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歼灭被围的敌军集团。”
“由于流沙、沙坑和沙丘使战斗行动极为困难。日军极为顽固，战至最后一人。但是士兵们逐渐识破了官方的所谓日本帝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谎言，因为日军作战四个月遭到极大损失，可是没有胜过一仗。”
“某些日军士兵和军官所写的日记反映出他们当时的心情，读起来很有趣。这是福田的日记：”
“1939年11月20日。
从早上开始天气就很好。敌人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有50多架，一群一群地出现在天空。6时30分，敌人的炮兵全力进行射击。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
炮弹遮天盖地打到我们近旁。真可怕。观察队使用一切办法寻找敌人的炮兵，但毫无办法，因为轰炸机在轰炸，战斗机在扫射。敌人全线获胜。
7时45分。
可怕。人们怨声载道，炮弹隆隆爆炸，简直象在地狱一般。形势十分困难，情况很糟，我们被包围了。如果黑夜即将到来，全体人员应该呆在交通壕里，排成一行……士兵的心里充满了悲哀的情绪……我们的处境不好，很糟，乱七八糟。
8时30分。
敌人的火炮不停地向我军射击。躲到哪儿，都没有生路，到处是炮弹，只有在菩萨脚下才能得救。
14时40分。
残酷的战斗在继续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伤……射击一直不停。
11月21日。
中国空军大批飞机轰炸我们的阵地，火炮也不停地射击。在轰炸和炮击以后，敌人步兵投入冲击。死亡人数不断增大。晚上敌人的飞机轰炸我们的后方。
11月22日9时30分。
敌人的步兵开始冲击，敌人机枪猛烈开火。我们处境极为危险，我们胆颤心惊。士兵情绪糟透了。所有军官死光了，我被任命为连长。这事使我非常不安，一夜都睡不着……”
“就在这个时候，福田的日记中断了。”
“当时日军大力在士兵中灌输反对我军的思想。我们的军队被说成是技术落后，在作战方面相当于1915至1920年战争时的旧中华帝国军队的水平。因此，日军士兵看到在桑叶河战斗中，遭到我军坦克、飞机、炮兵和组织良好的步兵部队的突击时，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日本军政当局告诉士兵，他们当了俘虏也得被枪毙，而且在枪毙以前还得折磨个半死。应当承认，这类宣传在当时对日本士兵是起了作用的。但是，事实粉碎了这些谎言。”
“我记得11月里的一天，天刚亮，我在观察所，带来了一名已被蚊子咬得不象样子的日本俘虏兵。他是被梅青侦察团的侦察兵在芦苇丛里抓到的。”
“我问他，是谁在什么地方把他搞成这个样子的。他回答说，他和另一个士兵昨天黄昏受命躲藏在芦苇里，暗中监视我军的行动，但没有给他们防蚊用具。连长命令他们在芦苇中不许乱动，以免被发现。夜间蚊子袭来，他们咬紧牙关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动不动地直呆到第二天早晨，生怕被发现。这个俘虏兵说：‘可是支那人一喊话，端起了枪，我就举手投降，因为我再也忍受不住这种折磨了。’”
“我们非常需要了解他被俘的那个地区的日军情况。为了使他开口，我命令给他半杯马奶酒。使我吃惊的是，他看了看这杯酒，然后说：‘请您先喝一口，我害怕中毒。我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父亲开一个百货店，当然我是他唯一的继承人。’”
“我们的翻译说，根据日军当局发给士兵的‘手册’，士兵应当口喊‘万岁’英勇死去。俘虏笑了笑说：‘父亲嘱咐我，要活着回去，而不是死了回去。’”
“1942年11月30日，侵入西伯利亚边界的日军第6集团军被全部歼灭。张作霖元帅来到我们部队表示衷心感谢，他感谢华夏战士以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他们对所承担义务的忠诚。我军的毁灭性反击，使日军一个集团军的精锐部队遭到前所未见的全军覆没，迫使日本人放弃了侵略念头。”
“蔡锷元帅在1942年11月7日的命令中写道：‘桑叶河战斗的参加者——普通军人和指挥官获得了真正的荣誉。参加桑叶河作战的军队，表现出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卓越地执行了战斗命令，应受到嘉奖。’”
“我们英勇的飞行员们树立了大无畏精神的典范。一次在追击日军机群的时候，战斗机飞行员华夏英雄刘航英发现自己指挥官王凯的飞机掉队了。刘航英在向逃窜的敌机打了几个点射以后，暂停追击，开始寻找不知下落的飞机。他在最后一次进行攻击的地域的上空打圈子，他发现那架飞机坠落在日军范围内的草原上。刘航英向下飞，进行超低空飞行，他看见王凯躺在飞机旁边。很明显，是飞机出事了。怎么办呢？刘航英不顾在敌人后方降落的极大危险，毅然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救出自己的指挥官。正如我们在民国时代已经确立的信条：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出同伴。”
