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无兵- 第34部分

这判断落空了。

辛亥革命是“半截子革命”。它赶走了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顺带扫荡了与帝制相关的各种旧制度，基本上完成了“除旧”的任务。但在“布新”方面，它缺课太多。这就造成了“中华民国”的先天不足。从某种比喻意义上看，“中华民国”是一件未按设计图纸制造、又未经检验的半成品；虽然贴上了“辛亥革命”的商标，但“中华民国”并未完成“辛亥革命”总设计师孙中山的政治设定——如“民主共和制”（合众国制）、如“三民主义”、如“平均地权”等。这是个大题目，留给民国史专家去做。

本节文案，将仅限于中华民国的“自卫”机制作一些例举，恰巧也就呼应了“诲盗”的判断。

让我们重温一段过时的“情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日，起义者攻入湖广总督府，进而占领武昌城，总督瑞澂逃上军舰。惊魂初定，瑞澂就以“义和团复起”为说词，派人去汉口各国领事馆，乞求各国军舰炮轰起义军。10月11日，各国领事开会议决。最积极响应的是德国领事，日本领事亦赞同开炮。因为法国领事是孙中山的朋友，极言革命党不同于义和团，所以各国领事才草签了一份严守中立的布告：

为布告严守中立事，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民军，互起战争，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不得藏慝两方有关系之职守者，亦不得辅助任何方面之状态。据此，本领事自应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此系本领事等遵守公法、敦结友谊上应尽之天职，为此剀切布告，希望中国无论何项官民，辅助本领事等遵守，达其目的，则本领事幸甚，中国幸甚。谨此布告。

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八日⑦

布告发出了，日本政府却违背“严守中立”的承诺，于当年12月23日授意日商泰平组合的北京大仓洋行与清廷秘密签订供应军火的契约，总计达273万日元。

这不是孤立的行动。背后掩藏着的是日本政府分裂中国的一个外交陷井。

就在各国领事签署中立布告十天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便向外相内田康哉发一电报，在分析中国形势时，赤裸裸暴露了日本人的不良图谋：

以武昌为根据地的革命军军政基础，看来业已稍稍稳定，并非言之过早。……正好用此一形势，可使在中清和南清至少兴起两个独立国家，而且应使在北清方面的朝廷，继续统治下去……本使认为，要北清一角保全清朝，使永远与汉人对峙，就我帝国而言，实为得策。谨当本此认识，与其庙堂（清廷）内部声息相通，密切联系，加强指导诱掖……⑧

至12月2日，该公使又向内田康哉发了第二封电报：

对革命党，自中清武昌，到南清广东给予援助，以防其气势挫折，借使不致产生与北清中央政府融和妥协之念，务必谋求使之永久对峙……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新内阁成立后之清政府究竟会持何种态度对待我国，仍是不得不存疑的问题。为谋于我有利，基于资以牵制袁内阁之策略，亦有对革命军援助武器之必要。⑨

相信这是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最真实、最准确的表述。节录于此，作一镜鉴，看一看民国时段的政党与领袖，到底谁能跳出日本人的诱导与掌控，真的为国请缨、为民请命！

第一轮较量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打了个平手。中华民国建立，共和制确立，孙中山当了临时政府第一任总统。而袁世凯促成清室逊位，承认民国，于是接任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中国以统一的形态结束了大改制。日本人分裂中国的筹划落空。

但好景不长。接下来的专制反弹与纷繁党争，即将民国元年（1912）春天构建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之局打破。例证即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国民党人的政治宣传表述。后被沿袭为一种流行的历史表述，至今神圣不可动摇。

静而思之，“二次革命”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第一场内战，也是第一次由党派纷争而引发的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挑战。

要不要发动这次“革命”，孙中山与黄兴意见不统一。孙中山力主速战，黄兴则认为南方武力不足以言战，如发难，必致“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民国二年（1913）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起兵湖口，宣布江西独立讨袁，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其讨伐袁世凯的檄文曰：

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窍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各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⑩

