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回到了“武器”的、“物质”的现实！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百因千因，主因乃“器不如人”！
有一顶“唯武器论”的大帽子，被一批十分革命的批评家握着。因为怕被扣帽子，鸦片战争中敌我双方“武器”的差距，一直被近代史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回避着。
我们不明白，中国古人“道不离器”的正确论断、常识表述为什么被当代一些学者曲意掩饰呢？
战争，是人的较量，是握着武器的人的较量。离开了“武器”谈战争，那不是战争，那很可能是小孩儿过家家，或老娘们儿厮打。
备战，不能不备“器”。俗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器，是与粮草一样重要，甚至要先于粮草而筹措的备战重点。吴起论战，强调“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 看来他是因人而配兵器的。
有兵，必配兵器。同样的兵，器利者胜。所以，“兵法”重承袭，“兵器”重革新。不重兵器，驱兵为战，无异于驱人赴死。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修“兵”（器）就是修道；上升到“人道”的高度，修“兵”（器）就是爱人。
从相反的角度考求，一个不重视武备的政府必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百姓都不负责的政府。宣言再美，它都是坏政府。
鸦片战争的失败，仅仅从“兵器”的落后就足以判定清朝朝廷既缺乏国家责任，又缺乏人民责任。
冷兵器时代，兵器有悬殊，还不是不可逆转的。热兵器时代，兵器威力大小，往往对弱势一方是致命的。
鸦片战争中，英国与中国的军力对比，不是数量之比，而是质量之比。高质量对低质量，可以说一天一地，这就无怪乎那个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的英国神父，在1832年随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阿美士德号侦察了中国的沿海防务后敢于自夸：“英国的一只护卫舰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整个中国海军的1000只兵船”；“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回顾虎门海战，透过中国当代史书浪漫的爱国主义渲染，那实际上是清国水师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的任人敲打。
对进攻者而言，那是一场放手屠杀。
虎门，防卫能力最强，尚且如此，闵海防、浙海防、江（苏）海防、津海防先后被英国舰队一触即溃，定是十分正常的了。
下面，我们仍要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英双方伤亡数字的对比，来揭示兵备落后的严峻性和残酷性。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伤亡统计：
1841年1月7日，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744人（死282人），英军仅伤38人；
1841年2月25日…2月26日，虎门上横档之战，清军伤亡约1000人（死约700人），英军仅伤6人；
1841年2月27日，乌涌之战，清军死亡466人（伤未计），英军仅伤8人；
1841年8月26日…8月27日，厦门之战，清军伤亡110人（死73人），英军仅伤亡17人（死1人）；
1841年9月26日…10月1日，定海之战，清军伤亡约300人（大部分死亡），英军仅伤亡29人（死2人）；
1841年10月10日，镇海之战，清军伤亡约300人（大部分死亡），英军仅伤亡19人（死3人）；
1841年10月13日，宁波失守，守军溃逃，双方均无伤亡；
1842年3月10日…3月15日，浙东反击战，清军伤亡740人（死540人），英军仅伤亡25人（死3人）；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战，清军死亡286人（伤未计），英军伤亡64人（死9人）；
1842年６月16日，吴淞之战，清军死亡88人（伤未计），英军伤亡27人（死2人）；
1842年7月21日，镇江之战，清军伤亡503人（死239人），英军伤亡169人（死39人）。
以上战斗，清军伤亡人数共计约4600人（约死3300人），英军伤亡人数共计401人（死59人）。
上文所述英军伤亡人数，较确。清军伤亡人数，较难统计，但当在实际伤亡人数之内。如虎门上横档一线，战斗规模比沙角、大角为大，史书曰“守军伤亡过半”，实际守军8000人，伤亡估计1000人，肯定低于实数。又定海、镇海之战，规模与激烈程度与厦门之战相若，史书说“伤亡数百”，今依厦门数估为300人，亦属保守。即此，清军伤亡数仍是英军12倍，而死亡数则是英军的55倍！
另一个让人痛心的损失是，清军高级将领牺牲巨大，而英军高级将佐无损。
以下是清军部分牺牲将、官品级罗列：
战斗 牺牲者 品级
沙角之战 陈连升 副将、从二品
虎门之战 关天培 提督、从一品
