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另请高明，姓张的不伺候你爷们了！”说罢立时就要交代账。善同说：“不成！你走不了，这一千五百两银子，没有着落，咱们得到县里说去。”子诚说：“好好，咱们这就去吧。”说罢拉了善同便往外走。柜上伙友全出来劝，也劝不好。左右邻出来劝，他二人也不听，高低手拉着手儿，到县里打官司。
在善同的意思，以为自己是老封翁，日前县官见了，另眼看待，如今去告张子诚，知县定给做主，替他追出这一千五百银子来；不然也得把张子诚打押，替自己出这一口气。因此理直气壮的，一直跑到县衙，一进门便抓鼓喊冤。值日的班头，认得善同，知道他是老封翁了，哪敢怠慢，忙把他劝到值日房中。问他因何喊冤，他把缘故说了。班头笑说道：“依我劝你老人家，算了吧，不必告状了。你请想，银子是少爷花的，怎好叫旁人赔呢？”善同不依不饶，非打官司不可。又兼方才喊冤，潘知县早听见了，派人出问何事。班头忙进去回话。知县传谕，在花厅过堂。班头忙出去把原被告带至花厅，俱都朝上跪了。知县忙冲着善同，拱一拱手，笑道：“老先生，你为何事告状？详细诉明，本县必给你做主。”这一次跪在地下，善同倒不怯官了，一五一十地把前事诉明。他满心想，县官必替他追那一千五百银子，哪知竟自错了，只见潘知县笑道：“依本县说，这件事，你老先生不但不可告你那掌柜的，还应当重重地谢他呢。你请想，你那少爷是宫保奏调的人，这一到天津去，不是京卿，便是府道，一切运动费、应酬费，哪一样不得钱？要没有这一千五百银子，怎得成功？他目前虽花掉一千五百，将来得了差缺，一万五千、一十五万，全说不定挣回家来。难道那掌柜的，还能分一半吗？可见掌柜的替你筹款，巴结少爷，正是大大的功臣。你不谢他罢了，怎么还告他呢？依本县劝，好好地回去吧，不要生气了。”
善同被这一套话，说得哑口无言。张子诚却向县官叩谢，说：“小人的委屈，全蒙大老爷替我说明了，我这里叩谢大老爷。”又回头对善同说：“东家，你不用生气了。我这掌柜，也当不下去，回头你另请高明。咱们走吧，别跪在这里，招大老爷生气了。”说罢拉善同起来回店。尚未出衙，只见送敬宗走的两个差人，拦住善同讨赏，说：“我的老太爷！小人们送少爷到济南回头时候，少爷只赏了两元钱做盘费，还不够车费啦！你老太爷，难道还叫我们赔钱吗？”善同无法，只得带他两人到店，每人又给了五吊大钱。问他们少爷到济南以后如何，差人说：“少爷到济南，住在城内制锦市胡同曹公馆，听说同曹少爷一齐到天津去了。再有几天一定有信来，你老人家何必着急？”差人去了。张子诚高低把事辞了。谁知子诚去后，这生意便一天不如一天起来。善同请了一位掌柜的，名叫李堪仁。自他入号以后，渐渐地把从前旧伙友一律辞掉，全换了他自己的人。今日也赔，明日也亏，不到一年工夫，竟自赔掉了三千多两。善同很诧异，说：“我这买卖，在前任张掌柜手里，哪一年刨除挑费，总要剩两三千银子。如今不但不赚，反倒赔了这许多，这是什么道理呢？”李堪仁道：“东家，你不要这样说。从来做买卖，有赚就有赔。这种事谁敢拿得定呢？横竖我竭力做，没有一毫私弊。至于赔赚，有账可凭。请东家仔细查账，如果账上有一分一厘不符，我李堪仁情甘认罚。”善同把账调了来，自己一边看一边算，算了七天七夜，果然赔掉三千四百九十八两五钱三分，清清楚楚，并没有丝毫不对，到底是怎么赔的呢？仔细考查，全赔在粮食的买空卖空上。比方三两一石存的豆子，到后行市愈久愈微，结果二两五钱倒出去了，一千石便要赔五百两。诸如此类，不计其数。这买卖焉能不赔？善同埋怨堪仁，不应当放开手这样做法。堪仁不服，说：“这在当初全是问好了东家才存的，我并不敢私做主张。如今赔了，却来埋怨我；要是赚了呢，难道东家还能分给我一半吗？”善同道：“当日存的时候，你说得天花乱坠，怎么将来必缺，怎样加倍赚钱。如今赔了，你又不负责任，难道当初的话，不是你说的吗？”堪仁道：“这话奇了，谁长着后眼呢！我当掌柜的，看出有利来，就得趁着机会去存。至于是赚是赔，如同押宝一样，押着红，那是侥幸；押着黑，只好认命运不佳，谁也不管保险。”善同听这话，气急了，拍着桌子喊道：“我多少血本交给你，叫你押宝吗？你简直是有心坑人。今天就给我请，我不要你这样掌柜的！”堪仁冷笑道：“走吗？你说倒容易！外边借人家的两千多两，全是我经手，不还清了，就走吗？你把银子拿出来，将外欠一律了清，我马上就走。多住一天的，不是朋友！”善同此时，气得说不上话来，伙友大家出来解劝。后来高低由善同典出两顷地去，才把债务还清，赌气把买卖也收了不做。其实三千多两，全入了李堪仁一个人的囊橐。