7月15日，黄兴在南京誓师讨袁。同日，江苏宣布独立。此后，安徽、上海、福建、广东、湖南、重庆等地亦纷纷宣告“独立”，形成了七省对中央的局面。袁世凯面对“武力反袁”，给以“武力剿灭”。双方交战两个月，至9月12日熊克武讨袁军失败，“二次革命”宣告破产。孙中山、黄兴诸人早在8月上旬即已脱离“二次革命”的指挥岗位流亡日本了。

“二次革命”仅仅坚持了两个月，即草草煞尾。袁世凯与孙中山作了一次武装较量，袁胜孙败。

胜与败，都是暂时的。

而有意无意间，二人共同创造了一种中国式的政治较量模式：——最高权势者在依靠“共和”的保障体系获得权力后，迅即挣脱这一体系，将最高权力个人化、神圣化、绝对化、固定化，并置于不容任何人挑战的至尊位置，若遇挑战，立予血腥镇压；作为“共和”制度设计者的革命势力，在这一制度受到威胁时，亦弃“共和”于不顾，将“革命”神圣化，将党派利益国家化，将“政治对话”升格为“军事对决”。

演化的曲线十分清晰：宣誓效忠“共和”的民国总统袁世凯一变而为手握军刀的专制独裁者；缔造“共和”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则渐变为热衷武装斗争的党派军阀。

袁世凯的逻辑是：“一日在职，一日决不放弃责任……不能违法弃职，付土地人民于一掷。”

孙中山的认识是：“东南不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輥·輰·訛

独裁者、革命者都以“人民”说事，真是妙不可言！

独裁者以维护国家统一的神圣理由，镇压一切反叛，因而专制独裁有理。

革命者以实现“主义”、救国救民为号召，策划“独立”，因而割据、分裂亦有理。

双方都自陈有理。无人下“罪己诏”。中华民国有幸，遭逢了如此难得的朝野对立，看来，还是英国驻清大使朱尔典说得对：“关于解决国体问题，外国一般看法，都希望最好是保全清廷，作为象征性的存在，而实施宪政改革。我个人也认为，建共和形态的政府，是一种冒险的实验，不适合中国国情。”·輥·輱·訛

本节标题之“民国综合症”，即是针对“共和制”的“共和缺失”以及“国民革命”的“国民缺失”而言的。

“二次革命”作为民国时代革命的典范例证，还有一个外交背景需加补议，此即孙中山为了战胜袁世凯而主动联络日本为助的秘录。

1913年3月20日晚，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遇刺重伤，22日晨死亡。案破，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主谋，国务总理赵秉钧为策划，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为承办，上海帮会头目应桂馨（夔丞）为第一线指挥，杀手则是武士英。“宋案”真相大白天下，彻底警醒了国民党人：袁世凯是他们推行议会党政的大敌。

孙中山匆匆结束访日，赶回上海，动员同志，发起反袁之战。基于“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的判断，孙中山力主联合日本，打击袁世凯。阻力很大，发动很慢，拖了近四个月，“二次革命”才缓缓地、漫无联络地发动起来，并迅速寂灭。但孙中山的“联日抗袁”却是毫不含糊提出的。就在“宋案”发生前夕，孙中山访日期间每见日本政要，几乎都会要重申中日提携。如：

——2月15日晚，在东亚同文会上讲：“中国现在则久乏维持之实力，故日本之责任，非常重大。余希望日本力图中国之保全，而与中国互相提携也。”

——同日晚宴后，孙中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谈及中国东北的中日联合开发问题，桂太郎表示赞同。

——2月20日，桂太郎内阁全体辞职。此前，孙中山曾与桂太郎有过密谈，其中还言及十分敏感的日本向海外移民的问题。对孙中山的许诺，本人尚未查清，但从桂太郎的反响看，孙中山许诺定当积极。桂太郎说：“予始闻先生劝告，日本与中国提携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日本得此功绩，绝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

引证的目的在于指出，孙中山亲日、联日是一贯的、公开的。如果据此而作“卖国”、“爱国”的政治判定，显然是忽略了孙中山、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的国际背景。当一种开放的、国际性的思维在某一特定时代氛围中形成的时候，历史的主人公不可能只享其利而不承其弊。孙中山何以能免？

