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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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无兵-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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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疯狂的大吏,德行不可遗漏,此人即毓贤。从山东巡抚调任山西巡抚时,他在北京做过短暂逗留。时间虽短,他却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宣传义和团的“义”及“扶清灭洋”。“毓贤入都,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载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抚山西之命。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统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浸猖獗”。

毓贤赴山西巡抚任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初春。这年春天,正是义和团由直隶城乡奔聚京津的时候,朝廷谕各省督抚,拳民与教民应无分畛域,一视同仁。但毓贤承载漪、刚毅私意,置朝旨不遵,而以纵拳仇教为务。

他与载漪、刚毅相通密函,自言“阃外事惟贤所主,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然后更及其他,贤必为公等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輪·輷·訛 他的“无愧”,即是除洋教,杀洋人。

刚到太原时,他便听到了李莲英对他的一句赞语:“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闻言,毓贤喜不自胜,“因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环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

如果说山东的义和团是毓贤收编的,那么山西的义和团完全是毓贤缔造的。

山西义和团因为官办、官助、官褒的背景,平地起雷,烈焰遍地。“各属教民,富者皆为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后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匪势蔓全省”。

死难的“数千人”,都是中国人。

毓贤是用“挑动群众(拳民)斗群众(教民)”的手法,无中生有地掀起仇杀。因而,他就是山西拳教矛盾的制造者、激化者,是山西屠杀教民的元凶。

事情至此并未刹车。毓贤的最终目标是杀尽山西洋人。当年五月,北京拳乱趋于白炽,载漪、刚毅密函至晋,饬毓贤“力庇团民,痛除洋贼”。六月,毓贤命义和团焚烧太原大教堂,驱戮教士。毓贤登高观火,叹曰:“天意也!”营官欲施救,毓贤不许,斥曰:“汝何人?敢违天乎?且非有吾命,胡仆仆为?”

毓贤屠杀山西教士,还耍了一个阴谋。他先是将朝廷“保教”谕旨,行下各县,做个样子,换得教士的信任。后又发下通告,说因各县兵力单薄,防范疏漏,传谕各县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以利保护。教士闻讯,心怀感激,先后至者七十余人。教士被骗入彀,毓贤开始实施他的“灭洋”阴谋。《清史稿》本传所载较简单,略谓:“乃扃聚一室,卫以兵,时至蔬果。一日,毓贤忽冠服拜母,泣不可止,曰:‘男勤国事,不复能顾身家矣。’问之不语。剧出,坐堂皇,呼七十人者至,令自承悔教,教民不肯承,乃率出斩之。妇孺就死,呼号声不忍闻。”

七十多个外国传教士及其亲属的生命,就这样被轻轻一笔带过,毓贤的“为国尽忠”倒留下了一个哭天抹泪的巨影。

且看公私史家的补叙。

《凌霄一士随笔》载:

庚子六月十三日,毓贤大杀外人及教民,计中外男女老幼共七十余人。令下后,藩司李廷箫谒毓,劝勿孟浪。毓曰:“吾已熟计之矣,吾以一颗头颅换数十颗异样之头颅,亦大值得。”迨行刑毕,复谓李曰:“吾头当稳被洋人砍之。”将来大祸盖亦已虑及,其志固拼一死以报国矣。

《拳变余闻》载:

六月,焚毁教堂,毓贤登高楼观之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贤不许。英教士逃出,号于众曰:“昔晋省大饥,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妇挟儿出,跪言:“吾施医,岁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语未绝,一兵以梃击之,仆,推置火中,复奋身出,仍推入,与其子同烬焉。毓贤以兵守城门,禁教士出入。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复驱入抚署,毓贤坐堂皇,命行刑,杀英教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二十余人,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法天主堂教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掠数十人去,皆不屈,死焉。

《十叶野闻》载:

先下令守城门,禁教士出入。行道者皆检其身,有无佩十字章,佩者皆捕之。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团守,绐言将送之都,众以为有生望也。无何,复命驱入抚署。毓自坐堂皇,历声数教士惑众之罪,命即日行刑,凡杀英教士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者二十余人。枭首悬城门示众。卫兵之与教民有私仇者,任意剖心弃尸,积如丘山,毓勿问也。毓自上奏,言彼设一巧计,将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惟有一洋女,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及查得,已死。此等丧心病狂之词,公然见于奏折,可谓一时之戾气。又抚署杀教士之翌日,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士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皆背教,仍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欲肆行非礼。闻无一人屈者,或扼杀之而淫其尸焉。其后诸女子皆被杀,尸横如獭祭,见者莫不惨伤……·輫·輴·訛