麦廷章 游击、从三品
乌涌之战 祥 福 总兵、正二品
厦门之战·摇 （佚名） 总兵、正二品
定海之战 葛云飞 总兵、正二品
王锡朋 总兵、正二品
郑国鸿 总兵、正二品
镇海之战 裕 谦 总督、从一品
吴淞之战 陈化成 提督、从一品
镇江之战 海 龄 副都统、正二品
以上十一名牺牲者中，从一品三人，正二品六人，从二品一人，从三品一人，皆为高级将领。牺牲者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证明：清军的将领多数有爱国心、有献身精神。将领临阵脱逃者有，奇書网但不多。如余步云，守宁波不战而逃，最后是判了死罪的。绕了一个圈儿，我们还是想证明：“人”，基本上没问题，问题出在“武器”上。
鸦片战争打响时，清军武器系统与清初无“质”的改变。这二百年，西方大进，中国不进；不进则退，在战具上的差距便拉开了。
先说步兵武器。
不论“八旗兵”，还是“绿营兵”，仍然不能全部配备火器。二者相比，“绿营兵”装备更差。就全军而言，冷兵器约占一半。步兵火器，主要是前膛火绳鸟枪。这种枪，大都是明末清初制式，长约2米，不能上枪刺，从枪口装填火药与弹丸，弹丸铅质，重约一钱，射程约百米，射速每分钟1至2次。
同期英国步兵，一人一枪。枪分两种，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一种为1800年研制成功的伯克式（Barker）前装滑膛燧发枪。枪长1．16米，口径15．3毫米，弹丸重35克，射程200米，射速每分钟2至3发。另一种为1838年研制的布伦士威克式（Brunswick）前装滑膛击发枪。枪长1．42米，口径17．5毫米，弹丸重53克，射程300米，射速每分钟3至4发。有人将这两种枪与清军鸟枪对比，说一支伯克式相当两支鸟枪，而一支布伦士威克式相当五支鸟枪。如果考虑到射程、射速、精确度诸效能，应是1∶5及1∶10的比率。若近战肉搏，上枪刺与不上枪刺，威力相去更远。
再说炮兵武器。
清军炮台火炮及船舰火炮，其发炮原理、样式与英军无大差别，落后在质量差，制作工艺粗糙，炮架、瞄准器等配置残缺。这就造成了清军火炮射程近，打不准。清军炮弹只有实心弹一种，英军除实心弹，还有霰弹与爆炸弹等，于是英炮体小威力大，清炮体大威力小。双方火炮对射，英军基本上在清军火炮射程之外停舰发炮，弹无虚发，清炮弹落中途。这与步兵对射一样，人能伤我，我不能伤人。
三说舰船。
清军水师舰船虽有数百艘之多，但吨位小，载炮少，仅能海岸巡逻，对付走私商船或海盗，不能作远海作战。英国海军在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于十七世纪中期已经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经过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海军又战胜法国拿破仑海军，用“天下无敌”形容之不为过分。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有各种舰船400多艘。作战舰只的排水量从百余吨至千余吨不等，舰载火炮数量随排水量增大而增加，由10门至120门不等。英国装炮最少的军舰，恰等于清军装炮最多的军舰。虽然英国海军多数舰船仍然靠风力推进，由于制作坚牢，双层抗沉，多桅多帆，铜片包裹，所以都具有远海航行和作战的能力。此外，英国海军中已经装备了蒸汽动力的铁壳轮船，它的航速快，吃水浅，机动性能强，特别便于进犯中国的沿海与内河。
由于战斗性能悬殊太大，清朝水师根本不敢与英国海军在外洋进行海战较量。中国有海，但放弃了制海权，只好容忍强者打上门、打进家。
英国人将军舰依战斗力分为七等：一等舰，装炮100至120门；二等舰，装炮80至86门；三等舰，装炮74至78门；四等舰，装炮50至60门；五等舰，装炮42至48门；六等舰，装炮22至34门；七等舰，装炮10至22门。在1840年6月英国海军16艘战舰集结珠江口时，最大的旗舰麦尔威厘号（Melville）载炮74门；到1842年8月，英国海军在华舰队拥有战舰25艘，最大的旗舰皋华丽号载炮72门。这表明，英国侵华舰队是以三等舰为首，以五等、六等舰为作战主力。
对比到这儿，强弱已判。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除仗其优势战具外，还选择了他们最易取胜、最少牺牲、最让中国防军失望的打法。清将、清兵，包括林则徐、邓廷桢、颜伯焘、裕谦这些封疆大吏在内，都希望英军闯到眼前，己方再长短兵器一齐上，让敌方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英国人放弃近战肉搏，专意于远战炮轰。“炮”与“炮战”，是英国人的制胜法宝。“炮灰”一词，是颇有宣传意味的。用于鸦片战争中被动挨打的清军将士，是再恰当不过的。看不到敌人，更打不到敌人，敌人却将死亡倾泻在你的头上，这是何等的无奈与无望呢！
火炮引发的巨大声响，巨大爆炸，巨大破坏，都是最易于瓦解被轰击者斗志的。
英国人打到哪儿，胜到哪儿；中国将领，谁首当其冲，谁失败，谁死亡。生与死，胜与败，已无悬念。这总该让后生于鸦片战争、没听过枪炮声、没流过血、更不知道别人的死亡为何物的革命学者们反思一下（哪怕就“一下”）“武器的批判”与他们一家独鸣的“批判的武器”并不是一回事！
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要说飞机大炮了，放个炮仗，多数人不还是要捂上耳朵吗？
