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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疯狂的大吏，德行不可遗漏，此人即毓贤。从山东巡抚调任山西巡抚时，他在北京做过短暂逗留。时间虽短，他却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宣传义和团的“义”及“扶清灭洋”。“毓贤入都，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载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抚山西之命。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统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浸猖獗”。
毓贤赴山西巡抚任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初春。这年春天，正是义和团由直隶城乡奔聚京津的时候，朝廷谕各省督抚，拳民与教民应无分畛域，一视同仁。但毓贤承载漪、刚毅私意，置朝旨不遵，而以纵拳仇教为务。
他与载漪、刚毅相通密函，自言“阃外事惟贤所主，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然后更及其他，贤必为公等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輪·輷·訛 他的“无愧”，即是除洋教，杀洋人。
刚到太原时，他便听到了李莲英对他的一句赞语：“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闻言，毓贤喜不自胜，“因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环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
如果说山东的义和团是毓贤收编的，那么山西的义和团完全是毓贤缔造的。
山西义和团因为官办、官助、官褒的背景，平地起雷，烈焰遍地。“各属教民，富者皆为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后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匪势蔓全省”。
死难的“数千人”，都是中国人。
毓贤是用“挑动群众（拳民）斗群众（教民）”的手法，无中生有地掀起仇杀。因而，他就是山西拳教矛盾的制造者、激化者，是山西屠杀教民的元凶。
事情至此并未刹车。毓贤的最终目标是杀尽山西洋人。当年五月，北京拳乱趋于白炽，载漪、刚毅密函至晋，饬毓贤“力庇团民，痛除洋贼”。六月，毓贤命义和团焚烧太原大教堂，驱戮教士。毓贤登高观火，叹曰：“天意也！”营官欲施救，毓贤不许，斥曰：“汝何人？敢违天乎？且非有吾命，胡仆仆为？”
毓贤屠杀山西教士，还耍了一个阴谋。他先是将朝廷“保教”谕旨，行下各县，做个样子，换得教士的信任。后又发下通告，说因各县兵力单薄，防范疏漏，传谕各县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以利保护。教士闻讯，心怀感激，先后至者七十余人。教士被骗入彀，毓贤开始实施他的“灭洋”阴谋。《清史稿》本传所载较简单，略谓：“乃扃聚一室，卫以兵，时至蔬果。一日，毓贤忽冠服拜母，泣不可止，曰：‘男勤国事，不复能顾身家矣。’问之不语。剧出，坐堂皇，呼七十人者至，令自承悔教，教民不肯承，乃率出斩之。妇孺就死，呼号声不忍闻。”
七十多个外国传教士及其亲属的生命，就这样被轻轻一笔带过，毓贤的“为国尽忠”倒留下了一个哭天抹泪的巨影。
且看公私史家的补叙。
《凌霄一士随笔》载：
庚子六月十三日，毓贤大杀外人及教民，计中外男女老幼共七十余人。令下后，藩司李廷箫谒毓，劝勿孟浪。毓曰：“吾已熟计之矣，吾以一颗头颅换数十颗异样之头颅，亦大值得。”迨行刑毕，复谓李曰：“吾头当稳被洋人砍之。”将来大祸盖亦已虑及，其志固拼一死以报国矣。
《拳变余闻》载：
六月，焚毁教堂，毓贤登高楼观之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贤不许。英教士逃出，号于众曰：“昔晋省大饥，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妇挟儿出，跪言：“吾施医，岁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语未绝，一兵以梃击之，仆，推置火中，复奋身出，仍推入，与其子同烬焉。毓贤以兵守城门，禁教士出入。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复驱入抚署，毓贤坐堂皇，命行刑，杀英教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二十余人，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法天主堂教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掠数十人去，皆不屈，死焉。