《龙夫人:慈禧故事》引用一个目击者的描述,略谓:

首先被带上来的是法辛先生。他的妻子紧紧地抱着他不放,他轻轻地推开了妻子,走到士兵的面前,一声不响地跪下,刽子手的大刀一挥,他的头就被砍下了。很快,接下来的就是霍德勒先生、贝农先生、罗维特先生和威尔逊先生,他们都在刽子手的挥刀之下而身首异处。巡抚大人毓贤显得有些不耐烦,吩咐他的卫兵,让他们全都拿来长柄大刀,帮忙砍杀其余的人……男人杀完之后,女人被带来了。法辛夫人被她的孩子们紧紧抱住,士兵分开了他们,一刀将他们的母亲斩了首。刽子手砍下了所有孩子的头,技法娴熟,只需要一刀……罗维特夫人戴着眼镜,紧紧拉着她小孩的手,即使被杀的时候也是样……当新教徒被杀了之后,罗马天主教教徒被带了上来。主教……质问巡抚为何滥杀无辜。我没有听到巡抚大人给予他任何回答,只见他抽出自己的佩刀,照着主教的脸重重一击,鲜血顺着他花白的胡须倾注而下,他就这样被斩首了。

很惭愧用文抄公的伎俩摘引了一串资料,私心很怕遗漏了毓贤的“爱国”事迹。

毓贤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权力者一旦“丧心病狂”,其害至大,其孽至深。中国人无须一百年后站在“现代”的视角审视他的凶残,即便站在中国传统的儒教、道教、墨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五行、旁门左道……任何一种人的、理性的立足点上,都不能理喻毓贤式的“灭洋”。

记录下毓贤的事迹,是为了给中国留一份极端化的耻辱符号。

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因为被侵略的屈辱,中国人经常记错帐,讨错债:洋兵杀人,找洋教士赏命;洋政府签约,找洋教会挑衅;人有罪衍,向上帝兴师。那杀人的刽子手,就是中国的“兵”。在同样拿武器的人(不论洋人、非洋人)面前,他们是孬种;在手无寸铁的人面前,他们是屠夫。一百年后,我们已不必再分辨他们在太原城杀的是洋教士、洋女、洋娃或中国教民、中国修女了。他们杀的是平民百姓!仅此一点,足可证明这支军队决然担负不起任何崇高的使命。

面对1900年的太原屠杀,我们有权叹息:中国的官德丧尽了!中国的军魂死亡了!这样的官与兵,只有等着惩罚。

上帝睁着眼睛。

政治恶贯满盈。载漪们推着慈禧,拖着国家,向黑暗走去。“五大臣”的死,是黑暗的序幕。

本来,战争离中国很远,可是铁帽子王爷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硬要将国家拖入战争。义和团这时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其“点火”的任务,而退到边缘。'奇…Q…i…s…u…u…。…c…o…m…书'直面八国联军的,是中国的百姓,中国的山河,中国的无价珍宝……

载漪们留下的教训只有一条:一个国家,为了转移国内斗争方向,而激化对外矛盾,或试图将内部破坏力,转化成对外抗拒力,那是极端危险的游戏。相关的清醒理念是:正视国家内部的所有难题,并一一解决之,对外,我们才无比强大。

三、天网恢恢“罪”与“罚”

四十年间,清朝皇帝两次被外国入侵者打出京城,这是一项国耻纪录。慈禧太后的幸运,是两次逃亡都赶上了,虽然一次的身份是“懿贵妃”,一次是“皇太后”,扯平说是“皇后”跑反,亦不为谬。两次出逃的不同之处颇多,最大的一点,即咸丰十年(1860)八月八日(9月22日)的逃离圆明园奔向热河(承德),慈禧个人无过错;而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的逃出皇宫奔向西安,慈禧则是国家灾难的第一责任人。

与四十年前在大队御林军和三千太监簇拥下,彩旗招展,香车满道的出行形成显明对比的,是这次出逃简易而狼狈。不妨看一下当时见证人的记载。

《景善日记》载:

