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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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无兵- 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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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洋”,谈何容易。但“惹洋”的任务,义和团总算完成了。

仅以焚堂灭教后又助攻各国大使馆一事论定,义和团便超额完成了招惹洋人大举入侵中国的任务。有心人如果列一张时间表,看看洋人们究竟是在哪一天才决定入侵京津的,就可以理出“侵略”与“引发侵略”的必然联系。

今天,我们固不能小看围攻一个正常邦交国大使馆的事件。

退回一百年,这也不是当代愤青所理解的“爱国行动”。因为,即便在“侵略与反侵略”的背景下,中国也是依据国际公法、国际惯例或国际关系准则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关系确立的背景下,烧教堂,杀教民,戕教士,戮公使,毁使馆,不但是非人道的,也是公然的、单方面的“战争行为”。清政府假义和团之手开了一个践踏国际公法的先例,八国联军的战争罪行,是在这一铺垫基础上的借力打力。

有因有果,有罪有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仲夏,由于直隶近京各州县十万(一说二十万)义和团汇聚京师,北京城的外廓内城,大街小巷,一时间涌动起红色的人流——红头巾、红护腕、红腰带、红缨枪、红刀穗、红旌旗、红披风,再加上因为干热、因为兴奋、因为意外地扬眉吐气、当家作主而焕发的满面红光,真的让红色泛滥成帝王之都的第一流行色了。

燃烧的红色,是火。从外省烧到京城,义和团们从火焚一个旧世界中获得了破坏的快感。

流淌的红色,是血。教民的血、教士的血、外国公使的血,再渗进义和团的血,血流成河,中国人从这条血河上还能找到归海的路吗?

连义和团们也没想到,在他们被人“放”入、“请”入北京城渲染“红海洋”时,竟然有人因为否定他们的革命行动而遭杀戮——五位清朝大臣,人头落地,鲜血喷射,给已经“赤化”的北京,再抹上一层血色。

七月四日(7月29日)辰时,两辆囚车从刑部大狱驶出,马蹄声声,弹射出催命的哀音。菜市口刑场,静等着见证死亡。

又要杀人啦!街道两旁,是好奇而又惊恐的看客。间或,有三五成群的义和团团民指天划地,口沫横飞。

轧不平的人生路。不论乘犊车、兵车、辂车还是囚车,都有终点。车中人异常清醒。因为自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上三次奏折否定义和团为“义民”、宣扬国际公法时起,他们便抱定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决心。

两辆囚车里囚着的两位朝廷大吏,一位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相当后来之外交部长)兼吏部侍郎许景澄,一位是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又兼任太常寺卿的袁昶。显然,这是大清国的两名高级外交官。

虽然清政府已在这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正式对各国“宣战”,但战争有期,和平无限,外交斡旋总是须臾也不可少的呀。自毁外交人才,看来是要断绝外交之路,这政府疯了!

上层的大屠杀并没有结束。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曾任各国总理衙门大臣的现任兵部尚书徐用仪,以及三品京堂在各国总理衙门行走、又补内阁学士的联元,同时被捕。未经任何审讯,被捕当日即与六月二十日(7月16日)被捕入狱的户部尚书立山,同时处死。

上述被害五人,史称“五大臣”,或“五忠”。许、袁、徐三人,都是浙江人,故又被史家称为“浙之三忠”。杭州西湖岸边,旧有“三忠祠”,就是祭奠庚子被难的三位浙籍忠臣的。·輨·輯·訛 因袁昶任徽宁池太广道时有德政,皖人还祠之于芜湖。

杀害五大臣的细节,毋庸追述。但“五大臣”被害的时代氛围,有必要说上三言五语。

第一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外国人多有同情或帮助康有为、梁启超辈之“变法派”、“改良派”逃出清廷制裁的举动,引发了慈禧太后的仇洋狂躁。加之,慈禧太后策动、载漪等人推进的名为同治帝立嗣、实赶光绪帝下台的“废立”活动,又没有得到各国驻华公使的国际认可,这更让清廷权力核心层“仇恨外人日深”,而且“日夜谋报复”。

