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地重游- 第4部分

宴会这样结束是件普通的事；事实上，遇到这种宴会，总要给校工一笔小费；我们大家都反复摸索着调制混合葡萄酒。塞巴斯蒂安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选择了一扇开着的窗户，这样做带有一种疯狂和可爱的有条不紊的风度。但是，这毕竟是个不吉利的见面。　

塞巴斯蒂安的朋友们把他背到大门口，几分钟后，他的东道主回来道歉，那是一个和我同年龄的、和蔼的、伊顿公学来的学生。他自己也喝醉了，他反复地解释，临到末了，眼泪汪汪的。“酒跟酒太不一样了，”他说，“问题不在数量上，也不在质量上。问题在于混合。理解这一点，你们就了解事情的真相了。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　

“是的，”我说。可是第二天早晨受到伦特的责备时我就感到牢骚满腹了。　


“你们五个人喝两大壶热葡萄酒，”伦特说，“这事非得发生不可。连窗口都去不了啦。那些喝不了的人就不要喝吧。”　

“那不是我们请的客人。那个人是别的学院的。”　

“不管是谁，收拾起来就够叫人恶心的了。”　

“碗柜上有五先令。”　

“我瞧见了。谢谢您。随便哪个早晨，我宁可不要这份钱，也不要收拾这些脏东西。”　

我取了大衣走出去，让校工在那里收拾。那时侯，我还常常到教室去听讲，十一点后我才回到学院。我发现我房间里满是鲜花，那些花看起来实在够市场上一个花摊卖一整天的，凡是可以利用的瓶子都插上了花，我房间的每个地方都放上了花，我还看到伦特正在把最后的一些鲜花用牛皮纸包好，打算偷偷拿回家去。　

“伦特，这么些花是哪儿来的？”　

“先生，昨儿晚上来的那位先生放的，他给你留了个条子。”　

下面的话是用彩色铅笔写在我的一大张我喜爱的上等图画纸上的：“我很后悔。阿洛伊修斯要到看见我被你饶恕了才会理我。因此，今天请你吃午饭。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后来我回忆起，他毫无根据地认为我知道他住的地方，这是他的特点，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　

“一位很有趣的先生，我相信，给他打扫是件十分快乐的事。先生，我想你要出去吃午饭吧。我这样告诉了科林斯先生和帕特里奇先生——他们本来要和你在食堂里吃饭的。”　

“对的，伦特，我出去吃午餐。”　

这次午餐——事实证明是个午餐会——是我生活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我去那里，心里却没有把握能否找到他的住处，因为那是个陌生的地方。我耳边响起一种微弱的、一本正经的、像科林斯的调子那样的声音，警告我最好不要去。可是那些日子我在寻求感情的安慰，我还是充满好奇心和怀着一种轻微的、不想承认的忧虑去了，感到终于会找到那扇矮门的，我知道在我以前别人已经找到了。这扇门通向一座用墙围起的、迷人的花园，这个花园位于这个阴沉的城市的中心，由哪扇窗子都望不见。　

塞巴斯蒂安住在“基督教堂”，高踞在“草地大楼”中间。我到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他从放在桌子中间的长了青苔的大鸟巢中取出一个鸟蛋，正在剥皮。　

“我刚刚数了一下，”他说，“每人五个蛋，还多两个，因此我正在吃多出的两个。今天我饿极了。昨晚我拼命喝着两种名牌酒，酩酊大醉，醉得使我觉得昨晚的一切仿佛是个梦。请别弄醒我。”　

他是迷人的，带着女性美，这是一种极端年轻的美，高唱着情歌，遇到头一阵寒风就凋谢了。　

他的房间塞满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架装在中世纪式样盒子里的小风琴，一个像大象脚的废纸篓，一堆蜡制水果，两只大得和房间不相称的塞夫勒产的细瓷花瓶，几幅镶在框子里的杜米埃的画——由于朴素的大学家具和一张大餐桌，使这一切愈发显得不调和。他的壁炉架上摆满了伦敦女主人送来的请贴。　

“霍布森这恶棍把阿洛伊修斯安置到隔壁房间去了。”他说，“也许这样也好，因为这里没有鸟蛋给他吃了。你知道吗，霍布森讨厌阿洛伊修斯。我希望我也有一个像你的校工那样的用人。今儿早晨他对我很和蔼，换了别人，可能对我很严厉。”　

宴会的客人来齐了。其中有三位伊顿公学来的一年级学生，他们是温和、高雅、落落寡合的年青人，昨天晚上他们一道在伦敦参加了一个舞会，可是他们说起这件事来，仿佛是参加了一个对死者毫无感情的近亲的葬礼。每个人一进来就奔向鸟蛋，然后看看塞巴斯蒂安，又看看我，表现出客客气气的淡漠神气，仿佛说，“我们做梦也不敢冒昧地提醒你们，我们是初次见面。”　

“今年头一次吃鸟蛋，”他们说。“你是打哪儿搞来的？”　

“妈妈从布赖兹赫德庄园给我送来的。鸟儿总是早早地给她下蛋。”　

