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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说的是，‘我还没有临终呢，我已经有二十年不参加教会的各种仪式了。’”
“不是‘教会’，而是‘你们的教会’。”
“我看这没有什么区别。”
“大有区别。”
“布赖德，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
“我认为他说的是正经话。他的意思是说他一直不很习惯经常接受各种圣礼，由于他还没有到临终，所以他——还不打算改变他的习惯。”
“这简直是诡辩。”
“当一个人想要把话说得确切些，为什么别人总认为他在诡辩呢？他的清清楚楚的意思是这一天他还不想见一位神父，可是当他临终的时候他就愿意了。”
“我希望有人向我解释解释，”我说，“圣礼的意义究竟何在。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他一个人孤独地死去就得下地狱，而如果一位神父往他身上涂了油的话——”
“哦，不是油，”科迪莉娅说，“是给他治病。”
“愈发奇怪啦——好吧，不管教士干的是什么——做了以后他就会升入天堂。你们信奉的就是这个吗？”
这时卡拉插话说：“我想护士告诉过我，不管怎么样别人也说过，有人相信，神父在尸体还没有冷之前到场，一切就都好了，是这样，不是吗？”
其他的人们都攻击起她来。
“不，卡拉，不是这样的。”
“当然不是。”
“你理解得完全不对了，卡拉。”
“喏，我记得阿尔芳斯·德·嘉涅特死的时候，嘉涅特夫人叫一位教士藏在门外——他一看到教士就受不了——在尸体还没有冷就带他进去了。她亲口告诉我，他们给他做了一场规模很大的安魂弥撒，我也参加了。”
“做了安魂弥撒并不意味着你必定会升入天堂。”
“嘉涅特夫人认为是升了天堂的。”
“哦，那她可就错了。”
“你们这些天主教徒有哪一个知道，这个神父能够做出什么好事来呢？”我问，“难道你们如此安排只是好让你们的父亲能有一个基督教的葬礼吗？还是你们想使他免得下地狱呢？我倒很想领教领教。”
布赖兹赫德稍微详尽地给我讲了讲，刚一说完，卡拉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疑问：“这些我以前可没听说过。”她的话结果多少破坏了这个天主教阵线的联合。
“请把这点弄明白，”我说，“他必须按照他自己的志愿行事；他必须感到悔悟，并且希望得到赦免；对不对呢？然而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否真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神父说不清楚；如果没有神父在场，他就独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就如同有一位神父在场一样了吗。当一个人身体太虚弱，他自己的意愿无法表达出来的时候，他的意愿很可能仍然在起作用；对不对呢？他也许躺着，好像在等待着死亡，一直行使着自己的意志力，得到赦免，而且上帝是理解的；对不对呢？”
“多少是这样吧。”布赖兹赫德说道。
“好啦，看在老天的面上，”我说，“神父有什么用处呢？”
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时朱莉娅叹了一口气，布赖兹赫德吸了一口气，仿佛开始要把这些种种说法进一步分析。在沉默中卡拉说：“我知道的就是请神父来的事我要特别当心。”
“天哪，”科迪莉娅说，“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回答了。”
让我们别再争论了，各有各的理由，不过大家都认为这场争论得不出什么结论。
后来朱莉娅说：“我希望你不要再挑起这场宗教争论来。”
“并不是我挑起来的。”
“你没有说服别人，你也没有真的说服自己。”
“我只是想知道那些人相信的究竟是什么。他们都说那样做是合乎逻辑的。”
“如果你让布赖德把话讲完，他就会把这件事说得完全合乎逻辑。”
“你们一共有四个人。”我说，“关于宗教，卡拉什么也不懂，因此她可能信，也可能不信；你懂一点儿，连一个字也不相信；科迪莉娅也懂得那么些，并且疯狂相信；只有可怜的布赖德懂得，而且相信，可是一到要解释的时候，我觉得他可就出丑了。人们来回重复地说：‘至少天主教徒知道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今天晚上我们做了很好的典型分析——”