两年之后的1915年1月，日本人胁迫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史传孙中山在袁世凯正与日本人百般周旋、讨价还价的时候，一是在2月5日与满铁株式会社二头目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签订《中日盟约》，出让中国利益。二是在3月14日致函日本外务省，以出让中国利益，换取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而早在上一年的4月16日，孙中山曾有长函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即以出让特权为条件，请求日本政府给他领导的革命以援助。出让特权之多，甚至远远超出了“二十一条”对中国的索取。

历史学者已有辩伪文章指出孙中山给大隈函、给日本外务省函均为伪造。·輥·輵·訛　公案可以到此了结。留下的教训，几乎无人细细掂量：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便给境外势力冠以“国际主义”、“亲善友邦”的美称，即便从他们那儿可以获取阶段性的支持，如果视其为解决国内矛盾的后援团或同盟军，关键时刻，必有人用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及个人清望加以补偿。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凡有国际背景的中国政治人物，无一人未曾对他们的外国朋友付出学费。

孙中山为此是受了影响的。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孙中山单独联络日本人的消息传开，在国民党内即有人说“不”！

——1915年2月11日，参加“欧事研究会”的国民党人李根源、林虎、程潜等人联名通电曰：“吾人第一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

——1915年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纽永建、李烈钧联名通电，反对“假借外力”与袁世凯较量，电曰：“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倚赖他族，国必不保。”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极力鼓动“二次革命”，还与他刚刚在日本发表的政党意见相左。1913年3月13日，宋教仁被刺前八天，孙中山在神户作《党争乃代流血之争》的演讲曰：“盖党争为文明之争，能代流血之争也……今各党之争，皆维持民国，以民国为前提，以民国为基础，故曰党争。”一回国，他又策划了一场有流血、无胜算的“二次革命”。在我们后人看来，这样的“革命”还是少一点为好。

文字逶迤，似有盘马弯弓之恋。在下的用意仍然固持于中华民国的先天不足，及民国首脑人物们的时代自蔽。说“咸与民国”了，但“民主”是虚幻的；说“专制反弹”了，但“国权”一直旁落。要么民主，“以天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要么专制，出一秦始皇威压百僚万民。可惜在中华民国时代这两个极端状态都未出现。新生的老大帝国内，顶着现代名号的各党各派，由纷争而内战，由内战而割据，有如一条船上的几伙强人，拆船为兵，据仓为堡，并不管这船漂向何处、沉在何方。

日本人面对这样的中华民国，想不侵略，上天都认为他们坐失良机。

回转本书的叙事轨道，我们将看到：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刚刚被选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即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11月10日停止国会活动。11月26日，袁组织政治会议取代国会职能。1914年1月10日，袁下令停止国会残留议员职务。

中华民国进入无国会时代。

此时袁世凯的个人军事独裁宣告完成，他对共和制的销解亦彻底实现。但袁世凯错了，当他把国民党逼入“非法”或“地下”，屠刀高举，杀人如麻的时候，一个对立的有可能进行议会较量的政党消失了，一个从事流血斗争的军事实体却在中国南方暗暗组结。因而，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开始自毁神器，自酿动乱。

1913年9月27日，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开始筹建新党——中华革命党。一贯宣传“民主”的孙中山开始向袁世凯学习。他要做“党魁”，他要入党者签名画押，宣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

党有“党魁”，是现代政党向封建帮会的倒退，又是民主政党向法西斯政党的蜕变。

孙中山想象不到，他为了加强党的凝聚力的努力，反而招致众多骨干国民党员如黄兴、蔡元培、李烈钧、程潜等离他而去。在他死后，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蒋介石走向专制与独裁，其实是双双继承了后期袁世凯与后期孙中山的衣钵。

有权者，倾向专制。无权者，倾向造反。中华民国，被这两种人撕裂着。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自己黄袍加身，做起了洪宪皇帝。考其初衷，除愚顽的帝王眷恋之外，也还有一丝加强中央权力，巩固国祚的打算。哪儿料得本欲自神，反而自丑，本欲固本，反而强末，袁世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