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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这个宋徽宗，虽然有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可家花就是不如野花香啊，他老人家看上了名妓花魁李师师，一有空就顺着暗道去***，还要太尉们给他把风，结果引来了梁山贼寇。有一次，他激情燃烧过了以后，竟然写了一首艳词，成了千古绝唱。”
“词曰：‘浅酒人前共，软玉灯边拥，回眸入抱总含情。痛痛痛，轻把郎推，渐闻声颤，微惊红涌。试与更番纵，全没些儿缝，这回风味忒颠犯，动动动，臂儿相兜，唇儿相凑，舌儿相弄。’”
“只有宋徽宗这样的亡国之君，才写得出如此不要脸的淫词来！”一个学生愤怒地大吼起来。
“本人才疏学浅，这个词写的好不好我不懂，可我读的时候，感觉挺实在的。”***笑道，“奉劝诸位同学，不要总想着看着别人的***，要想正人，先正已身。”
**看着面前的青年学生，突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我知道你们当中不乏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当然‘共有共妻’也在其中。”***冷冷地说道，“不知这‘共有共妻’，诸位是否也是心向往之的？”
听到***的话，围观的人群再次爆发出了哄笑声。
“在我看来，这古时‘奔淫之令’和宋徽宗的淫艳之词，也许还比不上这‘共有共妻’来得更为荒唐。”***笑道，“今夜狂冷，被少床寒。诸位同学回去后梦中，谁与侬‘唇儿相凑，舌儿相弄’？哈哈，若是想提前进入‘共有主义’之社会，诸位同学相互间倒也不妨一试，总好过没来由的在这里拿道德大帽子压人。”
周围再次响起了哄笑声，几名学生悻悻的转身快步离去，几名女同学捂着耳朵，仿佛听了刚才***的话，自己便已经失去了***一般。
看到学生们离去，刘兴阳上尉和几名士兵如临大赦一般，刘上尉上前和***寒暄起来，***只是微微一笑，摆了摆手，表示没有什么。
“这些学生太容易受欺骗了。”***叹息了一声，“还需要好好教育才是。”
“兄台所言极是，”刘兴阳感激地说道，“还是兄台见多识广，我们这些人肚子里没有墨水，哪怕明知道他们说的有问题，也讲不出个道道儿来。”
“不要紧，他们胡说八道的日子，不会有多久了。”***的眼中突然闪过凌厉的光芒，“会给他们一个总的解决的。”
1922年8月，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梁启超家书：
“……目下时局变迁又有可忧之处，布党虽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但其最终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往后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布党分子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的铺子十有***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若是到了北京，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布党只知放火，而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布党决战，盖民主之国，容忍异见，不可因政见之不同而以武力讨伐，以至流血漂杵。但若是彼辈统一后，又终不能不为多数人之自由与彼辈一拚耳。”
1922年8月，中国共（布）党负责人之一刘克思给领袖何向仲的书信：
“……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骂白区民营企业的工人‘要求过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今年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工会是第一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您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人与学生及民间团体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我党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我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我党的指示，这就影响我党与各方面的关系。现今武汉失业工人救济局有过一份统计，称日前武汉有失业工人14万人；武汉地方政府内部的报告中，民政部长陈光远则有另一个数据：‘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统计局所估计的数据，则是‘失业的工人现共有三十万之多。’”
“据张托立同志报告：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样激进的结果，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张托立同志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性循环——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失业时间越长，工人生计越艰难，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
第320章 梦醒时分
“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工会势力过于庞大，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管理者则不敢有一句异言，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
“在起初，人们都期求我党设办法，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我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负责这些事，但我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我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与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于工会与党，另一方面我党党员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
梁启超家书：
“思永来信所讲的流传于青年当中的社惠主义政治观点，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其实打倒作恶的地方军阀，不能不说有他们的一点功劳，我们虽然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我们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
“……眼下各地凡是作恶的地方军阀，离末日都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中国布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之所以如此，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蓝宁（即列宁）之第三国际的羁绊，布党党众所至之地，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现在两湖多地之中等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若全国都象他们那样的搞法，则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前途真是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地了。”
“我素来接受‘政治革命’，但坚决排斥所谓的‘社会革命’，此次在国务总理任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心致力中国走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这条‘社会改良’之路的关键，是一个‘中等社会’的存在。因为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我曾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个定义：排除了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我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改良。”
“如今‘中等社会’的建设发展初见成效，而近来耳目所接，却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自布党转移入外省之后，河南、山东等地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四川也有不少地方的人民深受荼毒，若任由此种恶势力于地下蔓延全国，那中国真就成了活地狱了。不惟徐世昌大总统头痛，连我们这些想做实事的也头痛。总而言之，布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左舜生给他的朋友的信（我亲看见的），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据传吴子玉军中亦有布党分子活动，前日曹仲珊到京，我和他谈及此事，他还安慰我道：‘不要紧，他们掀不起大浪，军队都在我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属布派，但若长此下去，他们将来必倒在布派手上无疑。”
“现在中国的不少地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河南四川陕北多地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都是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不了。将来我们受苦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工运***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们这些人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我更恐北京一旦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本来拟在思永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现下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四川偏远之地，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其实湖南江西浙江等省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要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上海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捱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
中国青年党《醒狮》杂志（1922年9月，第二号）：
“……农民大量弃地逃荒，究其个中原因，与布党党众当日煽动底层贫民搞的‘平粜阻禁运动’有密切的关系。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但实际却不然。措施最先损害的便是佃农、自耕农的利益，其后才是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因为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然‘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府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府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邻省驻军的补给都出现了问题，激起了军队广大士兵的愤怒。”
“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在一些偏远地方还取代政府，实行所谓的‘农协自治’，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的机关。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预县政府，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都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才能解决，而县政府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由于布党的煽惑，一些地方的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了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手中。”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遍及多省之农***动，虽然由布党包办，但发动起来之后，却已不受布党的控制。在农协会的旗帜下，起来了的农民已近百万人，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协会，都不在布党的控制之下；许多则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为社会危害。舆论批评汹涌而至，以至于农民协会不得不做出对各级农协进行‘洗会’的决定。”
“该决定主要提出两点要求：一、为使真实农民意见，在各级协会中充分表现，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二、区农协执行委员3/5须属真实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2/5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流氓地痞性质的人，即应严厉防止，以免扰乱农民组织；该决定试图补牢于亡羊之后，但这次整顿却没有被严格贯彻下去，中途流产。农民协会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来越被人所诟病。甚至于其党内亦有悲观失望者，其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