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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散席之后，许仁镜约着凌冰一同到醉琼林吃晚饭。他两人喝了几杯酒，益发触动满腹牢骚。许仁镜便大骂当道不是东西，你纵有千方百计，我们是一定之规，将来一定不投你的票，倒看你有什么法子制伏我们？难道还真有杀头的罪过吗？凌冰比较仁镜，略为沉着一点，他低声说：“大哥说话要压一点音，防备属垣有耳。”仁镜道：“谁怕这个？难道还不许我们张嘴吗？”二人吃过饭，从馆子出来，就觉着身后有两个人，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凌冰觉着这件事有点不妥，他回到寓中，一夜也不曾合眼。自己盘算我又没有家在这里，为什么担这险？将来还得昧着良心投项子城的票。莫若三十六着，走为上计，倒看他们还有什么方法制伏我？想到这里，便将要紧的东西放在手提包中，其余不要紧的铺盖行李全都抛弃不要了。自己有包月车子，他也不坐，只雇了一辆破胶皮车，直奔东车站去。
到了票房前，才要下车，忽听有人招呼。他回头看，原来正是许仁镜。凌冰心说，这可真成了英雄之见大略相同，我两人竟会走到一条路上。两人略谈了几句，凌冰说：“你要打票，我替你一齐打好吧，不是到天津去吗？”仁镜点点头，凌冰一个人走进票房，取出十块钱一张钞票来，向售票员说道：“天津二等两张。”售票员看看他，微笑摇头，却不肯接他的票子。凌冰诧异极了，说：“你这里是票房不是？你是卖票的不是？”售票员笑道：“先生问的全是，这里是票房，在下就是卖票的。”凌冰道：“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卖给我呢？莫非还没到时候吗？”售票员道：“时候到不到倒没有什么关系，我如今请问您是否两院议员？”凌冰很有气地问道：“两院议员与买票有什么关系呢？莫非两院议员可以不买票白坐车吗？”售票员哑然笑道：“那敢情倒好了，我们也可以省去一番手续。实对您说吧，我们站长奉局长训令，局长又奉交通部训令，在大选未正式举行以前，所有现在京城的两院议员一位也不许离京。我们这站台上同票房内全有侦探驻守，在一旁监视着，不拘哪位议员老爷，只要一进站，他们就知照票房，指点某某人是两院议员，不许卖给他票。方才您同门外的那一位，他们已经知照过了。您是人民代表，再圣明不过的，请想我们一个小小职员，上有局长命令，旁有侦探监督，有多大胆子敢通融卖给您一张票？这事只好请您原谅吧。”一席话说得凌冰哭不得，笑不得，又是气，又是恨，向售票员说道：“既然这样，请你把侦探请出来，我同他交涉吧。”售票员尚未答言，只见从里间走出一个人来，细高的身材，穿一身白布西服，一手拿着草帽，向凌冰深深鞠躬，满脸堆着笑容，说：“凌先生，请您后屋坐，在下有一言奉告。”凌冰一看他这神气，心里的气可就大了，冷笑一声，说：“足下就是上峰派来的侦探吗？”那人连说：“岂敢，在下叫马瑞，在警察厅当一份小差使，也够不上侦探资格。只因奉着上令，专在这站台上，守候诸位议员老爷有几句话奉告。”凌冰很不耐烦地说：“我没工夫同你废话，我只问你，凭着什么理由，援引哪条法律，可以拘束我的行动自由？”马瑞一点也不着急，仍是和颜悦色地答道：“滨先生，您是人民代表，什么事您不明白？我们一个小小职员，天大胆子也不敢拘束您的行动自由，只因警察厅吴总监当面有交派：以后两院议员，如有买票出京的，务必婉言劝回。他也不曾对我们申述什么理由，援引什么法律，可叫我怎样答复先生的质问？先生如能体念我们当小差使的苦楚，就请您避万分委屈，暂回尊寓。好在大选为期已近，不过仅仅一两个月工夫，等到竣事之后，您想哪时出京，便可以哪时出京，何必忙在这一时呢？”马瑞说话的态度，虽然极其和平，但是话外余音，直然是矫情无赖。凌冰在民党多年，性气极暴，他焉能忍受得了，不待马瑞说完，便大声喝道：“放屁！出京与大选有什么关系？