形势的危险在于:到非理性演变为朝廷大气候的时候,任何清醒的外交意识都可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而遭绞杀。

第二是当义和团以“扶清”为号召,以“灭洋”为煽惑将队伍做大的时候,“排外”情绪已经扩散为全民族的狂热。

百姓的非理性与朝廷的非理性上下呼应了,“无政府主义”骗过了“政府”,“政府”与“无政府主义”联手,终于将假戏演成了真戏。在大势所趋的机会主义思潮既俘获了“野人”、又俘获了“君子”的特定时段,你不能戳破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的假相。这正如“红卫兵”起来了,“破四旧”开始了,“打砸抢”成风了,你不能说一个“不”字。此之谓众怒难犯。这一形势的危险在于:举世尚墨,不可言白。

许景澄与袁昶太不识时务。他们偏偏在不准讲真话的时候讲了真话。讲真话者“自伤”,是因为这“真话”戳破了“假相”,让“假相”光影中的裸舞者原形毕露。为了维持赖以欺世的“假相”,裸舞者齐伙高喊:杀掉光明!灭掉太阳!

光明灭不掉。太阳亦灭不掉。中国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灵黑暗。

当拳乱初起时,铁帽子王爷蛊惑着慈禧太后借拳民惩洋人。举朝无一人敢于抗议,而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人联名奏章已上。章初上,许景澄对袁昶说:“章上必死,兄意如何?”袁昶闻言,并未直言相答,仅朗诵了李群玉的一联诗句:“万木自凋山不动,百川皆旱海长深。”许景澄与袁昶紧紧握手,久久不语。在其第三疏(六月二十七日上)中,许、袁这样表白:

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据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

查拳匪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召号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之易与者,一震威权,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如何,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至五洲各国,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

……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前而斥为逆说……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

……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焚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惶之至。·輨·輲·訛

前二疏与第三疏主题相同,惟侧重于揭露义和团“为邪教,为乱民”的种种行状,并提出了“中国自剿,乃可免洋人助剿”的戡乱措施。

事过百年,流览疏文,若有良知,都会承认庚子拳乱、联军入侵、辛丑条约这一系列灾难,早被这三位外交官不幸言中。

说真话者很自信。死亡,并没有吓住他们。

《拳变余闻》有一段珍贵记载,这样描述:

七月初四日上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许景澄、袁昶,均著即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观,拍掌大笑。端、刚、赵、董等,相贺于朝。景澄在狱中,以铁路学堂办理情形,款存何处,详列付所司。至刑场,刑部侍郎徐承煜为监斩官,见景澄、昶咸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虽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职。况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汝作官久,尚未闻耶?”承煜赧然。袁昶问曰:“吾二人死固无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请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尚容尔哓辩耶?尔罪当自知,何烦吾言!”昶曰:“尔何必如此作态,吾二人死当有公论。洋兵行破京师,尔父子断无生理,吾等待于地下可也。”临刑,皆神色不变。·輨·輴·訛

上引史料,不但留下了许、袁二人坦然就义的画面,而且提示了促成许、袁牺牲的朝廷内幕——这是一次假借帝王名义所策划的法外用刑。为首者,当然是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知情而参与者则有大学士徐桐、甘军首领提督董福祥、刑部尚书赵舒翘;具体操作者为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启秀、刑部侍郎徐承煜等。尤其是后二人,一人拟圣旨,一人监斩,必置许景澄、袁昶于死地而后快。

也算是天道循环,一还一报,总之,被袁昶说准了。启秀与徐承煜二人,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双双被日本人捉拿,关押于顺天府署的日军屯驻地。辛丑(1901)正月,由大清皇帝诏命正法。