吃完了鸟蛋，接着吃纽堡龙虾的时候，最后一个客人到了。　

“亲爱的，”他说，“我一直走不开。我正在和我的古——古——古怪的导师共进午餐。我走的时候，他奇怪我为什么要离开他。我告诉他，我得回去换衣服踢——踢——踢足球。”　

来人瘦高个儿，皮肤微黑，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我们这些人穿着粗花呢衣服和乡下人穿的结实皮鞋，而他穿了一套黑褐色带过分花哨的白条纹的衣服，一双小山羊皮鞋，打一个蝴蝶领结，一进房门就脱下黄软皮手套。他有点像法国人，又有点像美国佬，也许，还有点儿犹太人的味儿；完全是异国情调。　

这人不用我说，是安东尼·布兰奇，一个“杰出的唯美主义者”，这个恶毒的绰号从切尔韦尔河畔一直叫到萨莫维尔城。当他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时，人们曾多次指给我看。在乔治教堂，我听到他旁若无人地大声嚷嚷向陈规旧习挑战，这会儿遇见他，受到塞巴斯蒂安的强烈影响，我发现自己也非常喜欢安东尼·布兰奇了。　

吃完午饭，布兰奇拿了个意外出现在塞巴斯蒂安房间的古董中间的喇叭筒，站在阳台上，用喇叭筒冲着那群正要去泰晤士河边的、穿着厚运动衫、闷声不响的人，用疲惫的声音朗诵了《荒原》中的几段。　

“我，帖瑞西斯，早就受尽了苦难，”他站在威尼斯式拱门那儿向那些人哭泣道：　

“我在这张沙——沙发或床上扮演过，　

我曾在底比斯城墙下坐过，　

又曾在最卑——卑贱的死人中走过……”　

然后，他轻捷地走进房里，“我把他们吓得够戗！对我说来，所有的划——划船手都是讨人喜欢的宝贝。”　

我们坐下来喝橘味白酒，这时伊顿公学来的最温和、最落落寡合的客人奏起风琴给自己伴唱：“他们把她的阵亡战士带回家。”　

四点我们才散。　

安东尼·布兰奇头一个走。他轮流向我们每个人客气地告别。他对塞巴斯蒂安说：“亲爱的，我想在你身上插满有倒刺的箭，像插在个针——针——针插上一样。”又对我说，“我认为塞巴斯蒂安发现了你是件十分聪明的事。你藏在哪儿呢？我要钻进你的地洞里去，像赶鼬鼠一般把你赶——赶——赶出来。”　

布兰奇走后，其他的人不久都走了。我站起来要和他们一块走，但是塞巴斯蒂安说：“还有点橘子酒呢。”因此，我就留下来，一会儿他说，“我得去植物园。”　

“为什么？”　

“去观赏那里的长春藤。”　

听起来是个很好的理由，于是我同他一块儿去了。我们在默顿学院墙下走动时，他挽着我的胳臂。　

“我从来没有去过植物园。”我说。　

“哦，查尔斯，有多少东西你应该学习呵！那儿有一个美丽的拱门，有很多我没见过的品种繁多的长春藤。如果没有植物园，我真不知道我会去哪儿。”　

最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那几个房间还是我那天早晨离开时的样子时，我感到一种沉闷的空气，这种感觉是从前从来没有的。出了什么毛病？除了金黄色的水仙花，似乎什么都不是真的。是那扇屏风吗？我把它翻转过来，让它面冲着墙。那样就好些了。　

这就是那扇屏风的结局。伦特从来就不喜欢它，几天后，他把屏风搬到他贮藏东西的楼梯间里，那里放满了墩布和水桶。　

那天是我和塞巴斯蒂安友谊的开始，于是就发生了这件事，六月的一个早晨，在高大的榆树阴下，我躺在他身旁，看着他嘴里吐出来的烟一直飘上枝叶间。　


不久，我们开车前进，过了一点钟，我们饿了。我们在一家小旅馆前停下，那里本是个农场，我们吃鸡蛋、火腿、腌胡桃仁和干酪，在一间阴凉的客厅里喝啤酒，一架古老的挂钟在暗处滴滴答答地响，一只猫睡在空壁炉里。　

我们继续开车前进，在下午较早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两扇熟铁大门，乡间草地上两所古典式林间小屋，一条小路，两边种着树，又是一扇扇大门，开阔的停车场，汽车道拐弯的地方，眼前突然出现一片新的、幽静的风景。我们来到一个山谷顶上，我们看到下面半英里远的地方，绿树丛中闪现出一所古老宅子的圆顶和圆柱。　

“怎么样？”塞巴斯蒂安停下车来问。在圆屋顶那一边出现一条河水逐渐远去，变得模糊，一片坡度很小的山峦卫护着、掩映着它。　

“怎么样？”　

“一个多么好的住处啊！”我说。　

“你得看一看房前的花园和喷泉。”他俯身向前开动了摩托车。“这是我家住的地方。”那时我沉浸在如醉如痴的幻想中，听到他用的字眼我感到一种不祥的寒战——他用的不是“这是我的家”，而用的是“这是我家住的地方”。　