“哦，查尔斯，别说大话。我看你越来越怀疑自己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马奇梅因勋爵依然活着。到了六月，我的离婚判决了，我的前妻接着就第二次结婚了。而朱莉娅九月里才会自由。我注意到，当我们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时，朱莉娅就越发不满足似地谈到结婚的事情；而战争也愈来愈临近了——对这一点我们两人谁都不怀疑——但是朱莉娅那种温情的、有时似乎是冷漠的、绝望的渴望并不是来自她自身以外的任何不可逆料的事情；当她显得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要冲破她对我的爱的牢笼的时候，这种渴望突然变得阴暗得像短短的一阵近乎仇恨的发作。
这时我被叫到战争部，经过询问，编进了紧急状态时征募的人员名册里；科迪莉娅也一样，被编入另一份名册中；于是名册就像我们在中学时一样，又一次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一切事情都在为应付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况”作准备。在那间黑洞洞的办公室里，“战争”这个字是没有人提到的；这是一种禁忌；如果有了“紧急情况”，我们就会被召集起来——不是遇到冲突，那是根据人类意志的行为；不像复仇或天灾那么简单明白；一种“紧急情况”；一个露出海面的东西，一个看不见面孔，抽打着尾巴从深水冒出来的妖怪。
马奇梅因勋爵对他房间以外的事变不感兴趣。我们每天给他送来报纸，试着读给他听，可是他的脑袋在枕头上扭过来，眼睛却随着他周围复杂的格局转动。“还要往下念吗？”“如果你不腻烦的话就请往下念吧。”可是他并没有听。偶尔听到某个熟悉的名字他就咕哝着：“欧文……我认识他——一个平庸之辈”；有时还发出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捷克人天生就是优秀的马车夫，如此而已。”然而他的心却远离尘事了；而他想的就在这儿，就在此时此地，他一味地想心事；除了为生存而进行孤独的挣扎外，他也再没有力气进行别的斗争了。
我对那个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的医生说：“他有一种要活下去的了不起的意志，是不是？”
“你想这样来解释吗？我看还不如说是对死亡的极端恐惧。”
“难道这有什么区别吗？”
“噢，亲爱的，有区别。你知道，你从恐惧中汲取不到什么力量。恐惧使他精疲力竭了。”
仅次于死亡，他最害怕的就是黑暗和孤独，或许因为这两者像死亡一样。他愿意让我们在他的房间里，让一盏盏灯在那些塑像中间整夜点着；他不希望我们多说话，但是他却喃喃自语，声音很轻，以致我们常常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他所以要讲话，我想是因为只有他自己的声音才是他能够信赖的，只有说话的时候，他才确信他还活着；他的话并不是说给我们听的，也不是给任何人听的，而是给他自己听的。
“今天好些了，今天好些了。现在我能看见壁炉那个角落里，那个清朝大臣手拿着金铃铛，他脚底下那棵歪歪扭扭的树繁花盛开。而昨天我头脑混乱啦，把那个小宝塔也当成人了。不久，我就会看到那座桥和三只鹳了，我还会分辨出那条道路在哪儿通到山上去。
“明天会更好些。我们住在家里的时间长，结婚却晚了。七十三岁的年龄并不算很大。朱莉娅奶奶，我父亲的姑姑，活到了八十八岁，是在这儿生的，也是在这儿去世的，她没有结过婚，曾经在灯塔山上看到过特拉法加角战役的炮火，她总是把这个地方叫作‘新房子’；这是他们在育婴室或者在打仗时给这房子起的名称，不识字的人记得很久以前的事情。你们现在在乡村教堂附近还可以看到那所旧房子；他们管那片田地叫作‘城堡山’，是霍利克家的地，坑坑洼洼，有一半荒废了，地里都是茂密的荨麻和荆棘，太深了，无法耕种。他们把房屋的根基挖出来，把石头运去盖成这片新房子；朱莉娅奶奶出生的时候，这所房子已经有一百年了。这些石头就是我们在城堡山废了的洼地中的根；也是在荆棘和荨麻丛中的根；而且在那个旧教堂和附属小教堂里的墓穴丛中，没有教会人员唱诗。
“朱莉娅奶奶知道这些墓穴，跷着二郎腿的骑士啦，穿着马甲的伯爵啦，跟罗马参议员差不多的侯爵啦，石灰石，雪花石膏，还有意大利的大理石；她曾经用她的乌檀木手杖敲打过那些饰有纹章的盾牌，还把盔瓣做成花环放在老罗杰爵士的墓上。那时我们家是骑士，自从阿金考特战役就成了男爵，在乔治王朝，荣誉更大。他们是后来的，却要先垮下去；男爵爵位仍然保留下来。如果你们都死了，朱莉娅的孩子就要用他那些出生在全盛时代以前的祖先的名字来取名了；在那个全盛时代，是剪羊毛和广袤的麦地的时期，是欣欣向荣、大兴土木的时期，那时侯沼泽地排干了，荒凉的原野开垦出来了，当时一位祖先建了一所房子，他的儿子就在上面加了一个穹顶，儿子的儿子又给房子两边添上厢房，筑上河堤，拦住河水。朱莉娅奶奶眼瞅着他们建起那个喷泉来，这座喷泉装置运来以前就已经很古老了，在那不勒斯的太阳下曝晒了二百多年，在纳尔逊时代用军舰运回来。不久这个喷泉就会枯干，直到雨水给它注满水为止，水池里的落叶就漂浮起来；在几池湖水上面芦苇会蔓延开来，又缩小。今天好些了。
