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风云- 第496部分

结果就是，在空军与海军的联合打压下，陆军根本应付不了。

在顾祝同的第一届参谋长会议主席任期内，用于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资金就主要由空军提供，即从空军的经费中划拨。虽然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间。由张文渊担任参谋长会议主席的时候，局势有所变动，陆军掌握了主动权，而且一度在争取战略打击力量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可惜的是，一件意外事故，或者说是一次纯粹的巧合，让陆军与战略打击力量失之交臂。

这就是，第一种远程弹道导弹的首次试射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安全事故。

在这次试射中。导弹升空后就因为主燃料箱破裂而坠地爆炸，导致在场的数百名科研人员与军队代表丧生，其中就包括中国的首席导弹专家钱光耀教授。以及陆军导弹部队司令江翰涛上将。

关键不是试射失败，而是这两个重要人物。

钱光耀的意外丧生。直接导致中国的导弹工程、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延迟了数年之久。

可以说，如果钱光耀还活着，中国很有可能在一九五五年制造出第一枚射程达到五千公里的远程弹道导弹。这个射程，足够让导弹从中国西北地区打到德意志第二帝国本土的东部地区了，也就够得上洲际弹道导弹的标准。也就是说，只要在一九五五年研制出来，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就将在张文渊的任期之内成立，因此该部队也就会被划归给陆军，使陆军拥有战略打击力量。

相对而言，江翰涛更加重要。

这就是，江翰涛是陆军战略打击力量的主要建设者与推动者，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张文渊之后的陆军参谋长。可以说，正是在他的推动下，陆军才对洲际弹道导弹充满了兴趣，也花了大本钱。没有江翰涛的推动，陆军在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分歧，因为有很多将领认为，即便没有战略打击力量，陆军依然是中国军事力量的核心，因此应该集中精力解决更加紧迫的问题。

这起事故，导致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在一九五七年才研制成功。

此时，担任参谋长会议主席的已经是骆崇明大将了。

虽然骆崇明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顾祝同与张文渊，毕竟空军的历史较为短暂，在军内的地位远不如陆军与海军，比如空军司令是元帅，而陆军与海军司令是大元帅，但是骆崇明非常巧妙的利用了陆军与海军的矛盾，并且通过资助海军发展潜射弹道导弹，获得了顾祝同的全力支持。

结果就是，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权再度落到了空军手里。

只是，中国的第一支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在一九五八年才正式组建，而此时担任参谋长会议主席的是顾祝同。

出于压制陆军内的考虑，加上骆崇明的争取，这支部队最终被划归给了空军。

只不过，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因素。

在分配战略打击力量这件事情上，还有一个内在的因素。

这就是，中国本土受到的地面威胁几乎为零，因此陆军的战略价值大幅度缩水，而海军与空军的价值则相应提高。

要知道，从根本上讲，陆军是防御性军种。

在三大军种中，只有陆军是以防御本土为主要任务，而海军与空军的主要任务都是执行海外作战任务。

大战结束之后，俄国遭到肢解，与中国接壤的几个国家都十分弱小，而且在政治军事上都极度依赖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等于中国的陆地战略防线往外推了上千公里，甚至是数千公里。此外，印度在中国的帮助下，在战后成为独立国家，其政治与军事安全也极度依赖中国，并且成为了中国的主要盟国之一。中南半岛上，各个殖民地也在战后先后成为独立国家，而且无一例外的加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集团，成为了中国的盟国、或者说是卫星国。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陆地边界上，已经没有现实威胁了。

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也是陆军在战后的头等大事，即裁减兵力。

虽然在大战爆发前，陆军就开始裁军，但是并不彻底，毕竟在美国战败之前，中国都承受着较大的战争压力，而且陆军是击败美国的主要力量之一，不大可能在此之前就按照和平时期的标准裁减兵力。

