，生分中还带着几分尴尬。是啊，是该生分了，两年的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金子对我说：“你瘦了。”
我听了这句话，内心五味陈杂。我说：“金子，我没能成为你妈妈要求的那种富人，我还是双手空空。”
金子转移话题问女儿去哪里玩了。女儿告诉她妈妈说是去医院看爷爷了。我没打算让金子知道我父亲病危之事。为什么不想告诉金子？好像也没什么理由，如今想想，当初这个念头是欠妥的，毕竟夫妻一场，金子去看看弥留之际的前公公也是合情合理的。
金子听了女儿的话后问我怎么回事。我只好一五一十地把父亲的病情告诉了她。金子听完后当即要去看我父亲，被我拦住了。我说天太晚了，明天上午去也不迟。
随后，我与金子瞎扯了几句。临走时，我对女儿说：“爸爸要走了，同爸爸再见。”女儿喊着说：“不让爸爸走，要和爸爸睡。”我看了一眼金子，见她没有反应，于是我跟女儿说：“爸爸还要去医院照顾爷爷，爸爸不能陪你睡觉。”说完，我亲了她一下，拉开门走了出去，身后传来女儿任性的哭喊声……
我神志错乱地走到巷子口，一个人从我背后给了我一脚，我回头一看居然是老五。老五哈哈大笑说：“喊了你好几声了也不答应我，跟我摆谱呀。”我赶紧调整了一下情绪，告诉老五，我父亲住院了，今天没时间陪他多说话，改天约个日子兄弟俩再聚聚。随后我和老五互留了手机号。老五掏出一百元钱硬塞到我手中，让我买些东西给我父亲，我推脱不掉就收下了。
第二天，金子到医院来看望我父亲，父亲很开心，他竭力地用手臂撑着床沿想坐起来，可是他太虚弱了，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后来被我按住了。
父亲睁大眼睛看看我又看看金子，看看金子又看看我，就这么来回看也不说话。我明白父亲的意思，但我做不到，最起码当场无能为力。我想金子也明白我父亲眼神中的含义，她只是不能对父亲表态，哪怕是善意的谎言也不能。所以，金子流下了眼泪。我相信那天金子的眼泪是真实的，真实得如同我的眼泪。
临走时，金子留下了一千元钱，让我买点儿营养品给老人。我没有拒绝，这是金子对我父亲的一点儿心意，我应该收下来。我送金子到医院大门口，金子让我别送了。我们相望了一下，没有说话，金子转过身的那一瞬，我突然觉得特别的熟悉，特别不舍得，但我还是没有说话，看着她的背影直至消失，我才回到病房。
金子走后，我父亲的堂哥堂嫂我的伯父伯母来了，他们把我拉到医院走廊里，问我父亲的病情。我还没开口说，随后跟来的母亲告诉他们说：“医生说不行了。”伯父想了一会儿说，“真不行就回家吧，总比落在外边好。”
在我们老家，有个风俗，在外面去世的人是不能进村子里的，只能埋在村口的路边。
我说：“不行，得继续治下去。”
伯父说：“大勇，你有这份孝心就很不错了，这医院太花钱了，活人总不能被死人拖穷拖垮。别人不知道你家的经济情况，大伯我还不清楚吗？”
伯母也说：“是呀，这人要是想走是留不住的，花冤枉钱不值得，再说安葬还得一大笔费用。”
伯父伯母走后，父亲开始吵着要回家，用手去拔输液针。我想当时父亲已经深知自己的病情了，他的想法和我伯父的想法一致，不想拖垮我们这个家。
拗不过父亲，我只能去办了出院手续。
办手续时，我连连问了医生好几遍父亲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医生说希望很小很小，但我不死心，我让医生开了很多药带回家，外加两个氧气袋。
就这样，我们把父亲接回家中。说句残忍的话，就是回家等死。我不相信父亲会死，也不忍心父亲死去。我每天都给父亲喂药。没有医护人员给父亲挂水，我就把青霉素化到汤中喂父亲。
由于父亲已经大小便失禁，腊月二十二的中午，我看阳光不错，就给父亲擦了一次身子。父亲的意识还有些清楚，我从他的表情上看得出来，身子干净后的他很舒服。父亲在这种舒服感中睡去，这一睡再也没有醒来。这一年，父亲刚刚六十岁。
多年来，父亲的死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心结，我一直坚信如果当年我有足够的钱，父亲可能不会走得那么急。这个心结已经无法化解。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一大早，我进城去接女儿回家，女儿是我们家当时唯一的后代，不能不参加葬礼送别仪式。
我没想到金子开门看到是我时怒目圆睁。金子说：“大勇，真没看出来，你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