“今天好些了。我一向十分注意起居，保护自己不让冷风吹着，应时令的菜肴吃起来也有节制，喝的是上等的红葡萄酒，睡觉盖我自己的被单。我还能活很长时间。我五十岁的时候，他们让我们下马，把我们送上前线；年纪大的都留在基地上，这是命令，可是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我的紧邻沃尔特·维纳布尔斯说：‘亚力克斯，你的身体和那些小伙子一样棒。’我当时确实是这样；现在我还是这样，只要我还能够呼吸。
“没有空气。丝绒帐下一丝风也没有，当夏天来临的时候。”马奇梅因勋爵说着，他已经完全忘却了那根深叶茂的谷物，渐渐胀大的果实，吃多了的蜜蜂在他的窗外闷热的下午阳光里悠闲地寻觅蜂巢，“当夏天来临的时候，我就会下床，坐在户外，更舒畅地呼吸了。
“谁会想象得到，所有那些小小的金做的人物，那些在自己的国家里都是些绅士的人，不呼吸还能够活这么长时间呢？就像煤层里的癞蛤蟆，在矿井下面的深处，无忧无虑。天晓得，他们为什么要给我挖一个洞？难道一个人就得在自己的地窖里活活闷死吗？普伦德，加斯顿，给我把窗户打开。”
“窗户都敞开着呢，老爷。”
一只氧气筒放到他床边来了，上面有一个长长的软管，一个面罩，还有洋他可以自己操作的小活塞。他老是说：“里面空了；护士瞧吧，没有什么气出来了。”
“不，马奇梅因勋爵，里面满极了，请看这个球形玻璃管里的气泡就知道了；压力也很足，请听，你没有听见里面发出的嘶嘶声吗？马奇梅因勋爵，试着慢慢呼吸，要从从容容地，这样你就会得到好处了。”
“像空气那样自由，大家都这么说——‘像空气那样自由’。而现在却把我的空气装在一只铁筒里给我。”
有一次他说：“科迪莉娅，那个小教堂怎么样了？”
“爸爸，妈妈死了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它关闭了。”
“那小教堂是她的，是我送给她的。我们一向是我们家族里的建筑者。我为她建的这座小教堂，就建在亭子背阴的地方；那是在旧围墙后面用旧石料重建的；这是建成的新房子的最后一部分，也是第一个消失的。在战争爆发以前一直有一位牧师。你们还记得他吗？”
“那时我还太小呢。”
“然后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在这个小教堂里祈祷。这教堂是她的。这是她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回来打搅她祈祷。人们都说我们是为自由而奋斗。我获得了自己的胜利。这是罪过吗？”
“我想是的，爸爸。”
“在向苍天呼喊复仇吗？你想想，这不就是他们把我关在这个洞穴里，带着一罐空气，伴着沿着墙站着的、没有空气也能生活的黄皮肤的小人们的原因吗？你是这样想的吗，孩子？不过风不久就会来的，也许是明天，到那时我们又可以呼吸了。坏事对我倒成了好事。我明天会好些。”
就这样，直到七月中旬，马奇梅因勋爵躺着奄奄一息了，为活下去而进行的挣扎把他拖得完全精疲力竭。后来，由于预计不会迅速恶化，科迪莉娅就去伦敦到她的那个妇女组织看看有没有什么“紧急情况”。这天马奇梅因勋爵的情况突然恶化了。他默默地躺着，一点儿声息也没有，费力地喘着气；只有他那睁着的眼睛，不时扫一扫屋子四处，表示他还有知觉。
“是不是快不行了？”朱莉娅问。
“这可没法断定。”医生回答，“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很可能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也许还能从现在的发作中缓过来。关键是千万别打搅他。一点点惊扰也会是致命的。”
“我要去找麦凯神父。”她说。
我并不诧异。整个夏天我看出来她想的就是这个。她走了以后我对医生说：“我们必须制止这种瞎胡闹。”
他说：“我的责任是管病人的身体。我的责任不是同人家辩论活着好还是死了好，或者争论一个人死了以后怎么样。我只是想方设法让他活着。”
“你刚才说的是，任何惊扰都会置他于死地。而对于一个怕死的人来说，比如就像他这样怕死，难道还有什么能比给他带来一位神父——这位神父又是他有精力时曾经赶走的——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事吗？”
“我想，这也许会置他于死地。”
“那么你还不加以制止吗？”
“我没有权利制止任何事情。我只能提供意见。”
“卡拉，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愿意使他不快乐。现在只有一个希望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