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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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无兵-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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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罪魁祸首,在八国联军的惩处名单上是被指名道姓的,但他们幸运地早死了几天,故免于“斩立决”。如徐桐,没来得逃出北京,是被儿子徐承煜逼着悬梁自尽的。如刚毅,随驾逃到山西,得知京城已破,洋人索命,忧惧而病,呜呼而亡,落了个全尸。

大多数的罪魁,等到了最后的惩罚。如徐承煜,如启秀,被日军捕获囚禁,又被清廷处斩。如赵舒翘,因为附和了刚毅“拳民忠义可用”的假汇报,这才酿成拳民大聚京师。关于他的死状,有如下记载:

赐令自尽,派陕抚岑春煊监视。舒翘犹以为必有后命,其妻谓之曰:“君无冀也,吾夫妇同死耳。”乃以金进。舒翘吞少许,逾三时不死,犹处分家事。又痛九十余老母见此奇惨,既而自恨曰:“刚子良害我!”春煊迫于复命,乃更进鸦片烟,两时仍不死。再进砒霜,始偃卧而呻,夜半犹未绝。乃以厚纸蘸热酒,连蔽其窍,乃绝。其妻仰药殉焉。

判处毓贤死刑,颇有周折。原判为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由于各国申讨,改为就地正法。此时,毓贤遣发新疆,已到兰州。其过程如下:

派何福堃监视行刑。署甘督李廷箫,为晋藩时附和毓贤,纵拳戕教,既得毓贤正法之命,持告毓贤。毓贤曰:“死吾分也,如执事何?”廷箫虑不免,元旦仰药死。兰州士民谓毓贤伏法为冤,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并自挽曰:“巨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毓贤有母八十余,留太原,一妾随行,逼令自裁。正月初六日,何福堃至什字观,呼毓贤出,武员举刀斫之伤颈未殊,毓贤连呼求速死,其仆怜之,赐断其项,收葬焉。

死状也惨,发人一叹,但对照上节太原杀传教士冷酷无情之状,可谓一还一报,上苍有眼。赵、毓二人,妻妾皆殉,赵妻自尽,毓妾逼殉,毓贤残无人性,可见死不足惜。

在受惩诸大臣中,赵舒翘上贼船源于投机软弱。倘在涿州视察后实话实说,不附端、刚之翼,或可贷一命。处死赵舒翘后,慈禧亦有怜悔之意。载勋、英年与赵舒翘同一个月份(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同一方式(赐自尽)死。

有两个最该杀头而逃脱死罪的,是端郡王载漪与甘军首领董福祥。载漪与其弟载澜,永戍新疆,后走蒙古,实为慈禧太后私纵。董福祥兵权在握,西安又是他的势力范围,故仅夺其官,命归甘肃,做起了塞上富翁。

慈禧太后,也是受了历史惩罚的。生活的苦难,西狩途中已备尝之。出京三日,仅食三枚鸡子,由此见乎一斑。最可惜,她藏在宫中的连城之珍丢了,她身边的肱股大臣散了,她灭洋的美梦破了,她扶植的“大阿哥”垮了。倒行逆施,百事不顺,一贯自以为是、令行禁止的皇太后,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也开始服软认命了。一次,与吴永闲聊义和团入京后猖獗情形,竟也自认为是“纸老虎”。尤其出人意料的是,经过了戊戌政变,庚子拳变,慈禧重又确认了变法图强、新政治国的中枢路线。吃一堑,长一智,晚年慈禧,较其前半生,已稍稍进步也!

“罪”与“罚”的话题,从封疆大吏追到中枢大臣,又追到最高决策者,似乎理清了线索、分清了责任,再也无话可说了。不妨听听慈禧太后的检讨: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这一段话,说来漫不经意,因而没有引起史家注意。其实,这是对庚子之变(拳民之乱、联军之祸)的最真实总结。冲着这份自我认识或自我检讨,慈禧太后就不再是一个讨嫌的老夫人,起码在她前一百年、后一百年中国所有的领袖级政治家又有几人有这一份诚实与明白?

