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 第179部分

杨朔铭当然记得，在原来历史时空的1926年7月，投靠了“广东革命军政府”的唐生智率军进入长沙城，使湖南再度沦为南北势力较量的战场；随后，湖南省宪法被废除，省议会、县议会、各级法院均被取消。长达六年的“湖南自治”，就此成为南柯一梦。

而在这个时代，杨朔铭则绝不允许这样的历史，在自己手中重现！

“好久没见到松坡了。”

杨朔铭话锋一转，突然说起了远在北京的蔡锷。

陈炯明和程璧光显然没有跟上杨朔铭的思维跳跃，二人对望了一眼，脸上都是一片错愕。

北京，人和医院。

在一间高级病房里，三个人正在进行着热烈的谈话。

“老师这一次去欧洲考察，应该是所获颇丰了。”

坐在床上的蔡锷，轻轻的咳嗽了一声，看着坐在对面的老师梁启超，微笑着说道。

“我此行的目的，本是为了考察欧洲物质文明之繁盛及其背后的原因，但却没想到，竟然会尽覆前论。”梁启超的脸上现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热火朝天之际，梁启超却动身去了欧洲考察。

由于段祺瑞在幕后的金钱操作，在重开国会之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当中，原本志在必得的进步党人却遭到了意外的惨败，在新一届国会当中，段祺瑞徐树铮为了选举临时拼凑起来的“安福系”大获全胜，在两院472个议席当中，一共获得295席，占了62？5％，而进步党只获得了42席，仅占9％，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党国家社会民主党都占了36席，再就是青年党占了30席，交通系占了10席，剩下的席位为一些小党所占据。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进步党人，本来有心在新国会当中有所斩获，结果却不曾想大败亏输，只剩下条***。

中国政治虽然一向号称黑幕重重，但其实是很透风的，研究系的人也不是傻子，当然明白自己是怎么输的。梁启超等人在国会选举惨败后心灰意冷，并因此和段祺瑞的皖系决裂。

屡遭挫折的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但这一次欧洲之行却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欧战炮火下的断壁残垣与民众的潦倒困顿冲击了梁启超长久以来一直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欧洲学界流行的“西方因物质文明过盛而趋向毁灭”的“反思”，更加剧了这种冲击。这一切让梁启超终于转而成为了欧洲工业文明的批判者。

“当日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还加几倍，但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今天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梁启超叹息道，“我不知道他杨瀚之现在会怎么看这件事。”

“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象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黄兴说道，“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变革。此刻实行变革，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克强此言，倒象是苏维埃党之主张。”蔡锷看着黄兴说道。

“对于苏维埃党，松坡万万不可等闲视之。”梁启超说道，“各国时髦政治家公认为无法无天之过激派列宁政府，报纸上日日咒它夭折，它却成了个不倒翁，支持了两年，到今日依然存在。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它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其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的同时，梁启超已经注意到了支撑了两年而未倒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

“现在欧美两洲，象法国、美国既没有皇帝的***，人民很可以说是极平等自由，***可算是极发达。但是只能说到民有、民治，还说不到民享。试看他们国内的平民受资本家的压制，穷人受富人的压制，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铁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敌国。那般平民和劳动者连面包都找不到手。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欧美现在便已经生出贫富不均的大问题来了。”黄兴说道，“苏维埃党人力求除此巨弊，但其法过于粗暴，非我国可取也。”

“苏维埃党人所持之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而总之，即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凡认为不合人道者，皆要重新组织一番。”梁启超点了点头，说道，“讲到国计民生上，其所持之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之一。但我的意见，提倡这种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们所固有的。讲到实行，共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还是且慢一步罢。”

第216章　手把手教民主

“现今之中国，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它可以吸收以前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以前文明糟粕的牺牲品。”黄兴说道，“目前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便用不着。”

“不错，瀚之以前便对我说过，科学的社惠主义有预期之目的可达，有一定的阶段可循，其进化之迹象与动植物之擅蜕相同，其因果之公律与物理化学之分析无异，非仅一种之理想。”蔡锷想起了最近北京城里发生的事，不无忧虑的说道，“自俄国革命之后，现今国人无不以谈社惠主义为时髦，以为有捷径可履，大误也。”

听到“时髦”一词，梁启超感叹了一声，点了点头。

对于中国知识界追求时髦产生的恶果，梁启超可以说是深有体会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在“救国图强”这个大目标下，一直被西方牵着鼻子在走，被西方的资本主义打败之后，一窝蜂似地高呼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当发现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兴起社惠主义时，又一窝蜂似地高呼着要学习社惠主义，趁机“驾乎欧美之上”。

之所以如此，其实正是中了西方“社会进化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的表现。自严复“天演论”启蒙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灭的“社会终极进化目标”，这个目标，曾极短暂地是“资本主义”；很快就变成了“社惠主义”；后来终于成了“共有主义”。

在1918年以前，在总数约260中的报刊中，发表社惠主义内容的报刊，只有近30种；而在1918年至1920年间，共计约280种报刊中，发表社惠主义内容的报刊，已达到约220种。这些报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报刊，也包括激进的青年党报刊，自然也包含总量极少的共有主义报刊。总体说来，在1918至1920年间，几乎中国的所有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在谈社惠主义。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连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们，也不得不开始谈社惠主义，以免落后于时代！