(七月)二十日下午五钟,通州陷,洋兵将至京……今日召见军机五次于宁寿宫。老佛将避往张家口……夜半,复召见军机,唯刚毅、赵舒翘、王文韶三人在前。老佛曰:“他们到哪里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丢下我们母子二人不管。无论有什么事,你们三人必要跟随我走。”又谓王文韶曰:“你年纪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随后赶来罢。”又谓刚毅、赵舒翘曰:“你们二人会骑马,应该随我走,沿路照顾,一刻也不能离开。”王文韶答曰:“臣当尽力赶上。”皇帝忽若惊醒,谓王曰:“是的,你总快快尽力赶上罢。”两宫究于何时离宫,则予不甚清悉……二十一日文年告予,老佛寅时即起,只睡一个时辰耳。匆匆装饰,穿一蓝布衣服,如乡间农妇,盖太后先预备者;梳一汉头,此太后生平第一次也。太后曰:“谁料今天到这样地步。”用三辆平常骡车带进宫中,车夫亦无官帽……皇帝悲愤之极,至于战栗。太后曰:“上你的车,把帘子放下,免得有人认识。”皇帝穿蓝纱长袍,蓝布裤。老佛又传谕溥伦曰:“你挂皇帝车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辆,教溥儁挂沿。”谓李莲英曰:“我知道你不太会骑马,总要尽力赶上,跟我走。”当此危急之时,唯老佛一人心神不乱,指挥一切。又谓车夫曰:“尽力赶,要有洋鬼子拦阻,你不要说话,我跟他说。我们是乡下苦人,逃回家去。我们此时先到颐和园。”于是两宫遂启程,出宫北门(即神武门)而去。动身时,宫中妃嫔皆跪送,恭祝太后、皇上万寿。仅有军机大臣三人乘马随行,其余百官皆奉谕往颐和园会集。予邻居文年曾恭送一程,见圣驾至德胜门……满洲之骄子,今落此可怜之结局……老佛一生,此为第二次避敌出走,亦如周幽王被犬戎之难,蒙尘于外。

景善(1820—1900),满洲正白旗人,由翰林院学士,累官内务府正大臣,于光绪二十年(1894)退职家居。因居高官,又与慈禧家有戚谊,故知朝中事最详。慈禧出逃前事,景善闻于文年,文年为朝臣,知事颇确。上述事件记下的当日晚上,景善为其子恩珠所杀,日记至此辍笔。最后一句话是:“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覆巢之下,已无完卵。

作为最后应召三军机之一的王文韶,也有对慈禧出逃的记载:

我于上日即二十日,共召见五次。至亥刻见面,仅刚、赵两人。太后云:“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皆各自回家去,丢我母子二人不管。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并谕我:“汝年纪太大,尚要汝吃此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随后赶来。赵、刚素能骑马,必须随驾同行。”我复奏云:“臣必赶来。”皇上亦云,汝务必要来云云。至夜半,犹说不即走。岂知天甫微明,两宫已仓猝出宫,狼狈凄惨情形,不堪言状。

王文韶于二十一日入城,因后门、东华门关闭,不能回宅,故借宿一夜,于二十二日寅时步行出西直门,行七十里,至贯市住夜。二十三日行四十五里,至居庸关住宿。二十四日至怀来县城,赶上了慈禧的大队人马。追叙王文韶的行程,目的在于重现历史真实。王文韶毕竟是慈禧出逃前参与议事的三大臣之一。另二人刚毅与赵舒翘,一病死于西狩途中的侯马镇,一被赐死于西安,因而没有留下关于慈禧西狩的任何记录。王文韶的记录,变得弥足珍贵。

嘲笑慈禧是没有意义的。但老太太怕人嘲笑,或风闻某些传闻于她皇太后的面子有损,也曾特于辟谣:

端王和澜公劝我马上就走。他们还建议我伪装成别人出去,这叫我很生气,就拒绝了他们。回銮以后,有人告诉我:外面传说我离宫的时候,穿了宫中一个老妈子的衣服,坐了一辆破骡车,而那老妈子则穿了我的衣服,坐在我的轿子里。我奇怪是谁编了这些故事。

与上面所引资料相比,慈禧向德龄揭示的流言,固然有“编”的成份,但老太太分明在遮掩当日出逃的狼狈。既然承认了“逃”,忙忙如丧家之犬、匆匆似漏网之鱼,都是常态与常规,讳亦无用。

女人,自以为是的女人,权欲膨胀的女人,原来也都跳不出虚荣。国都误了,家都破了,不作丝毫检点,反而在一件老妈子的衣服上絮叨自辩,足见人无出息,国无出路。

当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出北京时,数月前、数日前还高喊“扶清”的义和团,在糟害大清之后,小胆的散了,逃了,大胆的正在城中、宫中大肆抢掠。我们仍然引用德龄的回忆:“她(指慈禧太后)所不能带走的大批东西,后来都统统被掠空了,先抢的是拳民,其次就是洋兵。” 德龄的回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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