“别担心，”他接着说，“他们全都走了，你不必会见他们了。”　

“但是我愿意碰到他们。”　

“哦，你见不到了。他们在伦敦。”　

我们绕过了屋前，开进了一个侧院。“一切都锁上了。我们最好这边走。”我们的车从仆人住处的过道开过去，那里像个地堡，石板铺路，石头作顶。“我要带你去见见霍金斯保姆。这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我们登上没有铺地毯的、擦干净的榆木楼梯，沿着中间铺了一条窄粗呢地毯的宽木板路，经过铺着油布的过道，走过有许多小楼梯和几排深红色和金黄色救火水桶的楼梯井口，走上最后一道楼梯，尽头是一扇门。房屋的圆顶是假的，设计得从下面看上去像法国香波尔村屋顶的钟形小阁。那个圆顶不过是外加的一层楼，隔成了许多房间。这里是育婴室。　

塞巴斯蒂安的保姆坐在敞开的窗口，她前面展现出喷泉，湖泊，小庙，远处，在最后一个山峦上闪烁着一个方尖塔；她的双手摊开放在膝上，一串念珠松松地拿在手间；她睡熟了。她年轻时代长时间的工作，中年时的权威，晚年的悠闲和保障都在她那布满皱纹、安详的脸上打下了烙印。　

“哎呀，”她醒来说，“这真是料不到。”　

塞巴斯蒂安吻她。　

“这位是谁？”她看着我说，“我想，我没见过他。”　

塞巴斯蒂安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你来的正是时候。朱丽娅恰好在这里待一天。他们玩得多高兴啊。没有他们，这儿真够闷的，只有钱德勒太太、两个女孩和老伯特。以后，他们就都去度假了，八月份，锅炉工也要打发走了，你要去意大利看老爷和在那儿度假的朋友们，得到十月我们才会又安定下来。我还是认为朱丽娅一定要像别的年轻姑娘们一样享乐，虽然我一直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总是在夏天最好的时候把花园丢下去伦敦。星期四菲普斯神父来这里，我跟他说的也是这番话。”她添上这样一句话，仿佛这样她的意见就得到了神权的保证。　

“你说朱丽娅在这里吗？”　

“在这里，亲爱的，你刚才一定是没有看见她。都怪那些保守党的妇女。小姐得照应她们，可是她身体不好，朱丽娅在家待不久，她一讲完话，不等喝茶，马上就走。”　

“我担心我们又要见不着她了。”　

“亲爱的，别那样，她看见你会又惊又喜的，虽然我告诉过她，她应该喝了茶再来，那些保守党的妇女就是为了喝茶才来的。好吧，告诉我有什么消息？你在用功读书吗？”　

“奶妈，恐怕不很用功。”　

“啊，我猜你整天在打板球，像你哥哥那样。可是，他还有时间读书。自从过了圣诞节，他就没有回过家，但是，我想，他会回家看农业展览的。你看到报纸上那篇关于朱丽娅的文章吗？她带来给我看了。倒不是这篇文章把朱丽娅说得太好了，而是文章里的话很好听。‘马奇梅因夫人的漂亮女儿在社交旺季由她母亲带出来……不但穿着华丽，而且聪明机智……成了最受欢迎的初进社交界的姑娘。’对，这话并不过分，可是，她把头发剪了，真不应该；她有一头多么好看的头发，就像太太的一样。我对菲普斯神父说这是不自然的。他说：‘修女们都这样做。’我就接下去说：‘哎呀，神父，你当然不会使朱丽娅小姐变成修女吧？这个主意可不行！’”　

塞巴斯蒂安和老太太谈下去。这是一间可爱的房间，为了适合圆屋顶的形状，房间造得很特别。墙上糊着带条纹和玫瑰花图案的壁纸。屋角有一个能前后摆动的木马，壁炉架上有一张圣心的石印油画；空壁炉被一束南美洲大草原上的绿蒲苇和宽叶香蒲遮住，衣柜擦得很干净，顶上摆着孩子们在不同时期回家来带给她的一堆小礼物：雕刻的贝壳和熔岩，印花皮革，彩色木制品，瓷器，地下挖掘出来的橡木，有波形花纹的银器，萤石，雪花石膏制品，珊瑚，许多假日的纪念品。　

过了不久，保姆说：“亲爱的，摇铃吧，我们喝茶。我往常下楼去和钱德勒太太一道喝茶，可是今天我们让人把茶送到这里来。我平常用的那个女孩和别人去伦敦了。新的是刚从村子里来的。起先她什么也不懂，可是她很有进步。摇铃吧。”　

但是塞巴斯蒂安说我们得走了。　

“不见朱丽娅小姐吗？她听到一定会难受的。你回家来会叫她又惊又喜。”　

“可怜的奶妈，”塞巴斯蒂安在我们离开育婴室的时候说，“她的生活太沉闷了。我很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