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二天，一件武器凑巧落在手里。那天我遇见了一个中学时代的老朋友，名叫乔金斯的同年同学。我一向不大喜欢这位乔金斯。有一次，那还是菲利帕姑妈在家里的时候，他来吃茶，她就曾经对这个人作出这样的宣判：即他的内心可能美，可是头一眼看上去可不那么吸引人。这一回我热情地向他问好，并请他来吃晚饭。他来了，不过并没有显出有什么变化。父亲事先肯定得到海特的提醒，说有一位客人要来吃饭，所以他没有穿他那身丝绒衣服，而穿了一件燕尾服。这身燕尾服，再加上黑背心，极高的硬领，特窄的白领带，就算是他的晚礼服了。他穿着这身衣服，显出一种忧伤的神气，好像穿的是朝廷的丧服，这种神情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有的，由于发现这种神情招人喜欢，所以一直就保持下来了。他连一件吃饭穿的短上衣都没有。
“晚上好，晚上好。你太难得了，大老远地来这里。”
“哦，并不远，”乔金斯回答说，他住在苏塞克斯广场。
“科学消灭距离嘛，”父亲狼狈地说，“你来这儿是出差吧？”
“噢，我在经商，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
“我也有一个亲戚是做生意的——你不会认识他的；他比你要早喽。那天晚上我还跟查尔斯谈到他哩。我常常想到他。他成了，”他顿了顿，以便充分强调下面的古怪说法，“他成了个‘惨败的人’。”
乔金斯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父亲带着责备的神色盯住他。
“难道你觉得他这么倒霉倒值得高兴吗？也许是我用的词不常听说吧；你想必会说他‘破产’了吧。”
父亲控制着局面。他自己有了一个古怪的想法，故意认定乔金斯是个美国人，所以一晚上他都在和他玩一场微妙的、别出心裁的客厅游戏，凡是谈话中出现的一切专门的英国用语他都要解释一番，把英镑折合成美元，还必恭必敬倾听他的谈话，并且连连说道“当然啰，以你们的标准而言……”；“对乔金斯先生来说，这一切显得太狭隘了”；“你们习惯在辽阔的空间……”等等。听他这么说，因此使我的客人隐约觉得他的身分大概有什么问题，而他又根本得不到机会把自己的身分解释清楚。他一边吃饭，一边不住地琢磨我父亲的眼神，想要在他的眼神里看出他以这个方式讲话不过是一次精心安排的玩笑罢了，可是他看到他的神色竟如此温和、宽厚，使他感到困惑莫解。
有一次连我都觉得父亲说得太过分了，当时他说：“你在伦敦居住，恐怕相当难过，玩不成你们国家的游戏了吧？”
“我们国家的游戏？”乔金斯问道，他领悟得很慢，不过终于领悟到这是弄清问题的好机会。
父亲看看他，又看看我，他的表情也同时从和蔼可亲变成满腔怨恨；当他再朝乔金斯看去的时候，表情又变得和蔼可亲了。这种神气就像一个赌徒向全室的人认输那样。“说到你们国家的游戏，”他从容地说道，“那就是说板球嘛，”说着他就控制不住抽起了鼻子，全身都抖动起来，他还用手帕擦擦眼睛。“在城里工作，你肯定发现用在板球场上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吧？”
他走到餐室门口撇下了我们，“晚安，乔金斯先生，”他说，“你下次‘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希望你再来我们这儿作客。”
“喂，你爸爸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几乎认为我是美国人啦。”
“他有时相当古怪。”
“我把这番话理解成建议我去看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啦。这太怪了。”
“不错，可是我没法解释啊。”
“我差不多认为他在拿我开心呢，”乔金斯困惑地说。
几天以后我父亲做出了反击。他找到我，对我说道：“乔金斯先生还在这儿吗？”
“不在了，爸爸，当然不在啦。他只是来吃饭的。”
“呃，我原来希望他和我们一起住几天。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不过你在家吃晚饭吗？”
“在家吃。”
“我搞了一个小小的宴会，你在家里连续过了许多单调的夜晚，以便换换花样。你以为艾贝尔太太胜任得了吗？不行的。不过我们的客人并不苛求。卡思伯特爵士和奥姆—赫里克太太，正是所谓的核心人物。我希望饭后听听音乐。我还为你请了几个青年人。”