《十叶野闻》载：
先下令守城门，禁教士出入。行道者皆检其身，有无佩十字章，佩者皆捕之。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团守，绐言将送之都，众以为有生望也。无何，复命驱入抚署。毓自坐堂皇，历声数教士惑众之罪，命即日行刑，凡杀英教士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者二十余人。枭首悬城门示众。卫兵之与教民有私仇者，任意剖心弃尸，积如丘山，毓勿问也。毓自上奏，言彼设一巧计，将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惟有一洋女，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及查得，已死。此等丧心病狂之词，公然见于奏折，可谓一时之戾气。又抚署杀教士之翌日，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士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皆背教，仍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欲肆行非礼。闻无一人屈者，或扼杀之而淫其尸焉。其后诸女子皆被杀，尸横如獭祭，见者莫不惨伤……·輫·輴·訛
《龙夫人：慈禧故事》引用一个目击者的描述，略谓：
首先被带上来的是法辛先生。他的妻子紧紧地抱着他不放，他轻轻地推开了妻子，走到士兵的面前，一声不响地跪下，刽子手的大刀一挥，他的头就被砍下了。很快，接下来的就是霍德勒先生、贝农先生、罗维特先生和威尔逊先生，他们都在刽子手的挥刀之下而身首异处。巡抚大人毓贤显得有些不耐烦，吩咐他的卫兵，让他们全都拿来长柄大刀，帮忙砍杀其余的人……男人杀完之后，女人被带来了。法辛夫人被她的孩子们紧紧抱住，士兵分开了他们，一刀将他们的母亲斩了首。刽子手砍下了所有孩子的头，技法娴熟，只需要一刀……罗维特夫人戴着眼镜，紧紧拉着她小孩的手，即使被杀的时候也是样……当新教徒被杀了之后，罗马天主教教徒被带了上来。主教……质问巡抚为何滥杀无辜。我没有听到巡抚大人给予他任何回答，只见他抽出自己的佩刀，照着主教的脸重重一击，鲜血顺着他花白的胡须倾注而下，他就这样被斩首了。
很惭愧用文抄公的伎俩摘引了一串资料，私心很怕遗漏了毓贤的“爱国”事迹。
毓贤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权力者一旦“丧心病狂”，其害至大，其孽至深。中国人无须一百年后站在“现代”的视角审视他的凶残，即便站在中国传统的儒教、道教、墨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五行、旁门左道……任何一种人的、理性的立足点上，都不能理喻毓贤式的“灭洋”。
记录下毓贤的事迹，是为了给中国留一份极端化的耻辱符号。
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因为被侵略的屈辱，中国人经常记错帐，讨错债：洋兵杀人，找洋教士赏命；洋政府签约，找洋教会挑衅；人有罪衍，向上帝兴师。那杀人的刽子手，就是中国的“兵”。在同样拿武器的人（不论洋人、非洋人）面前，他们是孬种；在手无寸铁的人面前，他们是屠夫。一百年后，我们已不必再分辨他们在太原城杀的是洋教士、洋女、洋娃或中国教民、中国修女了。他们杀的是平民百姓！仅此一点，足可证明这支军队决然担负不起任何崇高的使命。
面对1900年的太原屠杀，我们有权叹息：中国的官德丧尽了！中国的军魂死亡了！这样的官与兵，只有等着惩罚。
上帝睁着眼睛。
政治恶贯满盈。载漪们推着慈禧，拖着国家，向黑暗走去。“五大臣”的死，是黑暗的序幕。
本来，战争离中国很远，可是铁帽子王爷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硬要将国家拖入战争。义和团这时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其“点火”的任务，而退到边缘。＇奇…Q…i…s…u…u…。…ｃ…o…m…书＇直面八国联军的，是中国的百姓，中国的山河，中国的无价珍宝……
载漪们留下的教训只有一条：一个国家，为了转移国内斗争方向，而激化对外矛盾，或试图将内部破坏力，转化成对外抗拒力，那是极端危险的游戏。相关的清醒理念是：正视国家内部的所有难题，并一一解决之，对外，我们才无比强大。
三、天网恢恢“罪”与“罚”
四十年间，清朝皇帝两次被外国入侵者打出京城，这是一项国耻纪录。慈禧太后的幸运，是两次逃亡都赶上了，虽然一次的身份是“懿贵妃”，一次是“皇太后”，扯平说是“皇后”跑反，亦不为谬。两次出逃的不同之处颇多，最大的一点，即咸丰十年（1860）八月八日（9月22日）的逃离圆明园奔向热河（承德），慈禧个人无过错；而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的逃出皇宫奔向西安，慈禧则是国家灾难的第一责任人。