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陆军的总兵力依然在千万之上。

显然，对于战后的和平环境来说，这样的兵力规模太庞大了，不但没有必要，也根本养不起。

要知道，按照战后的军费开支，如果陆军不裁军的话，其军费将全部用于供养军人。

问题是，裁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在大战结束前，陆军的裁军工作就遇到了很多麻烦，主要就是退役军人的复员工作，即如何安顿数百万退役军人。

军人也是人，在离开军队之后，必须参与社会劳动，也就必须有合适的工作岗位。

为此，陆军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以军衔与服役时间为标准提供退役补偿金，让退役军人暂时不需要为生活发愁。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让退役军人在回归社会之前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

为此，陆军专门开设了劳动技能培训班，为退役军人提供半年到一年的技能培训，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工作岗位。

问题是，在三大军种中，陆军官兵的个人能力是最差的。

当时，海军与空军也面临着裁军的压力，只是都比陆军轻得多。主要就是，海军与空军是高技术军种，官兵在服役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能水准，因此官兵的文化水平要比陆军高得多。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海军在战前就完成了扫盲工作，而且不再招募文盲，空军在成立的时候就是一支高文化素质军队，没有一名官兵是文盲，而陆军到大战结束时，依然有将近三成的士兵是文盲。

显然，陆军把太多的资源用在了裁军上。

结果就是，在其他方面，陆军就无法与海军、空军竞争。

由此，还引出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第六百二十九章　反睦成仇

陆军的大裁军，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处理掉过剩武器装备。

可以说，这是陆军在战后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虽然通过无偿军事援助，处理掉了大量过剩军事物资，但是相对于巨大的产量，援助掉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到一九五二年，中国陆军的装备依然足够武装八百万大军。

这是个什么概念？

按照中国当局订下的裁军计划，陆军兵力将在一九五五年缩减到三百五十万，在一九六零年缩减到两百万，而最终将缩减到一百五十万，且三军总兵力在一九六五年之前必须控制在三百万以内。

也就是说，中国陆军有大量过剩装备需要处理掉。

援助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毕竟战后的国际社会以和平、稳定为主，因此大部分国家都会削减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结盟的国家，都得到了中国的安全保证，也就没有必要维持过于庞大的武装力量。此外，战后的主旋律是重建与发展，因此各个国家都会把重点放在经济上。

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要想确保在战后的霸权地位，除了维持一支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外，关键是把经济搞上去。

白了，只有当中国的经济地位没人能够挑战的时候，中国才是最强大的国家。

要发展经济，自然要缩减军备。

问题是。处理过剩装备也需要资金，而且是非常庞大的资金。

国防部在成立之后，做了一份较为深入的调查。销毁一辆中型坦克的费用高达三万六千华元，而战争时期一辆中型坦克的造价还不到十万华元。如果把陆军的全部过剩装备都销毁掉，总共需要数十亿华元。

显然，这是一个中国军方承担不起的重负。

用国防部官员的话来说，与其把过剩装备销毁掉。还不如放在“武器坟墓”里任其生锈瓦解。

结果就是，在战后，中国陆军的大部分过剩装备都没有得到妥善保养。

只是。这等于是在浪费宝贵的国家财富。

这个时候，一件影响到世界格局的事情与中国陆军的窘境产生了关系。这就是，大战结束之后的第一次民族独立运动。

一九五一年。印度与巴基斯坦率先宣布独立，拉开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序幕。

事实上，印度与巴基斯坦是同一个国家，此前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候都属于同一个王朝。只是，在策划印度独立的时候，中国当局考虑到实际情况，主要是民族与宗教信仰，把印度拆分成了两个国家，即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斯坦共和国、以及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巴基斯坦共和国。

当时。中国当局采取的是民族自决原则，即由各个邦自行决定并入哪个国家。

虽然这是一个看上去较为公允的方式，但是却产生了无穷的后患。

这就是，在谋求独立的时候，大部分邦的民众与统治者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但是有少数邦却不一样。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克什米尔。

