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这首批召集的硕儒名家，在学术理论上都与朱永兴相似或相近：或强调人才的“经世济用”。或痛陈“八股取士”的危害，或批判程朱理学的糟粕，甚至还有“君主立宪”启蒙思想的。
钱谦益，于前，归正于后，仍不失文坛宗主之位。“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其史学之深厚。
也就是说。这些硕儒名士都可能是朱永兴改革的助力，是他要占据舆论阵地的战士。这些人的影响和号召。比他这个皇帝所下的圣旨，在某些方面还要管用。
朴素唯物主义，咱懂啊！什么矛盾的两方面，什么量变到质变，什么世界是物质组成……
新的人才选择机制，咱也有想法啊！专才专考专用。后世公务员考试招聘改一改，也应该适合于现在吧？
“君主立宪”，咱比黄宗羲设想得还周到，还能举出英国的例子呢！
经济模式啊，农工商并举嘛。比黄梨州的“工商皆本”还要细致！积累莫返之害，咱懂，可以“开源”增加农民收入，在“节流”上可以采取减免赋税，精简官僚机构等措施；至于赋税征银的弊端，咱也有改变的计划：一是继续发展银行，杜绝奸商在兑银时的盘剥；二是设立民间公正机构，定价以征收实物。
教育呢，百年大计，当然更要大力投入。但依据现在的财政，以及战争未止的情况，还是要以普及村子教育为先。至于要继续学习深造者，便只能自己努力了。为了方便自学，国家可挤出资金兴建图书馆，也鼓励富人捐资，给图书馆命个名，在图书馆前立个塑像啥的，应该会有很多人想要史上留名吧？
而这些硕儒名士，这个年轻的皇帝给了他们极大的震惊，或者说是惊喜。天降圣人，对他们来说，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事情。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远系宗室、朱氏子孙，却让他们相信是太祖有灵，上天有眼，方出了这样一位中兴英主。
翰林院，大学士。这些对他们并不是无法抵御的诱惑，但国家将兴，鞑虏将灭，却是他们感到由衷喜悦和振奋的。
打压一批士人，推崇一批士人，此士人非彼士人。朱永兴就是要以此做出个榜样，什么样的学说是朝廷所喜欢的，什么样的士人、儒家，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
…………。。
新皇登基已有数月，虽然在军事上并未取得令人振奋的战绩，但北伐的调子一直唱得很高。发行战争战债，发布禁粮酿酒令，补充新兵，采购物资……没有人怀疑北伐的行动，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虽然暂时处于蓄力状态，但内政外交却呈现出生机和效果。百姓生活在减赋减税的惠政下逐渐安定，大量收缴入册的无主田地、满清官田被分发给战争中出力或勤劳肯干的民众，鼓舞起来的积极性使得耕地数量大幅上升。
特别是外交，倭国在见识到明朝已然复兴，并在战争中占有一定优势后，给予了明朝商贸的特权，比荷兰人还要大。朝鲜虽然还未打出反清旗帜，但在实际上却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济州岛暂借予明军养马组军，并尽其所能为明朝买马、提供粮草。
“对于大明王朝，朝鲜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identity），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这绝不是一种“事大”的权益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在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
历史上，就连那个无意中漂海不期而至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满清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国为自己的宗主国，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
在很多中国人描绘的图景中，中国的文化思想的黄金时期，顶峰时期是在春秋战国，以后就是不断倒退。而到了满清所呈现的黑暗丑陋，则不过是这种倒退历史趋势延续的表现。而并非满清自己的责任。
这些中国人表面上没有对本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全盘否定，甚至有时候还以竭力倡导者的面目出现，但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切断了中国文化固有的血脉，看不到中国文化与思想在历史长河不断进化的过程，把满清入关前的中国文化思想丑化成了不断退化走向腐朽没落，丧失生命力的东西。
这种看似尊崇中国文化，实则丑化中国文化的观点，因为其所具有的迷惑性。带来的危害可能更为巨大。
而这种观点产生的根源，或者是因为无知而没有充分认识满清统治对中国文化的歪曲阉割到什么地步。或者是有意识在为满清统治者开脱罪责！其本质仍旧是在让中国文化对满清统治背黑锅。
在满清统治之下，不仅仅是国人变得愚昧、贫困、麻木、僵化，很多外国人的中华梦也因此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
而且，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
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而且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
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清朝的朝鲜使者，更更存了轻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得出一个结论：“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
尽管这些外国人厌恶鄙视满清，甚至认为“明朝后无中国”，但是对历史上中国的尊敬，尤其是明朝中国的尊敬，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还浓烈依旧。
但到了满清统治结束之后，他们反现自己鄙视的满清，在中国依然是歌功颂德的对象，相反自己原来尊敬崇拜对象，在中国却被丑化侮辱的体无完肤。
当年朝鲜连书写其年号都觉得是羞辱，“虽下贱”也不为之的那个康熙，在中国居然被膜拜成了圣主明君，而且这还是满清屠刀淫威不存下的情况；而他们曾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包含感情隆重祭祀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在中国却被描绘成了病态人渣，曾经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国，被中国人自己描绘成一片黑暗。
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要觉得羞愧了。原来我们这么尊敬的人，在中国，在汉族人已经摆脱压迫的情况下，还是被丑化的狗屎不如，那么我们还继续尊敬下去，还承认当时中国人对我们的帮助，那只能说我们自己太下贱了吧。