现实的情况超过了我对父亲的计划所怀着的不祥预感。客人们聚集在我父亲不自觉地称之为“楼座”的房间里，这时我才明白，明摆着这些客人都是为了让我不痛快而仔细挑选来的。而青年人则是格洛里亚·奥姆—赫里克小姐，一位学大提琴的学生；她的未婚夫，一位不列颠博物馆的秃顶年轻人；还有一位只懂得一种语言的慕尼黑出版商。我看到，我父亲和那些人站在一起，在瓷器架后面冲我直抽鼻子。这天晚上，他在纽扣眼里别上一枝小小的红玫瑰花，好像骑士在战争中佩戴的徽章。
晚餐时间很长，菜肴跟那些客人一样是精心挑选的，也有一种存心嘲弄的意思。菜肴并不是菲利帕姑妈挑选的那些，而是从早就确定下来的几份菜单中拼凑起来的，那些菜单是他还能在楼下吃饭时使用的。盘子的花饰考究，上菜时，盘子照红、白相间的颜色轮流出现。菜肴和葡萄酒一样没有味道。晚餐过后，我父亲把那位德国出版商领到钢琴边，出版商弹起钢琴，他就离开客厅，领着卡思伯特·奥姆—赫里克爵士到“楼座”里去看那个伊特拉斯坎的公牛。
这是个令人十分厌烦的夜晚，宴会终于散了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十一点才过几分钟。父亲自己喝了一大杯大麦茶，说道：“找来的这些朋友多不带劲儿呀！你知道，如果没有你在家这个推动力，我永远也鼓不起勇气邀请他们的。我近来对应酬没有什么兴趣了。既然你要在我这儿住很久，我也就会过许多这样的夜晚了。你喜欢格洛里亚·奥姆—赫里克小姐吗？”
“不喜欢。”
“不喜欢？是你对她的毛茸茸的唇髭有反感呢，还是对她的大脚有反感呢？你觉得她今晚过得愉快吗？”
“不愉快。”
“我也有这样的印象。我很怀疑这些客人中谁会认为这是他们最愉快的一个晚上。那个年轻的外国人钢琴弹得糟透了，我想。我在哪遇见过他呢？还有康斯坦蒂亚·斯梅斯威克小姐——她又是我在哪遇见的呢？不过殷勤待客这一条还是要遵守的。只要你在这儿，你就不会觉得无聊的。”
在以后两个星期的冲突中我们两败俱伤，不过我却失败得更惨，因为父亲有更多的储备可以利用，也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我却被挤在一片高地和大海之间的桥头堡里。他从不宣布他的战斗目标，而我至今还不明白他的目标是否纯粹是惩罚性的——是否他的思想深处存有某种地理政治学的思想，要把我从这个国家赶出去，如同菲利帕姑妈被赶到博迪盖拉，表兄梅尔基奥被赶到达尔文一样；或者，似乎是最可能的，他之所以战斗，是否只是由于热爱使他才华毕露的战斗。
有一天我收到塞巴斯蒂安寄来的一封信，这件引人注目的东西是我当着我父亲的面收到的，当时他正在家里吃午饭；看见他好奇地盯住这封信，于是我把信带走私下里读起来。信是写在维多利亚王朝后期办丧事用的厚信纸上的，信纸信封头上印着黑色花冠，周围镶着黑边。我急切地读起来：
布赖兹赫德城堡
威尔特郡
我不知道今天几月几日
最最亲爱的查尔斯，
我在写字台后面发现了一盒这样的纸，当我为自己失去纯真而哀伤的时候，我非给你写信不可了。纯真看来不像是个活东西。医生们从一开头就对它表示绝望。
我马上就要动身去威尼斯和我父亲一起住在他那个罪恶之宫里。我希望你来我这儿。我希望你在这儿。
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呆着。家里的人们不断回来，不断整理行李，又离开了，而白色的山莓已经熟了。
我很想不带阿洛伊修斯去威尼斯。我不想让它遇到一大帮子讨厌的意大利熊而染上坏习惯。
爱你，或者随你的意思。
塞
我很早就熟悉他写的信了；我在拉文纳的时候收到过他的信；我本来不该感到失望的；可是那一天，我把这张硬邦邦的信纸撕成两半，随手扔进字纸篓里，满腔怨恨地朝着肮脏的花园和贝斯河边高低不平的地面望去，凝视着那边乱七八糟的污水管、太平梯和引人注目的小温室，我在心里看到安东尼·布兰奇苍白的面孔从纷乱的树叶中显现出来，正如曾经在泰姆饭店的烛光中朦朦胧胧出现那样，在过往车辆的嘈杂声中，我听到他清晰的声音……“你千万不要骂塞巴斯蒂安，即使他常常显得有些缺乏生气……每当我听到他的谈话，就使我想起了那幅某些方面令人厌恶的绘画《吹泡泡》来。”
以后好多天，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讨厌塞巴斯蒂安。后来在一个星期日下午，他拍来了一封电报，把那个阴影驱散了，可是这封电报本身却增加了另一个更深的阴影。
父亲出去了，回来时发现我焦躁不安，团团乱转。他站在走廊里，头上还戴着巴拿马草帽，冲着我微笑。
“你决猜不出我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我到动物园去啦。真是太愉快了；看来那些动物非常喜欢晒太阳。”
“爸爸，我得马上走了。”
“是吗？”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出了严重的事情啦。我得马上到他那儿去。海特现在正给我收拾东西。过半个小时有一趟火车。”