“这位勇敢并始终十分沉着的飞行员，熟练地将飞机降落在满是弹坑的场地上。他很快地滑行到王凯的身旁，他把王凯硬塞进单座飞机的坐舱里。然后，刘航英在惊慌失措的敌军士兵面前，把带着双倍负载的飞机迎风飞上天空，并顺利地飞回机场。”
“这样的英勇事迹在陆军中也有很多，在一次对日军的侦察性战斗中，马勇少校的支队里一辆卡车被打坏。司机刘丹没有抛弃汽车，而是留在战场上，在中间地带，努力修车。日军发现我们这位战士大胆的行动，决定要活捉他。刘丹象真正的华夏战士那样进行抵抗。他虽然身受重伤，仍然继续抵抗。在这个时候，支队长马勇少校不顾当时严重的情况，定下了一个冒险的决心，抢救自己的战士。他命令火炮直接瞄准对敌人的火力点集中射击，他将全连展开，向敌人进攻，而他乘坐的装甲车全速向刘丹的卡车并靠拢，将损坏的卡车挂在装甲车后面拖了回来；当把刘丹拖回驻地后，刘丹含着热泪感谢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死亡中救回来的指挥官和战友。在他被送进医院以前，他说：‘我毫不怀疑，你们是不会忘记我的，不会让我一个人遭受不幸。我亲爱的朋友，只要我稍加治疗，我就回来和你们在一起。’”
“飞行员华夏英雄王颖欣上尉在敌我悬殊的战斗中，援救了自己的战友武宗阳上尉，他大胆地冲撞日军战斗机并在击落该机后，又与另两架敌机作战。当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看出他们是在与什么样的人战斗时，他们转向自己的机场方向逃窜。尽管飞机受重创，王颖欣仍然顺利地飞回机场。着陆后，在他飞机的机翼上发现有日军战斗机掉落的碎片。”
“在空战中表现特别突出的是华夏英雄黄茂恩上尉。11月29日，他单个遇见了一个极有作战经验的日军空军飞行员——矢野英长。旋转几次以后，黄茂恩迫使敌人卷入战斗。在战斗过程中，日本飞行员矢野使出其全副本领，但其飞机仍然被黄茂恩击毁了。这个日本人跳伞了，当他发现降落在我们的领土上时，企图自杀，但被俘虏了。当日本飞行员从惊慌中恢复过来，受到我军军官良好的待遇后，他要求见一见能如此巧妙地作战并击毁了他的飞机的那位飞行员。当黄茂恩走近他时，这个日本人向他深深地一鞠躬，向胜利者致敬。”
“通信联络在战斗和战役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象王啸来上校。他在任何情况下，均能保障对部队指挥所必需的不间断的通信联络。”
第504章 不同人眼中的中国军队
“必须指出，有些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他们以其卓越的组织活动和措施、灵活的指挥，加速了对日军的粉碎，使华夏军队获得了荣誉。”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许多指挥官。在桑叶河地域战斗行动开始时，王高原上校原是主管行政事务的副团长。当摩托化第24团需要指挥官时，第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就是王高原。我们没有看错。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他都能定下正确的决心，当我军发起总攻时，该团在他的指挥下，仗打得很漂亮。”
“在桑叶河战斗行动近结束时，王高原被任命为第82师师长。这个师在第二次抗日战争第一阶段在奉天方向进行了极为顽强的防御战。晋升少将的王高原曾成功地指挥过东北方面军的一个步兵军，后来又指挥过哈尔滨附近的第42集团军。”
“东方白少将是我重要的助手，曾任装甲教导旅旅长，是一位装甲兵专家。他肩负着组织各兵团和各兵种协同动作的重担。当我们开始总攻时，东方白受命指挥集团军群翼侧的各支装甲部队。东方白异常沉着，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惊慌失措。甚至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情况下，他也能保持绝对镇定，这一点很受部队欢迎。”
“军区炮兵司令是谢浔将军，他在炮兵技术和战斗运用方面是个第一流的专家。分别指挥两个集团军的是林毓英将军和刘柏成将军，我和他们在西北军第4师里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是杨怀远上校，他是我在国防部部机关里工作时认识的。他是一个深思熟虑、安静、勤勉、精通本行业务的军官。军区的供给主任是我的老朋友单思强上校。”
“医务工作人员在困难的野战条件下，日以继夜地辛勤劳动，他们救死扶伤，而且不仅对我们的指挥官和战士如此，他们还以极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被俘日军的伤病员。”
“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与杨久棠教授一起工作的情况。有一次人们向我报告，杨久棠教授在连续完成几个手术已累得几乎站立不住的情况下，命令在他身上抽血输给一个受伤的指挥官。我打电话给他，劝他从较年轻的医生身上抽血。可是，杨久棠教授简短地回答说：‘我没有时间去寻找合适的血型。’，他请求我不要阻拦他。他立即把自己的血献给了伤员。”