老头子又心疼钱，又恨儿子，害了一场大病，几乎没死了。病好之后，家里又遭了一把火，连仓带囷，全烧了一个精光，仅仅就剩下住房。哪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偏偏这一年又赶上大旱，赤地千里，颗粒全无。善同虽有五六顷地，如守石田，毫无希望。家里做活的，全开净了，只剩下一个烧火的老苍头，名叫孟忠，在他家四十年了，当初曾随善同出去贸易，是共过患难的人，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辞他。家中主仆三人，愁眉苦眼，净指着当卖衣服家具，籴米换柴，艰难过度。哪知遇着贱年，东西也不值钱，拿一包袱衣裳，只当两串钱。小米要卖到五百钱一升，五吊钱一斗。买三升小米，买一捆柴，对对付付地过上五天，又得想主意。孟忠一日对善同说道：“老东人，你也得想一条生路，大家才能活。要净指当卖着吃饭，早晚也是得饿死呀！”善同发急道：“你这老东西！就会说现成话。你睁开眼看看，咱们这淄川一县中。谁家有饱饭吃呀？天塌砸众人，哪里去寻生路啊？”孟忠从鼻子里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又说道：“要说别人家寻不出生路来，我还信。唯有咱们家现放着生路，你不去寻，坐在家里挨饿，真真也叫人难解了。”善同道：“生路在哪里？你倒说一说，只怕没有。要果然有，我立刻就寻去。”孟忠道：“我说的就是少东人。当初攻书上学请先生，后来到东洋留学，一汇银子便是一千两。后来学成回家，住了两天他就跑了。临行之时，还带了一千五百两走。不要说你们是亲父子，就是朋友，要这样供给他，他也应当补报吧。我从旁听说，他在天津早已做了大官，如今使奴唤婢，骡马成群。难道说，他生身的爹娘，现在挨着饿，他就不管吗？你何妨寻他去。他将你们老夫妻接到任上享福，我孟忠也跟着沾一点光，不强似在家里挨饿吗？就说他不肯接你们往天津，给你个一千八百两的拿回来，今年也好过，不至挨饿了。这不是现放着的生路吗？”孟忠一席话尚未说完，善同老眼中的热泪，早如断线的珍珠一般，接二连三流个不住，哽哽咽咽地说道：“孟忠啊，我的老弟啊！我那儿子要照你这样居心，我们老夫妻俩能受眼前的罪吗？他自从离家之后，如今整整二年了，并未曾给我来过一封信。我倒托人给他写了三封信，他一字也不答，后来我索性也不给他去信了。你别看我嘴里不说，我心里时时刻刻地惦着他。总怨我当初错了主意，我要不巴结他念书，或叫他务农，或叫他为商，他决不至忤逆到这般天地。你看咱村里的孙讷言，跟他不是同学吗？现在人家在天津一个银号里学徒，如今熬上跑街了，一年也能挣五七百银子，如数拿到家来养他爹娘。你没看见孙老头子，现在倒成了封翁了，丰衣足食，还有儿媳妇伺候着，孙男孙女一大群，真好造化。我们老两口子巴结儿子做官，如今倒落到这种景况，说起来怎不叫人伤心？”善同一边说着，那眼泪更流得多了。孟忠劝道：“老东家你哭一会子，也当不了什么。依我劝你凑几个盘费，自己到天津寻他一趟。常言说朋友还有见面情，何况是父子呢？他只要见了你，看你这样穷苦，自然接你们老夫妻去享福。老在家里坐着，他还认着是当初的景况呢。一个做官的人，终日公事还忙不过来，哪有闲心记挂着你们。你想我这话对不对？”善同到此时，也活了心，只是为难盘费。孟忠替他出主意道：“听说蒲师爷的儿子，近来有了好事，在河南抚台那里当文案，他家里很好过。老东家何不访一访蒲师爷，向他借几两银子做盘费。那老先生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万不能不借。”善同想了想，除此之外，也没有旁的道儿，只可老着脸去寻蒲竹年。