三、英国也有张骞、班超样人物
上两节文字，我们粗线条地分析了鸦片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及鸦片战争失败的不可避免性。这都是很让后人“憋屈”的历史遗产。
最好将这“遗产”扔到爪哇国去！
历史既然没有回程，因而对历史的思辨只是今天的云影。云卷云舒，没有一滴雨可以落到昨天的戈壁滩上。历史智慧之为虚无，正如历史蒙昧之为真实一样不可改变。
思索到这一层，多事者真想停止思索。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中国近代史，有如一串永远不会成熟的酸葡萄。因而，不论如何细数历史家底，都寻不到一瓶甘甜的美酒。
于是善良的人们开始给中国近代史加“糖”。
以“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为例，即已被“糖化”了不少。批判“投降派”以发泄压抑，赞扬“禁烟派”以伸明正义，歌颂牺牲者以呼唤献身，夸大“三元里”以虚张民气；最妙最妙的，还是以诅咒英国侵略者，尤其是丑化侵略者中的头面人物为历史主旨，不断在新一代扫盲班里播种仇洋恨外的情绪，似乎这样的辩证法才能平衡历史的失败感；或者说，惟其如此，才算汲取了历史的教训，彻底地将“坏事”变成了“好事”。
我们将处在对立面的敌人及自己营垒里的败类已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创造历史的任务，业已超额完成，历史的写手们十分自负而自得。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那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呀！
随手翻一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那些流行最广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总可以看到对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那个英国人查理·义律（Capeain·Charles·Ellilt）的谴责。
站在中国的、被侵略的立场上谴责非中国的侵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民族感情。但历史教科书并不是民族感情的艺术抒发，它揭示的应该是由双方较量所隐含的“全部”历史内容和“全部”历史教训。因为快意于谴责，人们竟没有功夫去认识自己的对立面，故而也不可能从“人”的、即一个英国人完成其时代使命、国家任务的角度，去认识义律。义律在中国教科书中的“妖魔化”，“符号化”，丝毫无助于让中国人了解对手、了解世界。
沿用类比的思维程式，站在英国的立场，查理·义律无疑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张骞式或班超式立功异域的英雄。一种较为中平的参照是：大汉民族有理由赞颂张骞、班超，不列颠民族即有理由赞颂义律。
这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这也不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这更不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家威风。
查理·义律是一面镜子，认识了他，也便认识了英国的民心民意、战略战术。战争，是双方的对抗，岂能不知己又不知彼呢？
在大英帝国的政治体系里，义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从“级别”上看，义律与堂堂天朝大国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均不在一个等高线上；从“使命”一看，义律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的总监督，后加的“领事”头衔，似乎也未履行严格的任职手续。所以他与汉代张骞、班超衔皇命而通使，亦降一格。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不般配的较量中，却步步紧逼，处处主动，终于让每一个中方对手都败下阵来，因而，人们没有理由不承认他的存在与价值。
可惜，中国史学家对义律的情况了解太少，分析太浅，因而在中国百姓的印象里，他只是一个体现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恶的化身。
义律（1801—1875），因英国在华设立商务监督处，于1834年7月15日随首任商务监督律劳卑（W·J·Napier）勋爵初次抵达澳门，开始接触中国事务。其时，义律的职务是商务监督处秘书。律劳卑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他以为，自己既然是大英帝国驻华商务处的总监督，作为官方外交方面的代表，就应该有与中国广东地方官员直接洽谈有关事宜的权力。但这要求被广东方面拒绝了。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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