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年2月入京，这时鉴真已是66岁的老人了。五次未能成行，历经无数磨难，这些经历与另外一位著名的唐朝和尚玄奘西去天竺取经的经历也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鉴真东渡历时11年，先后六次方成功，可见其赴日传教的决心之大。（个人认为，这里与佛教所谓的执着相抵触，不过与主题无关，就不多说了）和鉴真一起到日本的有法进、县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弟子共24人，带到日本的物品有佛像8种、佛具7种、佛经34种、字帖3种。鉴真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朝廷对他极为崇敬，授与传灯大师称号，其他僧人也各授位赐物。公元754年4月5日，鉴真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筑坛授戒。亲主戒坛，首先为皇族授戒，其次为澄修等440名僧人授戒。天平胜宝8年（公元756年）鉴真被任命为大僧都。天平宝字3年（公元759年）按唐朝寺院布局，完成唐招提寺的建筑，鉴真从东大寺迁居寺内，使律宗在日本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教派。
天平宝字7年（公元763年）5月6日，鉴真圆寂，享年76岁。弟子忍基制作一尊鉴真的干漆坐像，思托撰写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以悼念这位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高僧。并且现在唐招提寺和鉴真的干漆坐像都保存完好，由此可见日本对鉴真的重视。
七、平安时期与唐、渤海郡的通好
平安初期百年间，日本政府继续推行日中经济文化交流政策，延历23年（公元804年）和承和5年（公元838年）又先后派出遣唐使船，仍有不少留学生、学问僧随船入唐，如空海、桔逸势、最澄、圆仁、春苑玉成、营原桶成等。他们回国后积极传播中国文化。至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大起义，唐王朝摇摇欲坠。当时日本贵族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对外趋向消极。宽平6年（公元894年），新任的遣唐使营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引用在唐学问僧中蹈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不久之后唐朝灭亡。
从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日本同唐朝中国东北的渤海郡交往也相当活跃，使者往来不绝。自公元727年开始通好至公元926年渤海郡为契丹灭亡的200年间，渤海使来日凡36次，日本使者去渤海13次（公元811年以前）。渤海使者同他们的商船队多从朝鲜半岛北部越日本海，驶抵北陆地方，对此，日本方面在能登国（石川县）建“客院”款待。渤海运往日本的货物以毛皮、人参等土特产品为主，兼有出色的“唐物”。日本的交换品则多系绢、棉类。由于渤海受唐文化影响至深，所以它同日本的交往便形成日中文化交流的另一重要渠道。例如，在日本从公元861年一直使用到公元1684年的著名唐朝宣明历，就是公元859年由渤海使者带到日本的。
日本政府在停派“遣庸使”船的同时，也禁止一切日船外航。日本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使日中关系中断，而且也给民间往来带来诸多困难。所幸此后中国商船去日颇多，有不少日本僧就便搭乘到中国访问，两国民间联系得以继续下来。后来中国五代时，越国（公元893年—公元974年）统治者曾几次通过中国商人向日本政府致意，赠送礼物，以示友好，日本左大臣藤原忠平等也都曾书信回礼。天德元年（公元957年）和3年（公元959年），吴越国曾两次遣使赴日访问。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公元979年太宗统一了中国。日本东大寺僧裔然于永观元年（公元983年）乘吴越陈仁爽、陈仁满的船到中国，受到宋太宗的接见。永延元年（公元987年）商然回国；带回构檀释迦像及经论置于莲台寺。次年商然派弟子嘉因来宋，向宋帝献礼物。延久4年（公元1072年），成寻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国清寺巡拜，还受到宋神宗的接见。神宗委托成寻的弟子带给日本朝廷一封亲笔信和不少礼物，表示谋求睦邻友好的意愿。承历2年（公元1078年）日本政府遣答礼使僧仲回乘宋商孙忠的船只持复信回访。