就是今天大选，我要出京，也尽可以自由，何况还离着两个月呢？你要阻拦我也成，必须吴必翔亲自出来，同我答话，不然就得卖给我票，没有旁的话可说。”凌冰说到这里，许仁镜也跑进来了，大声喝道：“没有闲工夫同他们废话。”一直过去，拉住售票员，说：“快快拿票来！车已经开到了，要误了我上车的钟点，你得赔偿损失。不然咱们是法庭相见。”售票员道：“你二位是议员，是人民代表，张口讲法律，合口讲法律，法律上各有各的职权，各有各的地位。你二位凭什么资格，可以闯入我们的票房？有什么权力，可以强制我们非卖给你票不可？假如我以车站售票员资格，不经议院许可，不佩戴出席旁听证，便一直闯进你们的贵议院，你们可以容许我吗？你们议员是代表人民发言的，但是我们要闯到议席，硬逼着叫你们发言，你们也能够认可吗？天下事全是一理，请你二位设身处地想一想，似乎可以不必在我们这票房发脾气了。”售票员发了这一大套议论，仓促间竟把许凌两人给问住了，略一停顿，马瑞也不知走到哪里去了。许仁镜又瞪着眼问售票员道：“必须怎样你才能卖给我们票呢？”售票员道：“此事很好解决，我的顶头上司，就是本站站长，你二位只要问好了他，由他关照一句话，我即刻以车票奉上。”凌冰道：“站长在哪里？请他出来说话。”售票员笑道：“事不凑巧，站长因为有病，已经三天没到站上来了。你二位除非是家里去寻他，他住家在西四牌楼太平街，您一打听就知道了。”凌冰明白他这是托词，故意延宕，便向许仁镜使了一个眼色，两人悻悻地走出票房。凌冰叹了一口气，说：“咱们先回去吧，再想主意，大概这样走是走不脱的。”许仁镜虽憋着一肚子闷气，但是在站台上也无可发泄。
两人赌气跑回去，在凌冰寓所里，彼此又商议了多时。依着凌冰的意思，过几天等形势缓和缓和，再做脱身之计。偏偏这位许先生犯起半吊子脾气来，非即日出京不可。凌冰踌躇了多时，忽然心生一计，附在仁镜耳边，告以如此这般。仁镜鼓掌赞道：“妙计妙计！咱两人就是这样定规，白天还是分开的好，省得那一群疯狗注意。好在大通车得夜间九点才能开呢，咱们八点准在站台上见。等通车到了，偷偷地摸上三等，神不知鬼不觉就走了，管他有票没票。有什么饥荒，在车上再打去，横竖不过罚几个钱，怕他怎地？”凌冰点头称是。二人一东一西，在前门外闲遛了一回，又钻进小饭馆中，胡乱吃了些东西。在太阳将落时候，不约而同地一齐来到站台上。看门的向他要票，他们说是送朋友，也不曾十分阻拦，便放他们进站了。两人很是欣幸，以为这一进了站台，便可以毫无阻挡，又不敢公然在人群里站着，恐怕露了马脚，探头探脑，仿佛做贼似的，只拣背静去处躲避。好容易盼着车到了，车上的人如潮水一般向下涌。本来这边车是从关外开来的，人客非常之多，直等着车上的人全下净了，两人这才要上三等车。两条腿才跨进车门，只见四个青年壮汉也随着上来，一声也不言语，两个人架着一个，怎样上得车去，又怎样拉下车来。两人这一惊非同小可：莫非是有了架票的了，辇毂之下，不能够啊？再说不架头二等车上的人，为什么惠顾到三等呢？一定有缘故。仁镜沉不住气，便大声喊起来。他以为这一喊，路警必得过来，这四个强徒便不难就获。路警果然来了，不但路警，还有许多好事的客人，也都随着拢围上来。仁镜高声说：“这四个是强盗，他们是预备要行抢的。”哪知这四人丝毫也不畏惧，侃侃地说道：“诸位乡亲，诸位同胞，你们要听清了，我等四人是大中华民国的公民一分子，也可以说是大中华民国主人翁的一分子。他们这两位，上车要走的，一位是参议院议员，一位是众议院议员，当初全是我们全国同胞投票选出来的。我们选他等当议员，每月还给他数百元薪俸，这就好比是大家的雇佣，雇他等出来，替我们人民说话办事。假如当说的话，他们不说，当办的事，他们不办，却偏要忙里偷闲，到外埠去荒唐玩耍，请问诸位同胞，我们是否应当干涉他的行动？”众人听了，都一齐应道：“该当干涉！该当干涉！”尤其是路警更格外喊得起劲，四人又继续说道：“目前伏假已过，正在开会期间，请问诸位，他们当议员的是应该出席议事，还是应该到天津去玩？”众人又齐声应道：“该去议事，凭什么拿着民脂民膏，到天津去玩呢？”