“杨久棠教授对后方医务体系的统一化考虑得很周到并组织得很好。他还对我们的医务工作人员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他每昼夜工作15至18小时，但他对外科医生的训练和提高仍然非常注意。我认为，如果我说，凡是和杨久棠教授一起工作并向他学习过的人，都在外科手术方面有很高成就，这一点也不过分。”
“我们的部队回到冬季营房后，进行战斗总结。我们高兴地看到，战士和指挥官的军事知识大大提高了。作战部队向那些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部队派出了优秀的战士和指挥官，以传授与日军作战的经验。部队军事训练的各种保障措施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很多措施在部队的训练和战备方面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1939年至1940年在中西伯利亚呆过的兵团调至西伯利亚边境附近与日军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博得极高的评价，这绝不是偶然的。”
“现在的中西伯利亚已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地方。各种工业、农业、科学和先进技术在迅速发展。蒙古及其他的兄弟省份在这方面对西伯利亚人民给予了大力援助。”
“1942年12月初，我接到北京吴佩孚大总统的任命，我和其他几位战友一起被授予上将军衔。”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兼北方集团军司令，财政部长杨朔铭受大总统委托视察前线，我以前没有机会见到杨朔铭部长，因此在见到他的时候，我非常激动。”
“除杨朔铭部长以外，房间里还有周冠笙、王永江和其他高级官员。”
“杨朔铭同我问好以后，便立即向我问道：‘你认为日军的作战能力怎么样？’”
“‘与我们在桑叶河作战的日军士兵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我回答说，‘他们严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果断，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下级指挥官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迟疑。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习惯于墨守成规。’”
“‘至于日军的技术装备，我认为是落后的。日军的坦克相当于我们早些时候装备的‘野牛’坦克，性能落后，武器的威力不足，最大行程也小，完全不是我们的坦克的对手。应当说，在战役初期，日军的空军比我们强。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改装的‘金丝燕’战斗机和‘披毛犀’战斗机以前，他们的飞机比我们的优越。在那些荣获华夏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到来以后，制空权就很牢靠地掌握在我们手中了。应当指出，与我们作战的是日本的精锐部队。’”
“杨朔铭很注意地听我说的一切，然后他问道：‘我们的部队打得怎么样？’”
“‘我们的正规部队打得很好。东方白少将指挥的第1装甲教导旅和来自北海的由王高原指挥的机械化步兵第82师都打得很出色。由奉天调来的步兵第57师开始打得不好。该师的战士和指挥官训练时间都很短。这个师在开赴西伯利亚以前不久才加以扩充，补充了刚应征入伍的新兵。’”
“‘我们的坦克部队打得很出色，特别是由华夏英雄姜登选旅长率领的第11旅表现突出，如果我没有这2个坦克旅和3个摩托化装甲旅，肯定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合围并歼灭日军第6集团军。我认为，我们必须大大扩充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
“‘我们的炮兵在各个方面都比日军的优越，特别是在射击方面。我们的部队整个地说比日军强得多。’”
“‘来自蒙古的骑兵部队从对日军作战获得了经验，受到锻炼，得到支援后也打得很好，特别是他们的装甲营在巴因达岗山打得很好。不过应当承认，蒙古的骑兵易于遭受飞机袭击和炮火的杀伤，他们受到很大损失。’”
“杨朔铭又问我：‘东方白、谢浔和鲍云生是怎么帮助你的？’”
“‘谢浔将军在计划炮兵火力和输送弹药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至于东方白，他做了好多有益的工作，他领导的装甲教导旅的坦克手向我们的坦克手介绍了他们在西班牙获得的作战经验，对战斗很有帮助。鲍云生将军将我们的航空兵力量规划得非常好，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打击，我们的飞机总是会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和地面部队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我聚精会神地望着杨朔铭，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