竹年此时在家里纳福，除去饮酒看书之外，轻易连房门也不出。善同寻了去，因为是老宾东了，见面极其亲热。又问他敬宗的近况如何，善同含着眼泪，一五一十地说了。竹年叹息道：“当初我的话，没有说错吧？比如你老先生，不巴结他出洋留学，他也决不蔑弃天伦，竟至如此之甚。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善同忸怩了半天，才将借盘费的话说了。竹年慨然应允，立时拿出十元钱来，交与善同。说这一去的路费足够了，自到了天津，看见敬宗，无论如何也总给你几百银子带回来，不愁没有回头的盘费了。善同千恩万谢，回到家中，对老婆说了，许氏也十分感激。不敢耽搁，第二天便到济南。此时津浦路已经通了，在济南只到亲戚曹家住了一夜，次日便乘车到天津。曹翁此时也不做官了，只在家里享福。见善同来，却倒是很可怜他，临行时也送了十块钱。善同打听曹玉琳同自己儿子敬宗住在什么地方。曹翁说：“玉琳半年前被南洋大臣调了去，目前不在天津。至于敬宗住在哪里，可实在不知道。最好你到了天津，上总督衙门号房，一打听便知道了。”
善同到了天津，住在三条石栈房。果然遵照曹翁之言，先打听总督衙门在哪里，栈房伙计替他雇了一辆车，一直拉到院署。善同一看，见门前车水马龙，还有许多卫士荷枪而立，早吓得浑身发抖，哪敢上去问话。自己一个人在辕门外，站了足有两个钟头。卫士看他形迹可疑，还疑惑他必是喊冤上控的，忙走上去向他发话道：“你这老头子，太不懂事！有什么委屈，到府县衙门去告，这宫保衙门，不是告状的所在。你趁早走开，不要自讨没趣。”善同忙央告道：“老总老爷，我不是告状，是来寻人的。”衙士道：“你寻什么人？”善同答说寻儿子。卫士又发话道：“人多着呢，谁是你的儿子，也有个名儿没有？”善同道：“我那儿子叫章敬宗。”卫士听了，很露出一种诧异的神气来，说：“什么？章敬宗是你儿子吗？”善同道：“我的总爷，别个有冒认的，难道儿子还有冒认的不成。”卫士到此时，稍露出一点和气来笑道：“我的老先生，你为何前十天不来？如果前十天来，立时就能见着他，如今却晚了，来不及了。”善同忙问道：“这是什么缘故呢？”卫士道：“这位章敬宗老爷，他原是宫保衙门的文案，从早八点来署，晚六点方能下班。偏巧前半月北京陆军部，来了一套公事，调他归部任用，并且是奏调的，宫保也不敢延迟，没出三天便打发他上京去了。如今你老先生来，岂不是扑一个空吗？”善同听了，立时急得跺脚流泪。幸而这个卫士也是山东人，有一点同乡义气，便安慰他道：“你不要着急，我替你到巡捕房吴老爷那里打听打听他。此次到京，必然有安禀来到宫保这里，暂时寓在什么地方，吴老爷大半知道。只要有地名儿，你坐火车到北京，三个钟头便能到。下车之后，一直投奔了去，自然就见着了。”善同作揖道谢，求他速去打听。卫士去了半个钟头，方才回来，笑道：“这事真费了周折了。我央求吴老爷，亲身到文案处，方才问出来。这个条儿上写得清楚，你看了自己去寻吧。”善同接过来，再三致谢，方才去了。看条儿上写的是：北京崇文门内，东四牌楼，报房胡同，门牌第十八号章宅。
善同知道地名，这才放了心，赶紧回客栈。第二天早八点快车，便到北京去了。十一点半到了北京车站。下车之后，也不到客栈，便照条儿上的地名，雇了一辆洋车，进了前门，一直拉到东四牌楼报房胡同。拉进胡同口儿，洋车便住下说到了。善同说：“我找章宅，你得把我拉到章宅门前，方能给钱呢。”拉车的说：“章宅多得很呢，你自己寻去，我哪里认得？横竖拉到报房胡同便完了，谁能挨着门替你数去。”善同无法，只得开付了车钱，自己由西往东，挨着门数下去，并没有一个章宅。心中焦躁，说再要寻不着，如何是好。忽然了悟，方才数的是路北各家，如今再翻回去，由东往西，数一数路南的人家，必能寻着了。果然数了六七个门，见一座黑漆大门，门框上挂着一个牌子，是陆军部章四个字，不觉心中大喜。又怕错了，仔细看一看，门牌果是十八号。心说这一定是了，连忙迈步要往里走。只见门房中出来一个仆人，年纪三十上下，长得很机灵的。一看善同穿着粗布夹袄，蓝布破鞋，浑身的尘垢，便拿他认作要饭的乞丐了，忙瞪着眼申饬道：“快去快去！这里不打发。”善同只得纳着气儿，含笑说道：“管家，我不是要饭的，我同你们老爷是乡亲，特地来看望他，烦你给通禀一声吧。”仆人道：“我们老爷，向来不认乡亲。你这个秋风，是打不上的。依我劝你，到别的乡亲家去吧。”善同道：“你不知道，我同他不但是乡亲，而且是骨肉至亲。你只管上去回，决不至碰钉子。”仆人听这话，方才向他要片子，说：“你拿个片子，我替你跑一趟吧。”善同道：“我才从山东来，哪里有片子呢？”仆人道：“既然没有片子，你倒是姓甚名谁，我怎么替你说呀？”善同道：“你只向他说，山东淄川县蒲家庄的章善同，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