与四十年前在大队御林军和三千太监簇拥下，彩旗招展，香车满道的出行形成显明对比的，是这次出逃简易而狼狈。不妨看一下当时见证人的记载。
《景善日记》载：
（七月）二十日下午五钟，通州陷，洋兵将至京……今日召见军机五次于宁寿宫。老佛将避往张家口……夜半，复召见军机，唯刚毅、赵舒翘、王文韶三人在前。老佛曰：“他们到哪里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丢下我们母子二人不管。无论有什么事，你们三人必要跟随我走。”又谓王文韶曰：“你年纪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随后赶来罢。”又谓刚毅、赵舒翘曰：“你们二人会骑马，应该随我走，沿路照顾，一刻也不能离开。”王文韶答曰：“臣当尽力赶上。”皇帝忽若惊醒，谓王曰：“是的，你总快快尽力赶上罢。”两宫究于何时离宫，则予不甚清悉……二十一日文年告予，老佛寅时即起，只睡一个时辰耳。匆匆装饰，穿一蓝布衣服，如乡间农妇，盖太后先预备者；梳一汉头，此太后生平第一次也。太后曰：“谁料今天到这样地步。”用三辆平常骡车带进宫中，车夫亦无官帽……皇帝悲愤之极，至于战栗。太后曰：“上你的车，把帘子放下，免得有人认识。”皇帝穿蓝纱长袍，蓝布裤。老佛又传谕溥伦曰：“你挂皇帝车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辆，教溥儁挂沿。”谓李莲英曰：“我知道你不太会骑马，总要尽力赶上，跟我走。”当此危急之时，唯老佛一人心神不乱，指挥一切。又谓车夫曰：“尽力赶，要有洋鬼子拦阻，你不要说话，我跟他说。我们是乡下苦人，逃回家去。我们此时先到颐和园。”于是两宫遂启程，出宫北门（即神武门）而去。动身时，宫中妃嫔皆跪送，恭祝太后、皇上万寿。仅有军机大臣三人乘马随行，其余百官皆奉谕往颐和园会集。予邻居文年曾恭送一程，见圣驾至德胜门……满洲之骄子，今落此可怜之结局……老佛一生，此为第二次避敌出走，亦如周幽王被犬戎之难，蒙尘于外。
景善（1820—1900），满洲正白旗人，由翰林院学士，累官内务府正大臣，于光绪二十年（1894）退职家居。因居高官，又与慈禧家有戚谊，故知朝中事最详。慈禧出逃前事，景善闻于文年，文年为朝臣，知事颇确。上述事件记下的当日晚上，景善为其子恩珠所杀，日记至此辍笔。最后一句话是：“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覆巢之下，已无完卵。
作为最后应召三军机之一的王文韶，也有对慈禧出逃的记载：
我于上日即二十日，共召见五次。至亥刻见面，仅刚、赵两人。太后云：“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皆各自回家去，丢我母子二人不管。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并谕我：“汝年纪太大，尚要汝吃此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随后赶来。赵、刚素能骑马，必须随驾同行。”我复奏云：“臣必赶来。”皇上亦云，汝务必要来云云。至夜半，犹说不即走。岂知天甫微明，两宫已仓猝出宫，狼狈凄惨情形，不堪言状。
王文韶于二十一日入城，因后门、东华门关闭，不能回宅，故借宿一夜，于二十二日寅时步行出西直门，行七十里，至贯市住夜。二十三日行四十五里，至居庸关住宿。二十四日至怀来县城，赶上了慈禧的大队人马。追叙王文韶的行程，目的在于重现历史真实。王文韶毕竟是慈禧出逃前参与议事的三大臣之一。另二人刚毅与赵舒翘，一病死于西狩途中的侯马镇，一被赐死于西安，因而没有留下关于慈禧西狩的任何记录。王文韶的记录，变得弥足珍贵。
嘲笑慈禧是没有意义的。但老太太怕人嘲笑，或风闻某些传闻于她皇太后的面子有损，也曾特于辟谣：
端王和澜公劝我马上就走。他们还建议我伪装成别人出去，这叫我很生气，就拒绝了他们。回銮以后，有人告诉我：外面传说我离宫的时候，穿了宫中一个老妈子的衣服，坐了一辆破骡车，而那老妈子则穿了我的衣服，坐在我的轿子里。我奇怪是谁编了这些故事。
与上面所引资料相比，慈禧向德龄揭示的流言，固然有“编”的成份，但老太太分明在遮掩当日出逃的狼狈。既然承认了“逃”，忙忙如丧家之犬、匆匆似漏网之鱼，都是常态与常规，讳亦无用。
女人，自以为是的女人，权欲膨胀的女人，原来也都跳不出虚荣。国都误了，家都破了，不作丝毫检点，反而在一件老妈子的衣服上絮叨自辩，足见人无出息，国无出路。
当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出北京时，数月前、数日前还高喊“扶清”的义和团，在糟害大清之后，小胆的散了，逃了，大胆的正在城中、宫中大肆抢掠。我们仍然引用德龄的回忆：“她（指慈禧太后）所不能带走的大批东西，后来都统统被掠空了，先抢的是拳民，其次就是洋兵。” 德龄的回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