慈禧的自我批评里,也隐藏着一个秘密,即便是违背了国际公法的行为,在中国最高当局那儿也是有所控制的。这在庚子之乱时外国人的记述里早有披露——围攻各国大使馆是个象征性警诫,荣禄曾派人给大使馆送米面,送蔬菜,送新鲜水果及西瓜;·輭·輰·訛经慈禧太后严令,不准用武卫军的新式大炮炮轰大使馆。·輭·輱·訛 如果用了这种大炮,只要二、三门,轰上小半日,使馆区即被夷为平地。慈禧的动摇,荣禄的周旋,保住了各国公使们的性命,这也为日后的和谈与收场,埋一伏笔。

留给后人的是这么一个话题:“个人错误”是如何酝酿成“国家错误”的。清楚了这一点,自然对“个人惩罚”升级为“国家惩罚”不再意外。

重回庚子年的春天,有一种“精神对接”的现象,后人最应予以正视。此即“匪精神”与“官精神”的对接,“无政府主义精神”与“政府权力”的对接,“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对接。本不相容的两种势力握手言和后,原有的相互压力亦随之消散,这有如无数的压簧,一瞬间解除了压力,自然的反弹,必会引发全局性震颤。一层层煽惑,一层层谣传神异,义和团精神竟然变成了国家精神。在那一刻,举世皆醉,无人敢醒,连慈禧太后也不敢做群众运动的尾巴。政治的扶持与宗教(其实只是准宗教或邪教)的暗示唱起了二人传,人的疯狂遂扩大为国家的疯狂,人的愚昧遂扩大为国家的愚昧,人的错误自然投射为国家错误。最后,“罪”与“罚”的清算,就是超个人的国家清算。中国有罪,中国受罚。教训极为沉重,百年冷思考,我们将如下两条摆在首位:

其一,切忌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下普及荒谬或哄抬荒谬。

其二,切忌让少数人俘虏了我们的国家。

“罪”与“罚”,是基于因、果逻辑的线索性描述。用这两个字,归纳一个断代的国内动乱与国际争端,定然有以偏概全或定性不准的局限,何况我们又模棱了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呢?坚持至今,未再换个词儿,还是想真的理清历史责任。从“战争”的角度回望百年前的八国联军登陆入侵,我们还没有发现先于义和团烧杀抢掠、先于教堂被毁、教民被害、教士被杀、使馆被围、公使被戕而在八国间预谋的战争方案;我们面对的仅仅是因为内乱升级而诱发的外患加骤,或者说因为内政失误、外交失误而激发了中外矛盾和中外冲突,这才导致了一弱国与八强国的军事摊牌。

作为战争的一方,清廷是发了宣战书的。口上宣战了,手上功夫跟不上,嘴硬手软,败下阵来,所以还应该从“战争”上找找原因。仅仅是基于如下的考虑:八国联军打败中国军队,并不是中国军队的责任,因而这失败也不能视为军队失败。为了给“国家责任”及“国家失败”留有反思空间,所以本章对中国军队的败状、败因皆未展开论析。下面,我们将用不多的文字,择例而陈,揭示兵不堪用的真相。

其一,军队“事权不一”,因而整合不成一支抗敌卫国的有生力量。

“事权不一”的话,是袁昶说的。他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上疏中指出:“拳匪所到之处,先喊令人磕头烧香,官兵竟随同礼拜,兵气衰疲不可用,一至于此。皆由无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此事权不一之故也。”以武卫五军为例,五军之首虽为荣禄,但他仅能调动武卫中军一部。作为武卫后军的甘军,就完全等同于董福祥的私家军队。甘军在京,形同匪盗,杀日本外交官,杀德国大使,联军入京后,又大掠而去。对于武卫军统帅荣禄,董福福竟敢派一满兵前去暗杀,只是因为这个兵士不愿领命,逆谋遂寝。

在抗击联军入侵的京津防线上,作为总督的裕禄,兵将相失,首尾不应,连战皆败,饮弹自杀。作为督师的李秉衡,率四军迎敌,一接战,张春发、万本华二军即先溃逃,陈泽霖军复闻炮而遁。手下无将,李氏只好吞金而死。

与中国军队的群龙无首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八国联军临时推举出的每一位司令官,都有个人权威,都能统驭全局。

其二,轻重倒置,无备而战。

宣战诏发布前,以武卫五军驻防为例,有二军驻于京师,只有聂士成一军游击于京津防线。加强京师驻军,一为对付义和团,一是围攻大使馆,于理尚通。宣战诏发出后,大沽、天津一线,首当前敌,兵力未增,殊不可解。即便津沽第一线,也还是重津轻沽,致使八国联军轻取大沽后,又轻取天津。这是裕禄的失策,也是朝廷的失误。