我把电报拿给他看，电报写得很简单：“伤势严重速来塞巴斯蒂安。”
“嗯，”父亲说，“我很难过你这么慌乱。看电报，很难说事情像你想的那样严重——否则，根本不可能由受伤者本人签名。还有，当然啰，他也可能神智完全清醒，只不过眼睛看不见了，脊梁骨摔断成了瘫痪。你究竟有什么必要去那儿呢？你也不懂医道嘛。再说你又没有担任什么神职。你是不是希望得到什么遗物呢？”
“我跟你说过了，他是我的特别要好的朋友。”
“呃，奥姆—赫里克也是我的特别要好的朋友，可我就不会在一个暖和的星期天下午手忙脚乱跑到他的灵床前去。我还怀疑奥姆—赫里克太太是不是欢迎我去。不过我看你并没有这样的顾虑。我会惦记你的，亲爱的孩子，不过不要因为我急着回来。”
八月一个星期日薄暮时分的帕丁顿火车站。阳光从屋顶上毛玻璃窗户透进来，书摊已经关门了，几个不慌不忙的旅客在搬运工人旁边溜溜达达——这一切足以安慰一个心绪比我稍为安宁的人。火车几乎是空的。我把小提箱放到一节三等车厢的角落里，然后在餐车里占了一个坐位。“过了雷丁站开第一次正餐，先生，大约在七点钟。您现在要来点什么？”我要了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火车一出站酒就送上来了。刀叉发出常有的丁当声；明丽的景色在窗前倏忽闪过。可是我对那柔媚的景致没有兴趣；相反，脑子里的恐怖就像酵母一样在发酵，大片的泡沫泛起来，呈现出种种灾祸的情景；篱边入口有人随便举起一支上了膛的枪，一匹马的后腿直立起来，在地上翻滚，一片阴沉沉的水塘，水下埋了个桩子，一棵榆树的枝干突然在一个宁静的早晨倒下来，一辆汽车冲进一个死角；文明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威胁都从脑子里冒出来，紧紧缠住我。我甚至想象出一个患杀人狂的疯子在阴暗的地方作怪脸，挥舞着一段铅管。麦田和大片林地飞速闪过，溶进金黄色的夕照里，车轮的颤动声，单调地在我耳中反复震荡着：“你来得太晚了，你来得太晚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
我吃了饭，换乘开往该地的火车，黄昏时候到了我的目的地梅尔斯蒂德—卡布里站。
“是去布赖兹赫德的吗？先生，是的，朱丽娅小姐正在车场等您呢。”
她坐在一辆敞篷汽车的车轮边。我立刻认出她来；我不可能认不出她来的。
“你是赖德先生吧？跳进来吧。”她的声音和说话的神气都同塞巴斯蒂安的一样。
“他怎么样了？”
“塞巴斯蒂安吗？噢，他很好。你吃过饭了吗？吃了，我想那种饭一定坏透了。家里还有一些。家里只有我和塞巴斯蒂安，所以我们还是等你来了一道吃。”
“他出什么事了？”
“他没说吗？我估计，他认为如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会来了。他踝骨上的一根骨头裂了，那骨头太小，连个名称都没有。不过昨天他们已经给他照了X光，要他再忍耐一个月。这可让他烦得要命，他所有的计划都给取消了；他一个劲地唠叨着……别的人都走了。他要我留下来跟他一块儿待着。嘿，我想你是知道他能忧郁得发疯的。我几乎屈服了，后来我说：‘你肯定能抓住什么人的，’他说大家不是出去了，就是都很忙。总而言之谁也不会来陪他的。不过他最后同意试着去找你，我也答应了要是你不来的话，我就留下来，因此你可以想象得出对我说来你多么受欢迎。我得说，你一接到通知就远道赶来，真是太高尚啦。”但是，当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却听出了，或者认为听出在她的口气里含着一点轻蔑的味道，好像我竟会这样乐意地听他调遣。
“他怎么弄成这样了？”
“信不信由你，玩槌球弄的。他发了脾气，被小铁门绊了一跤，这伤疤可不很光彩。”
她同塞巴斯蒂安简直太相象了，以致我在愈来愈浓的暮色里坐在她的身边，竟被她既是亲切又是生疏的双重幻觉弄得糊涂了。因而就像有人用一个高倍望远镜瞭望，看到一个人从远方走来，细看那人脸上和衣服上的每一细部，相信自己一伸手就摸得着这个人，可是他很奇怪，当自己走动时这个人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抬头望一下，后来他用肉眼观看这个人，突然想起，那个人不过是很远的一个斑点而已，很难说是不是个人。我了解她，而她并不了解我。她那乌黑的头发几乎比塞巴斯蒂安的长不了多少，也像塞巴斯蒂安那样，头发从前额梳到后面；她那双注视着发暗的公路的眼睛也像他的，只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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