四人见得了大家同情，便益发轩眉吐气地说道：“诸位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目前不止在议事期间，而且还有一个特大问题，急待他们议员解决。假如他们要全都甩手一走，这个大问题，便停止不能前进。这个问题一停止，便即刻把我们中华民国，陷入无政府状态，使我们四万万同胞，全都失其保障，这是再危险不过的一件事。我们不知道也罢了，既然知道，能够眼睁睁地放他们一走吗？”四人说到这里，便有好多嘴的，问他是什么大问题。四人很郑重地答道：“眼前快要选举正式总统了，这个正式总统，关系国家强弱、民众安危，乃是中华民国开宗明义的一个大关键。他们要稍有人心的，就应当体贴人民意中欲选之人，大家联为一致，早早宣布出来。静候到了临时，完成这一幕手续，以慰四万万同胞望治之心，这才不辜负大家选他们的本意。如今这两个议员心怀叵测，不前不后，单单在大选前一个月私自逃席，他们明明是想拆中华民国的台，明明是要陷全国同胞于危难之境，我等四人为义愤所激，这才出头阻拦。他们要稍有良心，就应当在我们大家面前谢罪，赶紧地回寓。从此洗心涤虑，专候到时投票选出正式总统，也算稍有一点悔悟之诚，我们也不便过为已甚。倘然他们执迷不悟，非走不可，我们大家以主人翁资格，说不得便要执行惩罚。就是官府也不能袒护议员，反加主人翁以如何罪状。请诸位评一评，我们的理由可充足，办法可正当吗？”
本来这时候，北京人民对于两院议员感情是非常恶劣。在大家眼光中，看这一班人直然是特殊阶级的高等流氓。这其间一面是由于项子城部下种种宣传，一面也是他们咎由自取。这些人初来北京，陷入这种繁华热闹骄奢淫逸的旋涡，有几个不是目迷五色？本来这些人，大约可分为三等。有一等是旧官僚，如今虽改造为议员，究竟他是开过眼、享过福的，倒还可以保持那官僚本色，并不显得怎样张狂。说真了，这也是历史的关系。在君主时代，北京这块地方，是显不出官来的。无论你在外省是多大的官，甚至督抚将军，只要进了北京城，立刻得偃旗息鼓，同平民一样。最大的限度，不过出门坐上一辆大鞍车，带上一个长班，其余任什么派头也没有了。尤其不敢花天酒地，在各班子下处胡闹。因为一座都察院中，几十位御史，全是睁大了眼睛，专等寻他们破绽的。你今天如果有越轨行为，明天就许有人递折子参你，所以他们不敢不特别谨慎。目前虽改民国，他们的本身虽也由官僚改为议员，到底旧日的风规，多少还要保存一点，不敢任性妄为。这是属于官僚一面的。更有一部分，是属于各地阔财主一面的。他们家里，多半是种着几百顷良田，做着几十桩大生意，银行里存着多少万现款，专凭这种财主资格，再加以金钱运动，居然当为国会议员。这种议员，虽说是来自田间，根本上却不明白什么叫稼穑艰难，民生疾苦，简直就是一种土头土脑变相的公子哥儿。他们从前，本不曾到过北京，如今贸然借着当议员的机会，奉天承运，来至都城。自己有买卖的，便住在自己商铺之中；没有买卖的，便住在大旅馆内。在未动身以前，早从原籍成千累万地汇现款到北京。他们自报到出席之后，不过借议员头衔作一种门面幌子，其实终日寻一班同乡——久在北京做事而又长于应酬的，请他们做向导。各就性之所近，寻觅乐境。比如好女色的，便驰骋于八埠之间，问柳寻花，彻夜不倦；好赌博的，便钻进各大俱乐部，不是竹战，便是番牌。再不然便是摇摊押宝，一掷千金，毫无吝惜；更有好听戏的，捧像姑的，捧坤伶的，五花八门，极意声色。这是属于财主议员一方面的。第三类是民党议员，这种议员多半是在满清时代奔走革命，曾经各省通缉，流亡海外，不敢回国的。在革命方面，或冒险实行，或口头鼓吹，总算有一点成绩。辛亥革命成功，党内为酬庸起见，当然变着方法，好叫他们当选议员。这些位先生，自经当选之后，来至北京，当然志气发舒，不可一世。本来也难怪，从前是私人，不敢进都城一步，如今一变而为民意代表，神圣不可侵犯的议员，抚今思昔，怎能不踌躇满志？再说从前当亡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