说无备而战,大抵还受了“弱国轻强敌”思潮的自我欺骗。相信了义和团,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咒御敌(如《闭火门神咒》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夸大了义和团这支“民兵”的作用,自然将正规军备战视若儿戏。下面有一份武器清单,是天津城西西沽军械库所藏。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那位率部赴京增援使馆区的西摩尔,廊坊受阻,步行折回天津,一路疲惫,溃不成伍,这一天,抵达了西沽。瞎猫碰上死老鼠,竟发现了一座清军军械库。一枪未发,守库的几个清兵就逃了,西摩尔捡到了一个大便宜。编制这份武器清单的是一位意大利军官,所以这清单自然落到了意大利驻华公使手中,意公使将这清单复交英国驻华公使,英公使再呈给英国政府,于是一份中国的兵器清单变成了英国人胜利军档的一页。

《关于在天津附近武库中所发现中国新式军用物资报告单》

三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87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3。41英寸,其中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六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70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2。75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57毫米,折合2。24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47毫米,折合1。85英寸。

四十二门大炮,其中一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一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37毫米,折合1。45英寸。

十门速射机关炮,口径37毫米,折合1。45英寸。

二十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

三万支具有最新标记的毛瑟枪和曼里彻式来福枪。

三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约值二百五十万英镑。

按:上清单,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军用物资。枪与炮,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英国大使说:曼里彻式卡宾枪的类型,比供给在华作战的奥匈部队的那些卡宾枪甚至更为新式,那些克伯虏大炮绝对比德国人所有的大炮甚至更为新式。不但武器先进,而且数量巨大。八国联军入京,仅一万六千人,拿这些武器,可能武装两倍于八国联军的中国军队,而且还占军器上的优势。

好武器睡觉,不知责任在谁。

其三,落后的训练,低劣的素质,清军仅可残民,无力御辱。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看庚子年间,清军与义和团斗,多能胜之。以聂士成部弹压拳民为例,基本上每战必胜,如黄村之战,落垡之役,皆兵到乱平。但面对洋人,始则相抗,终则不支。这还是清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董福祥甘军,众逾万人,攻东交民巷使馆。使馆守军仅四百人,攻之月余,不下,董部死者千人(一说二千人)。清军之不堪,可见一斑。

下面,有一个对比性事例,颇有意味。插说数语,留待三思。即在八国联军入侵行列里,有一支“中国军团”,又称“华勇营”,隶属英军。为英国殖民者1899年组合于山东威海。“华勇营”共四百人,占三千英军的百分之十三。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这支华人勇营由威海乘船赴天津前线,加入“英军第一军团”。六月初一(6月27日),该营参加了进攻北洋军火库之战,六月十三日(7月9日),参加了进攻海关署军火库之战,六月十七、十八日(7月13日、14日)参加了总攻天津城之战。这支全由中国人组成,攻击中国城,攻杀中国人的部队“战功赫赫”。1902年,其中十二人被挑选出来,远赴英国参加了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庚子之战,“华勇营”阵亡二十三人,英国威海殖民当局在庚子战后,特在威海竖了一座中英双语纪念碑,表彰“华勇营”的功勋。 “华勇营”存在八年,1906年解散。

有人骂他们是伪军、汉奸。

骂人并不能改变历史。对比百年前“华勇营”的善战与“清军”的不善战,后来人似乎应该想到国体、政体、军制、军法对人的重新塑造。

当中国人空喊“以夷制夷”的时候,西方人早已悄悄地“以华制华”了。用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也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发明。由此反证的是:中国人,并不固持家国观念,殖民化,总是从精神奴役起步。

[注释]

① 宋玉卿《戊壬录》,罗惇曧《拳变余闻》互见。

② 宋玉卿《戊壬录·立储始末》。

③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④《清史稿·毓贤传》。

⑤ 《清史稿·德宗纪》。

⑥许指严《十叶野闻·毓屠户》。

《袁世凯奏议》上册。

第七篇:忍把血肉筑长城

忍把血肉筑长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原为《义勇军进行曲》。那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华,山河沦陷,壮士奋起,自保家园,故有“义勇军”之称。“义勇军”志在抗倭,因而又名“抗日义勇军”。

考“义勇军”之名,始见于北宋仁宗朝。《宋史·兵志四、五》“乡兵”目下,有详尽记述。原以为是民间自发结队,但看“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以及被选入军还要“涅手背”为记的官方规定,始知“义勇军”亦非纯粹之“民兵”。

“抗日义勇军”起,田汉为之诗,聂耳为之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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