奕劻等传诏旨至,日军官置酒饯之,酒次,传中国正法之旨。承煜色变,极呼冤,詈洋人不已。启秀曰:“即此已邀圣恩矣。吾深悔从前之谬误,今已矣,奇書网愿贵国助吾中华光复旧物也。”次日,刑部派员提之,日军官曰:“徐侍郎顽钝如故,启尚书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者皆贵国大官,已代备舆送之矣。”至刑部,衣冠至菜市口,启秀下舆小立,气度犹从容,监斩官出席礼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视者咸拍照毕,并就戮哉。·輨·輵·訛

启秀知悔,让人心生一丝怜悯。而徐承煜作为刑部的“二把手”,先后“监斩”了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五大臣,当时意殊自得。仅仅过了半年,在同一个刑场,他血染黄尘,至死不悟,也是一种类型。史家称端王载漪、刚毅、徐桐(徐承煜之父)等为“顽固派”。徐承煜的“死相”,颇能体现几分“顽固”的特色。

“顽固”者的思想焦点,即“仇洋排外”。

前文已经交代,慈禧仇洋,是因为洋人支持了戊戌变法并掩护了变法首领。端王载漪仇洋,是因为洋人的驻华公使没有给他儿子——大阿哥溥儁以外交承认。刚毅、徐桐、载勋、载澜、崇绮、赵舒翘、启秀、毓贤等人仇洋,则是立足于“后党”立场、坚持否定戊戌变法的思想延伸。就大趋势而言,这伙人的“仇洋”,与“爱国”、“反帝”、“反侵略”的意旨丝毫无关,若定性,也只能是“戊戌变法”的反动。由此互证义和团的“灭洋”因为是被这些人的“仇洋”所引爆,而不可避免地有了狭隘、保守、泄愤的色彩。

“仇洋”者发现了“灭洋”者,这就像淘金者发现了金矿、落水者发现了救生筏、复仇者发现了职业杀手、点火者发现了燧石与干柴……

一拍即合,交易成了。

从毓贤在山东省的由“剿”转“抚”,到裕禄在直隶省由“抚”转“荐”,义和团在直隶大地迅速壮大,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中旬占领涞水后,即于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攻占涿州。

涿州距北京仅仅五十公里,徒步而进,即一日行程。义和团很乖巧,他们在涿州城四门城楼上各插了一面大旗,上书“扶清灭洋”四字。

“灭洋”者求上门来了,认不认?收不收?

慈禧太后还算慎重。五月九日(6月5日),她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偕顺天知府何乃莹驰往涿州,“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也。舒翘见其皆市井无赖、奇 …書∧ 網乞丐穷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后意向之,不以实对”。 赵舒翘不说实话,还有另一重原因。即赵与何二人离京后,五月十日(6月6日)军机大臣刚毅“虑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刚毅赶到时,赵舒翘正碰到一个难题,即义和团首领不愿就地解散,若让解散,除非答应一个条件:先撤了直隶提督、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的职。赵舒翘还算清醒,他正告义和团首领:“军门(聂士成)办事认真,且其罪尚不至斥革,况宿将无多,正资倚畀,岂可遽言斥退?”·輨·輷·訛 何乃莹亦以赵说为是。总之,二人都未答应义和团的要求。刚毅至,“力言拳民可恃,聂不可用,反复讨论,坚持己见”。最后则向义和团首领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先退聂军,再作计议。

聂士成部阻止义和团破坏铁路,是受了直隶总督裕禄及朝廷之命,故有在黄村、落垡两地与义和团的冲突。义和团的乌合之众,哪儿是聂士成的对手。两者相遇,义和团一触即溃,死伤不少。刚毅允以聂军撤退,等于给义和团让开一条大道。因而,慈禧太后“解散”义和团的圣谕,被刚毅偷换了主题。回京怎么复命呢?刚毅有办法,他“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輩·輮·訛 赵舒翘靠刚毅援引才当上刑部尚书,又推测刚毅的看法出自内廷,辩也无益,故力翻前议,惟命是从,附和刚毅“拳民可恃”之说。何乃莹则在涿州时便已向刚毅靠拢了。汇报一边倒,皆言“义民无他心,可恃”。慈禧太后吃了一颗定心丸,她决计借用这些“义民”,与“洋人”较量一番。

其实,慈禧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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