随着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商船赴日更多，从10世纪中期至12世纪初时150年间，驶日船只不下六七十次。中国商船大抵皆在九州博多停泊卸货。交易一如过去，由大宰府主持，在京都派去的“交易唐物使”监督下，严格按先官后私的准则进行。然而实际京都贵族和地方豪族们总是干犯禁令，争先派人到博多抢购所渴望的“唐物”。平清盛执政后，在他鼓励下，日商船开始驶宋并与日俱增。宋商运往日本的货物主要有生丝、锦缎、生铁、瓷器、药材、香料，还有宋版书、佛画、佛具、铜钱等。日本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有铜、硫黄、木材、砂金、刀剑、漆器、扇等。日本的工艺品在中国市场颇受欢迎，尤其日本刀坚锐美观，为中国人所喜爱。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作《日本刀歌》赞之。
八、镰仓时代的日中通好
平安末期逐渐走向正常化的日中关系，镰仓幕府继续予以推进。建保4年（公元1216年）第三代将军源实朝（公元1192年—公元1219年）准备亲率60名随员访宋，只是因为新建大船不能在镰仓的由比海滨下水，才没有成行。镰仓幕府积极与南宋贸易的主要原因是获取南宋的铜钱，因为那时日本自己不铸造铜钱，国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铜钱。因而日本商船到南宋去的日益增多，如寿永2年（公元1183年）、建久4年（公元1193年）、正治元年（公元1199年）、正治2年（公元1200年）、建仁2年（公元1202年）均有日本商船到甫宋。
这时期对外贸易管理权从大宰府转移到镇西奉行（镰仓幕府统治九州地方的官职）手中，民间贸易得到承认，有了迅速发展。13世纪初拥有船员100名以上的大船每年约有40至50艘到南宋，史载，“侯人，冒鲸波之险，舶炉相衔，以其物来售。”至13世纪中叶，偏安江南的南宋由于铜钱大量外流，苦于铜钱不足，乃提出限制贸易船只的要求。幕府同意这种要求，实行贸易统制，限定船数为5只，幕府则派名为“御分唐船”的御用（幕府）贸易船，直接进入海外市？Ｖ泄倘死慈盏囊捕啵渲杏幸恍┒ň硬┒啵谡饫锶⑵奚冢从诹焦洹Ｓ捎谌毡竟谏桃档姆⒄梗曰醣业男枨笤龃螅运吻氖淙胧制惹小３芯弥液？0年，京都的重臣西园寺公经曾遣商船向宋帝献上扁相制房屋，获得回礼10万贯和其他礼物。除铜钱外，输入品中还有江南特产高级丝织品（绢、续、锦）；陶瓷器、茶、香料、药品、书籍、文具、绘画、珍贵木材等。输出品一如以前，主要有砂金、真珠、水银、硫黄、刀剑、扇、美术工艺品等。及至元代，由于元朝征日（后述），两国政府间的关系中断，但民间依然进行贸易，幕府对日商出海已不加限制，元政府对日亦采取开放政策，准日商以金易元钱，还命令沿岸所在官司同日船贸易。另外镰仓时代有大量日僧来宋、元访问，据统计，入南宋僧不下百余人，入元僧更多于此。
九、室町幕府时期的日中通好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于是下令九州探题取缔倭寇，并于应永8年（公元1401年）5月以博多商人肥宫及僧人祖阿为使臣赴南京，致书惠帝，表明恢复邦交意愿。应永11华（明永乐2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允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政府对此种贸易不只减免关税，且承担“日本国王”使节及其众多随员（实际是商人）在明期间全部食宿费用，发给衣服，**供应他们归途一个月的海上旅程用粮。部分贸易品是以足利将军向明帝贡献方物、明帝回赠“颁赐物”的方式进行交椎模话闼道矗卦返募壑荡蟠蟪毕追轿锏募壑怠＞蟛糠置骋灼方灰撞扇∶髡酆妥杂山灰追绞健？足利义满对自己一手创立起来的日明贸易很觉满意，凡明使到日，他总是去兵库迎接。应永15年（公元1408年）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立即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海的活动又继猖獗。一直到义教恢复日明关系的19年问，倭寇侵扰达17次之多。正长元年（公元1428年）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永享4年（公元1432年）任命入日明僧龙室道渊为正使，携带国书赴明。次年（公元1433年）5月龙室到北京，向宣宗献方物和国书，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以代替《永乐条约》条约规定10年一贡，贡船不超过3艘，人员不超过300，刀剑不超过3000。同时以宣德勘合代替永乐勘合。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至天文16年（公元1547年），日本派出贸易团11次，时间持续百年以上。