这个邦的居民大部分都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在民族自决中决定并入巴基斯坦，而其领主则是印度教徒，因此要求并入印度。

虽然克什米尔是一个很贫困的邦，但是拥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就是，该邦位于印度首都德里北面。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也不远，而且是南亚地区的屋脊。

也就是说，印度与巴基斯坦任何一方控制了克什米尔，都能对对方的首都构成威胁。

结果就是，在宣布独立后一年，也就是一九五二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就为了争夺克什米尔爆发了第一场印巴战争。

有趣的是，交战双方使用的几乎是相同的武器。

早在独立之前，中国就已经取代了英国，成为南亚的实际控制者。在攻占南亚地区的时候，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组织给予了中国军队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控制南亚之后，中国扶持这些组织，组建了以维持社会秩序为主的军事警察部队，并且为其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还进行了培训。

印度与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后，其军事警察部队也遭到分割。

结果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军队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大多来自中国，少数为英国殖民当局的遗留物。

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向交战双方都提供了武器弹药。

正是如此，第一次印巴战争持续了一年多，在双方都无法击败对方的情况下，最终在联合国的斡旋下，达成了停火协议。

此后，印巴双方都开始扩军，而且都在竭力从中国争取援助。

显然，对中国陆军来说，这是处理过剩军事物资的有效办法之一。

根据后来公布的数据，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之间，中国向印度与巴基斯坦提供了数千辆坦克、上千架作战飞机与数千门火炮，此外还提供了大量的弹药，且大部分都为无偿援助。

白了，就是印巴双方拿中国的武器去打仗。

必须承认，在南亚的动荡局势中，张文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要知道，正是在他担任参谋长会议主席期间，中国开始向南亚大规模输出军火，而这么做，主要也是为了替陆军减轻负担。

在印巴尝到甜头之后，中国当局开始大规模援助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

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六年间，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尼泊尔、不丹、锡金、老挝、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也门、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南非等国先后宣布独立，联合国增加了近三十个成员国。

在这些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次民族独立运动，也成为了中德对峙的导火索。

原因很简单，中国一直在支持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则在压制民族独立运动。主要就是，中国是一个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而且中国的发展也不以海外殖民地为基础。相反，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大战爆发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殖民地宗主国，拥有的殖民地仅次于英国，而且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战后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依靠海外殖民地提供的资源与市场。

事实上，在第一次民族独立运动中，德属殖民地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虽然当时没有一块德属殖民地宣布独立，但是为了维持在殖民地的统治地位，德意志第二帝国耗费了大量资源。

更重要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由此开始敌视中国。

这就是，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公民眼里，正是中国在鼓动民族独立运动，并且想以此取代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并且通过策划德属殖民地独立，来争取得到这些新兴国家的支持。此外，通过民族独立运动，中国还在力图建立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压缩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生存空间。

总而言之，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绝大部分公民都把中国当成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幕后推手。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说法并没错。

民族独立运动，确实增强了中国的影响力，而且绝大部分获得独立地位的新兴国家都格外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把中国当成了主要的结盟对象。更重要的是，这确实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构成了威胁。

一九五七年，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前总统刘伯恩在雅温得参加喀麦隆建国典礼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讲话，宣称德意志第二帝国是旧势力的典型代表，是全世界各个民族争取独立自主的最大障碍，更是民主与自由的天敌；在殖民统治的屏障后面，德意志第二帝国正在与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意愿背道而驰。

中国在喀麦隆的独立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刘伯恩的这番讲话，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这就是，中德全面对抗的时代。

要知道，喀麦隆是德属殖民地，而且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在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象征着德意志第二帝国在非洲的统治地位。

更要命的是，刘伯恩的讲话无疑是火上浇油。

此事发生之后，德意志第二帝国立即召回了驻华大使，并且驱逐了中国大使。

虽然在此之后，在意大利的撮合下，中德关系有所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