“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惠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惠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黄兴不无苦涩之意的说道。

“社惠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梁启超说着，从衣袋内取出了一张信纸，递给了蔡锷，“这是我和东荪、百里及君劢集思广益，广征博议，汇总出来的一点心得，名为‘公定之趋向”共计十六条，松坡和克强不妨看一看。”

蔡锷接过信纸，和黄兴一起看了起来。

“第一条：人类之福利，当以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使个性能得充分自由。”

“第二条：中国之不振，由于制度不良，制度不良由于思想不良，故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

“第三条：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代议制度，故国民须有组织之自由权。”

“第四条：经济改造，在于既不抹杀智能之高下，也不致有生计压迫之现象。”

“第五条：世界改造，在于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使各国人自觉为人类一分子。”

“第六条：军事上取消极自卫主义，且为适合世界新潮，应取兵民合一制度。”

“第七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中央权限当减至必要范围为止。”

“第八条：地方自治，应由各地方自动制定根本法以守之。”

“第九条：国民的结合，应实行地方和职业同时并举。”

“第十条：社会之生计，应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力求实行分配平均之法。”

“第十一条：生产之事业，应于分配平均之际力求增加之。”

“第十二条：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本，故应于地方根本法中规定强迫教育。”

“第十三条：劳动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国民有劳动之义务。”

“第十四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皆应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采择。”

“第十五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为国民进步之障碍，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应进行忠实深刻之研究。”

“第十六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有整顿发扬之责任。”

“这算得上是一份改良主义的‘社惠主义宣言兴看完后赞许地说道，“将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思想自由和劳动至上融为一体，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用心可谓良苦。”

“然而，很多人却以为，这样主张的结果，意味着中国仍然需要沿着社会进化自然演进的程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梁启超说道，“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番理解，其实恰恰契合本人的社惠主义观。他们应该好好想想，我为什么只要‘社惠主义改良”而坚决不要‘社惠主义革命’。”

“盖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蔡锷笑了笑，回答道。

蔡锷的回答可以说一针见血，他明白的点出了老师梁启超反对社惠主义革命的原因：因为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而这会严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任公的这个‘公定之趋向’十六条，可否给杨小说～就］来w］w瀚之看过？”黄兴问道。

“没有。”梁启超的脸上现出了落寞之意，“军阀总是军阀，纵然能够开明一时，将来难保不会成为第二个段芝泉。”

蔡锷和黄兴知道新国会选举的失败带给梁启超的刺激过大，都禁不住叹息起来。

梁启超一直认为，自民国元年以来，因为议员素质太低，国会屡屡与政府为难，导致政府与自己种种良好的施政计划屡受挫折（譬如开明**，袁世凯对德宣战）故此在袁世凯的弘宪帝国覆亡后，梁启超与段祺瑞合作，荡平杨度的帝制复辟后，即明确表示拒绝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和被废除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梁启超的理由是：“中华民国已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灭，今国家新造，应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

梁启超认为，中华民国已经在袁世凯复辟的那一刻灭亡了。此后，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与段祺瑞的北洋武力联合革除帝制，再造了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与之前的中华民国不存在法统上的继承关系，所以，应该仿效辛亥革命的先例，再次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法统，选举出新的国会。梁启超认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让现政府与此前的中华民国一刀两断，旧国会自然是不要了，《临时约法》同样也不能保留；进而，新国会将由进步党控制，而不再有原来革命党势力的存在；新宪法也将基本反映进步党人的意见，而不再体现革命党人的意志。

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当中，抗倭英雄段祺瑞的为人被时人视作楷模，但梁启超并不知道的是，段祺瑞的心里并无太多民主共和的理念。段祺瑞更希望一个听从自己意志的国会出现，梁启超的“改造国会”的设想一开始很自然地得到了段祺瑞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先借助梁启超的进步党“再造共和”，之后又用北洋系的武力和财力打造出了所谓的“安福系”，将梁启超的进步党彻底排挤出了国会。

对于段祺瑞这样的对待自己，梁启超的失望多于愤怒。

“别人怎么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的一种罪恶，这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因此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梁启超主张的“贤人政治”旧观念，一是指开明**，即将国家的转变希望寄托依赖于一个“贤明”的威权领袖（如袁世凯和段祺瑞）身上；二是指精英政治，梁启超“改造国会”排挤激进革命势力，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精英政治”的理念，在梁启超看来，革命党人是出身底层的“乱暴势力”，而研究系进步党的中层精英才是能担负起国家民主转型重任的精英。

但让梁启超失望的是，他所寄予厚望的威权领袖段祺瑞，竟然会用贿选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击破他的“贤人政治”的梦想。

现在的梁启超，可以说已经对“贤人政治”心灰意冷。

“杨瀚之和段芝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段芝泉对民主共和其实并不热心，但杨瀚之不同，湖南自治如果没有他一力支持，是很难变成现实的，很可能一开始便毁在那些审查委员会的人手里。”黄兴说道，“任公其实应该把这个给他看看，对他在闽桂湘赣云贵等省推行底层民主建设是很有帮助的。”

“底层民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