日本的输出品为刀剑、硫黄、铜、扇、苏方木、屏风、漆器工艺品、砚。输入品为生丝、布、药材、砂糖、瓷器、书籍、字画、铜器、漆器、金缕、府香、铜钱等。日本对明的贸易利益很大，如刀每把在日本值800至1000文，明政府给价乎均2000文，获利1倍以上。
公元1404年至公元1547年问，日本派出勘合船队共17次，仅在公元1432年至公元1547年问的11次勘合贸易中，输出刀20万把，换回铜钱40万贯。输入品中仅生丝一种可获4。5倍至20倍之利。
日明贸易最初由幕府经营，后来转归守护大名，15世纪60年 代后，为大内氏及与之结合的博多商人、细川氏及与之结合的讶市
商人所掌握。至16世纪30年代又完全为大内氏所垄断。
十、德川幕府时期的中日关系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准备消灭丰臣遗族及异己势力的内战，以树立全国统一的专制政权，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1615年发给赴日的广东、南京商船朱印状，予以贸易自由，并托明船带信给福建总督，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但中日两国民间贸易一直末断。中国商船每年都有几十艘到长崎、平户等九州诸港。
川幕府成立后，德川家康曾企图以朝鲜、琉球为中介，重建中日邦交，恢复勘合贸易，由于中国方面警戒日本再次侵朝及国内矛盾，未能实现，但日中民间贸易始终在进行。幕府虽从公元1633年起不断发布锁国令，但同中国和荷兰仍保持通商。
公元1644年（正保4没）明朝灭亡，明遗臣退居东南沿海抗清，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等先后17次遣使赴日，要求德川幕府出兵援助，但幕府末予答应。
公元1683年（天和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宣布开放海禁。公元1685年（贞享2年）令福州、厦门官员运糖赴日销售，日中贸易额上升，日本成为入超国。日本没有相应出口货物，不得不以金银支付，引起金银大量外流。同年（公元1685年）幕府制定“贞享令”，放弃了明末的自由贸易政策，把日中贸易额定为每年白银6000贯（荷兰为3000贯），支付手段也由金银改为以铜为主。公元1715年（正德5年）又制定“正德领”除保持原定贸易额外，又限制赴日船只不得超过30艘（贸易额仍为6000贯），并须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后因铜也日减，幕府开始附带出口海参、鲍鱼、鱼翅、海带等海产品及黄铜、镀金、描金等器物及名瓷“伊万里烧”，这些商品在中国备受欢迎。中日贸易在当时日本锁国下，居日本外贸首位。中国货输日者，以丝、绸、各类纺织品、书籍、字画、文具、茶、瓷器、漆器、中药材、香料、皮革等为主，其中书籍数量特别多，幕府不但自己收藏翻刻，还令各藩翻印，使中国不少典籍国内失传者，却在日本得到保存。如日本学者林春斋将中国散佚在日的汉籍16种百余卷汇集成《佚存丛书》出版，使能再现于中国。
当时航日的中国船只多由南京、宁波、温州、厦门、漳州、广东等口岸启航，经舟山群岛，横断东海，
直驶长崎。日本对中国贸易多方限制，整个德川时代日中贸易只限长崎一港，且贸易方法也限制甚严。公元1637年（宽永14年）起，规定中国商人投宿日本人家，其投宿处称“差宿”，公元1666年（宽文6年）废差宿，指定街道投宿这种街道称为“宿町”。公元1688年（元禄元年）又进一步在长崎建立“唐人坊”，凡赴日中国商人必须住唐人坊的围墙内。尽管日本对中国贸易严格限制，中国文化还是随着贸易传入日本。
修3 21
（更新时间：2005…3…23 9：47：00 本章字数：3643）
面对这个形式，作为西部主管的我自然就是被找到了中央去商量对策了；面对这几个老狐狸；我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看法；〃现在阿北方联盟起内讧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绝好形势。
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势力的时候，人们记住了北方联盟的名字。当时为驱逐塔利班这个共同目标，阿富汗北部地区各个军事派别曾联合在一起并肩作战，而现在塔利班这个共同敌人失势后，他们又在为各自利益卷入危险的冲突之中。
并且正副国防部长互相较劲。阿富汗北方地区主要由乌兹别克族人、塔吉克族人和哈扎拉族人控制，这些过去的“朋友”现在互相敌视，不同派别间小规模的冲突和交火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目前人们最关注的是代表乌兹别克族人势力，同时也是阿富汗新政府中任副国防部长的杜斯塔姆将军和塔吉克族军阀阿塔·穆罕默德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状态。后者背后的支持者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中央