可以这么说，为了满清，中国对自己的文化肆意践踏蹂躏，任意批判否定；为了满清，中国对自己的历史任意丑化污蔑。既然中国自己这样喜欢践踏蹂躏自己，喜欢丑化污蔑，还拿什么要求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来尊重中国？
自虐嘛？这样把值得歌颂尊敬的英雄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把侵略屠杀自己的暴君禽兽歌颂膜拜的中国。
这样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不尊重自己文化，这样一个膜拜侵略者屠杀者的民族，即便一时实力上升了，强大了，那也只能象满清一样，得到其他民族表面上的畏惧，骨子里的厌恶鄙视！（未完待续。。）
第十五章 被误导了
“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皆能久长？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今大皇帝英明神武，是为大明之福，藩国之幸也。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构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
朱永兴放下了朝鲜的国书，轻轻吐出一口长气。大明纵有毛病，纵有问题，却依然受到藩国的倾慕和向往。文化上所蒙的污垢可以洗去，出现的问题可以解决，但绝不应该被野蛮和落后所取代。
而且，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具有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进化活力的文化，而不是僵化倒退的文化。
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思想，当然绝不是再倒退到几千年前，在孔孟的水平上重新来过。而是要进行继承与发扬，把原先被满清统治打断的传统再接续回来！
如果一味采取原教旨主义，复古主义，一味认为儒家典籍，或者其他中国文化典籍是越古越好，越古越正宗。如果是这样，这种所谓复兴传统文化，其实质与满清统治下兴起的所谓“汉学”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恰恰是戕害毁灭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因为，在满清禁锢思想的黑暗统治下，使得真诚信奉与研究宋明理学本身就成为了禁区，成为有生命危险的事情，钻入故纸堆得到的所谓汉学则相对来说更安全。
倭国便是在满清时开始瞧不起中国的吧？朱永兴不是很确定，但现在该考虑的不是倭国日后的问题，而是中国将来的发展。
明年便是昭武元年，开恩科的事情已经决定。设文武两大科，武的就不用说了，将考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文科之内除进士科外，又设立了绝学科（包括法律、历算、乐律、测望、水利、农耕、建筑、器物制造），且进士科不考八股，而以时论取才。
在朱永兴看来，这种人才选择制度并不完善，只是暂时的。涉及到人才论典，涉及到上千年的传统习惯，也只能逐渐改变。如果一下子便废除科举，那可是天塌地陷的大事，明清战争由此逆转也不一定。
“陛下，这是户部最新的统计资料。”查如龙将文件呈上来，又补充道：“易尚书认为依据目前的财政状况，最早也要到明年才能实施。”
“朕知道这应该不是短期内能够实施的政策。”朱永兴虽然早有预料，但还是轻轻叹了口气。
战争，消耗了太多的资源，更大幅度的惠民政策只好拖到战争结束之后。或许战争结束也不行，北地凋弊，要恢复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办到的。
“免除人头税暂不可行，那摊丁入亩呢？”朱永兴一边翻阅着文件，一边随口询问。
“户部认为也不宜马上实行。”查如龙委婉地说道：“而且，户部认为摊丁入亩操作起来很有困难。”
“困难？当然有困难。”朱永兴微微皱了皱眉，说道：“是担心那些大户士绅的反对吗？”
“回陛下，也不全是。”查如龙想了想，说道：“微臣等也细致研究过，觉得与其形成问题，倒不如北伐胜利后，一举取消人头税更好。”
“朕要看看你们研究的资料。”朱永兴有些疑惑，摊丁入亩难道真的有什么重大问题。
满清的“摊丁入亩”政策被称为“良法美政，归于大同而无业贫民永沐”，被归结为清统治者爱民如子的“德性”，是“至仁之政”、“惠于贫民”的恩恤旷典。被清朝统治者标榜自己的恩政载入史册，故各种文献，如清三通、清会典等都不惜笔墨，大肆加以渲染。
其实呢，摊丁入亩并不是满清的什么独创，它是由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转变而来。就是将一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减轻户丁征派，加重土地负担，也就是把户丁银转入土地摊派，由地主承担。
但“摊丁入亩”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弊端，即无法均匀地分摊赋税，从而无法有效保证赋税的顺利征收，更无法达到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的需要，因而遭到上至豪强富户，下至贫民百姓的反抗。这使得“摊丁入亩”政策实施的进程变得缓慢而困难重重。
而且，“摊丁入亩”政策并不能维持固定的征税数额从而抑制人民逃避税收。清朝前期实行“永不加赋”的措施时，曾希望通过将丁口数额固定下来的方法来保证丁银征收，避免人丁流失，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但是由于“永不加赋”的措施表面上固定人丁数额，实质上却无法使人丁附着于土地之上。
“永不加赋”并非“毋增毋减，定为常额”，而实质上使人丁数字增多。由于“摊丁入亩”政策的丁银数字是建立在“永不加赋”的定额基础上，因而“摊丁入亩”政策施行之时，人民就负担了更为沉重的赋税。
换句话说，在满清统治时，大部分省份的丁银都出现增额，并非保持定额数字。换句话说，自“永不加赋”至“摊丁入亩”，满清统治者一直打着“定为常额，毋增毋减”、“天恩浩荡，亘古未有”的旗号，要求各省人民顺从地承担封建义务。所谓“有道明君”，其实不过是更懂得如何缓和阶级矛盾，保证人民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已。
实施“摊丁入亩”政策后，政府加在土地上的丁银实际上还是由贫苦的佃农雇工承担。丁银并入地赋一起征收，土地成为征收赋税的凭据，表面上无地少地的贫民因此摆脱了丁银的征收，实际上，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租用地主土地或出卖劳动力，沦为地主的佃农、雇工。清代租佃经济在清初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也表明，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仆雇工。
从商品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到边远的贵州地区，从江南到江北，雇佣长短工进行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常见现象。这样，佃农雇工就成为大部分土地的真正劳作者。他们或通过交纳地租，或通过领取工值的方式谋生。但显然地主在产品分配中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